《一個德國人的故事: 哈夫納回憶錄，1914-1933》， [德] 塞巴斯蒂安·哈夫納著，周全譯，譯林出版社 2017年9月版，380頁，55.00元
有一個問題是哈夫納沒有想到的：他流亡到英國寫自己國家的帝國元年“家醜”意味著什麼？但是他在關於是否應該逃離德國的章節中實際上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真正的愛國就是使它免於納粹暴政的踐踏。另外，更有意思的是他的猶太朋友弗朗克的父親對他說的那番話：“你難道真的相信，我捏造出駭人聽聞的消息，然後把它們寄到國外？你們當中難道真有人相信這檔子事？”；“我們猶太人可不會笨到在當下這個節骨眼，做出寫信到國外散播謠言的蠢事來。難道我們沒有在報紙上面讀過，通信自由早就被取消了？說也奇怪，我們居然還獲准繼續讀報紙！”（189頁）哈夫納沒有細說此事的經過，大致應該是老先生被人指責寫信到國外散佈關於德國的謠言，因此受到納粹的迫害。老先生堅持自己沒有寫過那樣的信，理由之一是早已在報紙上知道通信自由被取消了，我怎麼還能寫信給國外？ 哈夫納回答說沒有任何明白事理的人會相信這件事，但是他接著說不相信又怎麼樣呢，有什麼實質意義嗎？我們所有人都落入了他們手中，可以對我們為所欲為。然而老人仍然繼續追問：“為什麼他們在大權在握、想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的時候還要繼續撒謊？我就是想知道為什麼！”（191頁）這可是一個真問題，但是哈夫納沒有回答他。
毫無疑問，“第三帝國元年”中的小人物與大歷史的確有緊密而且直接的聯繫，他們的個人敘事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哈夫納的故事不僅來自個人生活中的觀察與感受，而且緊緊圍繞對納粹暴政的預感、認識和在現實面前的選擇，生動而真實地描繪了普通德國人在面對納粹政治步步緊逼、全面控制社會生活、殘酷摧毀憲政文明之時的心理狀態和行為選擇，深刻揭示了具有普遍性的國民心態和行為選擇如何迎來了第三帝國元年。歷史學家的研究著述就不用說了，即使是與同樣以回憶錄、日記等方式出現的其他個人敘事相比，哈夫納的這個故事也是講得非常獨特，許多內容太扎心；許多心理分析很冷酷，但真實得讓人喘不過氣。這部書寫完之後，直到2000年才第一次出版，馬上引起強烈反響。最重要的反響是，“許多歐美國家的讀者均表示：‘同樣的事情今天也可能在我國重新發生。’……‘哈夫納的作品提出一個很簡單的問題：當我們面對下一次考驗的時候，果真會有把握做出較佳的表現嗎？’”（“譯序”）
哈夫納出身於德國雅利安人中產家庭，父親是從事立法工作的國家公務員，一個酷愛古典文學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家裡有數萬冊藏書。他的家庭充滿了自由知識分子的精神氛圍：熱愛文學、哲學、法學、歷史學，關注政治與時局，在自由與暴政之間認真思考和反覆討論良知和個人命運的選擇等問題。1933年，哈夫納在大學法學院畢業，在柏林高等法院當實習生（“候補文官”）。這些法學畢業的實習生沒有權力、不拿工資，“但無論如何，許多法官簽署的判決書實乃出自‘候補文官’之手。他們在開庭時固然無權作出判決，卻有資格進行口頭報告，到頭來往往確實可以影響判決結果。”（120頁）去年，一位在美國的聯邦巡迴法院實習的青年學子向我講述了同樣的故事，並且補充說他寫的報告書都要收入卷宗檔案，事實上成為美國司法文獻庫中的一頁。
面對納粹暴政的步步緊逼，在這樣的家庭和教育背景中出來的自由知識分子首先感受到的是人格上的屈辱感。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出任德國總理，“第三帝國元年”正式揭幕。第二天，法院實習生哈夫納像往常坐在柏林高等法院圖書室翻閱卷宗資料，突然有一群衝鋒隊員衝進來要驅逐猶太人。當哈夫納正在因為閱覽室裡有幾個實習生高聲談笑著說“他們正準備把猶太人攆出去”而對那幾個傢伙暴露出來的納粹面貌深感震驚的時候，“一個身穿褐色制服的傢伙朝著我走過來，站在我的面前劈頭就問：‘你是雅利安人嗎？’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說：‘是的。’他用檢視的目光望了望我的鼻子以後就走開了。這時我的臉部湧上一股熱血——我慢了半拍才領悟到，自己已經蒙受奇恥大辱並打了敗仗，因為我說了‘是的’！我固然是‘雅利安人’無誤，所以我並沒有撒謊。只不過我讓更糟糕的事情發生了：竟然對著一個無權向我問話的人，很屈辱地作出了肯定的答覆……最可恥的事情就是，我用那個答案換來現在可以繼續不受打擾坐在卷宗後面！尤有甚者，當我面對第一次考驗時就失敗得一塌糊塗！我真想打自己一記耳光。”當他離開高等法院的時候，周圍一切如常，沒有人知道這個機構此時已經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也沒人知道“我剛剛才遭受了沉重的打擊，而且那個恥辱很難洗刷。”（177頁）他後來一再提到這件事。
另一件事發生在他父親身上。有一天他收到一份官方寄來的函件，裡面有一份長長的問卷，要求他詳實填寫，“凡未加答覆或所述有違實情者，將導致退休金之喪失……”。問卷的問題包括曾經參加過哪些政黨、社團及組織，而且要列舉自己曾經對國家民族作出的貢獻；最後必須在一份事先印好的書面聲明上簽字，表示自己將“毫無保留地效忠於‘民族奮起政府’”。“一言以蔽之，他為國服務長達四十五年以後，現在還要卑躬屈膝才有辦法保住自己的退休金。”他默然地凝視著這份問卷，哈夫納問他是否打算填寫，他沉默了很久以後反問：“難道你認為我不該填寫嗎？”輪到哈夫納沉默了。他父親接著說：“如果不填的話，我不曉得你和你的母親又該如何活下去。”；“如果不這樣的話，你又怎麼會有辦法去巴黎並撰寫博士論文呢？”幾天之後，他父親填寫了問卷，“趁著自己改變主意以前趕緊把回函投入郵筒。從此他雖然表面上並沒有出現任何改變，講話的語氣也不比過去激動，可是這一切都已經讓他心力交瘁。”（275—277頁）
屈辱產生於被迫接受，同時也產生於內心的搏鬥而且是落敗的結局。哈夫納在取得法官或律師的任職資格前必須通過中級文官考試，七月份突然宣佈參加考試者必須先集中到“團體生活營”參加軍訓，“彼等將於營區內接受軍事化訓練，體驗健康的團體生活，並接受正確的世界觀教育，為自己所須肩負的重責大任預作準備，以便成為德意志人民法官。”（289頁）別的先不說，入營的第一天就要穿制服、戴臂章。戴還是不戴，那個在他心裡認為是醜惡象徵的萬字臂章？他想到如果拒絕，甚至很英雄氣地把它踩在腳底下，只會顯得既瘋狂又可笑，同時也將意味著會被送入集中營，再也無法通過考試，違背了對父親的承諾，甚至就此一命嗚呼，“不但死得輕如鴻毛，而且是為了堂吉訶德式的行動而亡，連觀眾也沒有。那未免太離譜了！”同時他十分清楚的是，這裡每個人都扎著萬字臂章，其中許多人或許有相同的想法，“可是假如我做出那個戲劇化的動作，他們只會聳聳肩膀而已。”所以最好的做法還是戴上去。他在內心試圖為自己開脫，這只是一場遊戲，自己只不過在裡面扮演小角色而已。“然而，我的心頭又冒出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聲音：這一切都無濟於事，因為你已經套上了萬字臂章！”他還想到了未來在法庭上的審判，“那個法庭不接受這種藉口，只是鐵面無私記下發生過的任何事情。開庭時，法庭不會直視我的內心，反而只是盯著我的萬字臂章仔細端詳。”（327—329頁）
在屈辱的感受之外，對時局發展的感受和判斷更為直接地影響著行為選擇。哈夫納雖然從小成長在自由知識分子家庭，卻並非很早就有自己的政治立場，但奇特的是他有相當發達的精神上的嗅覺，依據一種主要來自美學價值上的嗅覺來對納粹做出了非常明確的判斷。他根本就懶得像有些知識分子那樣還想討論在納粹聲稱的目標和意圖背後還有什麼東西是值得討論的，他用鼻子就能聞到納粹不僅是他個人的敵人，而且是他所珍惜的一切事物的敵人。但是他也承認自己犯下了絕對的錯誤：沒有看出他們可以是多麼可怕的敵人。因此他像很多對納粹不能認同但是遠沒有足夠重視的人一樣，後來才認識到“那種態度在當時幫了納粹很大的忙，而且直到今天依然如此。”（123頁）1月30日，希特勒出任總理的那天晚上，哈夫納和他父親經過討論的共識是，這個新政府固然有機會製造出許多禍害，但不大可能長期執政下去。在寫這書的時候他才認識到，“當初我們都過於確信不可能會出現不同的發展……根本就沒有想到，萬一出現了最惡劣的狀況，又該採取何種手段來加以制止。”（127頁）輕視與確信，這的確是他們的重大失誤。
在重大事件面前的討論狀況，同樣折射出嚴重的問題。哈夫納說絕大多數德國人在1933年2月時相信的確是德國共產黨在國會大廈縱火，但是他認為當時人們的錯誤認識是：既然這樣，政府理所當然有權採取“強有力的干預行動”！甚至連一起在法院實習的同事也是這樣，他們有些人甚至並不真的相信官方的說法，但卻沒有提出質疑——“為什麼從此我們的電話交談可以被竊聽、信件可以被拆閱檢查、書桌可以被外力強行打開，彷彿那根本就沒有任何不對勁的地方。”他堅持認為以縱火案為理由剝奪個人權利是對個人的侮辱，“只不過因為有人宣稱某個共產黨員放火把國會大廈燒了，所以我就無法再閱讀自己想看的報紙。你們難道沒有同樣的奇怪感覺嗎？”（143頁）實際上他的感覺又豈止是奇怪而已。後來在“團結生活營”中有一個平時相當討人喜歡的同伴說他也不相信那些被告就是真正的縱火者，“可是，這又有什麼大不了的？反正已經有充分的證據足以陷人入罪，所以我們可以抬起頭來不必感到難過。多死幾個人或少死幾個人其實並沒有太大差別。”哈夫納說聽到這些議論後就應該“立刻拿起一把斧頭朝著講那種話的人劈頭砍下去。就是這個樣子，而且只有這麼做才對。”但是，真的能去砍嗎？先不說這樣做的後果，更重要的是自己最終還是默不作聲，說明“我們兩個之間難道會有很大差別嗎？那豈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嗎？”（331頁）真是足夠殘酷的思想鬥爭。同樣的一件事，也是在這個營地裡，有人說要“把巴黎炸得稀爛”，“這不正像是一把直直插入你心中的刀子嗎？為什麼你連一句話也沒有說？”（329頁）他反覆思考，不知道該說和能說什麼。在那種氛圍下，或許可以說“是該這麼做，不過好像有點可惜。”他馬上覺得如果這麼說就顯得太怯懦和矯飾了。如果正兒八經地糾正他、和他講道理，則完全是對牛彈琴，不會有任何效果。因此沉默才是上策。（330頁）這還是在這個圈子裡，都受過高等教育，是知識分子及未來的法官，不可能都是缺乏信念、個性全無的軟骨頭。他認為這一切都是“同志般的團體生活”所造成的結果，因為這種環境把人的智力水平被鎖定在最低的程度，而且無法接受任何形式的討論。在這裡，所有的“‘討論’立刻就會染上‘唱衰’和‘找麻煩’的色彩——那可是滔天大罪。”（336頁）
他也提到知識分子圈的討論。他發現自己面對的只是沒完沒了的空泛討論，反而像帷幔一般遮住了視線；人們挖空心思想把時局硬生生套入一個早已不合時宜、無法切中時弊的政治觀念體系之中。多年後更發現那時人們做出的解釋是那麼無謂、所提出的辯解是那麼愚蠢、所做的嘗試更是膚淺得不可救藥——雖然已清楚嗅到了恐怖與討厭的氣息，卻讓自己的理智削足適履來適應一切！所套用的各種“主義”完全脫離現實！“當我回想過去情景的時候，禁不住會出現一種不寒而慄的感覺。”（160 頁）關於猶太人的討論更是典型。當納粹開始迫害猶太人的時候，德國知識界掀起一股空談和討論的浪潮，每個人都感覺有必要或有權利針對猶太人來抒發己見，於是有些替猶太人辯護的人認為把“規規矩矩”的猶太人和其他猶太人區分開來，有些則指責在科學、文藝和醫藥等領域正因為猶太人而“充斥外來影響”，進而統計出那些幫猶太人講話的人在醫生、律師和新聞記者等行當中佔了多麼高的百分比。（166頁）哈夫納指出，納粹的意圖要把整個民族變得像是一群互相撕咬的惡犬，“換句話說，經過數千年文明發展才被壓抑下去的殘酷暴虐天性，現在又釋放了出來，而且還刻意遭到培植。”（167頁）
有一個問題哈夫納一直想不通，第三帝國伴隨各種殘暴行為而來，各黨派、各團體的反抗由於各種複雜原因而被阻止也就罷了，為什麼各地同樣沒有出現個人的反抗行為呢？他說這同時也是對自己的指責。他思考的結論是因為繼續照常運轉的日常生活機制，使人們覺得生活還可以進行下去，每日的例行公事還可以帶來安全感與生命的延續。對於雅利安人中產階級，不說反抗，就連逃離德國的念頭也都難以付諸實踐。哈夫納在1933年3月因為激憤而暴跳如雷，提出脫離公職、移居國外等狂野的建議，但是說出來以後都不了了之。（161頁）你不走，第三帝國的元年當然要降臨你的頭上。小人物與大歷史，就是這樣叫上了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