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商鞅，很多瞭解戰國曆史的朋友都應該對其不陌生，而由他所主持的“變法運動”也讓常年遭受山東諸國鄙夷目光的秦國實力大增，不僅經濟得到發展，就連軍隊的戰鬥力也在不斷加強，並最終使秦國成功發展成為當時最富強的集權國家。戰國初期，曾經在春秋時期獨霸中原的第一強國晉國被趙、韓、魏三家瓜分，史稱“三家分晉”，獲得獨立後，由於魏國地處中原四戰之地，稍有不慎就會面臨亡國的危險，於是雄心勃勃的魏文侯便當上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成為戰國最早推行變法圖強的君主，先是任用李悝在政治、經濟上進行變法改革，後又任用吳起進行軍事改革，訓練出了令天下談之色變的魏武卒。
由於早期的變法實施並不透徹，且處處受制於王公貴族的掣肘，所以魏國的強盛也只僅僅維繫到了魏惠王時期，只能用曇花一現來形容，後來繼李悝、吳起變法後，同時期的商鞅與申不害也走進了法家的大門，而提供給他們大展拳腳的舞臺便是秦國和韓國。公元前375年，韓國吞併鄭國，該國原先的官員大多也投向了韓國的懷抱，其中便有申不害，魏國崛起後，愛好征戰的魏惠王便派兵討伐韓國，韓國不敵，只得聽從申不害的建議：執圭朝見魏王，以示敬畏之意。魏軍退兵後，韓昭侯對其刮目相看，絲毫不顧及申不害是鄭人的身份，開始進行大力提拔，使其逐步成為韓昭侯的重要謀臣。
公元前351年，韓昭侯任用申不害為相，宣佈在韓國境內實行變法，而申不害雖然和商鞅同為法家出身，但他卻有自己的一套獨特理念，那就是著重強調君主的統治之術，俗稱“術治”。既然是變法改革，那總得有人因此“犧牲”，早期的魏國、楚國、秦國皆如此，那韓國也不例外，而在韓昭侯的支持下，申不害便首先向韓國的俠氏、公釐和段氏三大強族開刀，果斷收回其特權，摧毀其城堡，沒收其府庫財富來充盈國庫，此舉雖然導致很多老世族的利益受損，但也穩固了韓國的政治局面，使得韓國因此實力大增，而與魏武卒同名的韓勁卒也正是在這個時期登上了歷史的舞臺，以至於後人都為此津津樂道：“魏有武卒、韓有勁卒，趙之騎兵、秦之銳士。”
除了推行基本的法治之外，申不害還將自己的“獨門秘方”——“術治”運用到了實踐中來，督促君王積極整頓官吏隊伍，並時不時對官吏進行抽查，有功上位，無功讓位，而在他自創的理念中，“法”是公開的，是臣民的行動準則，而“術”卻是隱藏在君主心中，專門駕馭文武大臣的統治手段，也就是所謂的“恩威並施、雙管齊下”，然而這條路雖然看似順暢，但也為後來埋下了諸多隱患，其中最主要的一點便是“因人而異”，如果韓國後續的君主都和韓昭侯一樣賢良的話，那韓國或許還有希望稱霸，但明君是可遇不可求的，只能聽憑天意，可一旦遇到常君、昏君的話，這條法令便很容易成為導火索，因為在申不害的“法治”中，君王雖然也是體系的一員，但“術治”的誕生也為韓國變法增加了一分“人治”的風險，兩者看似是士兵手中的矛與盾，對外可以共同禦敵，可如果對內那簡直就是“自相矛盾”。
同一時期，韓國的近鄰秦國也在積極進行變法，但商鞅卻從吳起等人的變法中吸取了經驗教訓，一貫堅持“法治”，同樣是懲罰，秦國的太子犯法，作為太子傅秦孝公的兄弟便被以“教導無方”割去了鼻子，而在韓國的“術治”下，犯罪的人要不要受到懲罰，那完全就由君王的心情和臉色來定，總而言之，秦國的變法雖然也看君王的支持，但其變法終究立足於法，雖然商鞅最後被車裂了，但是變法的成果卻深入秦人之心，以至於後來的秦惠文王也不敢貿然廢除，於是法令便得以繼續執行，而反觀韓國，立足、執法的是君王，不是純粹的“法治”，多少帶一點“人治”，而等韓昭侯死後，這條法令也就很容易被廢除，但總得來說，申不害的變法雖然有諸多弊端，但也為韓國贏得了十數年的和平時光，使其成為與齊、楚、燕、趙、魏、秦並列的戰國七雄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