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 “兰州地下党不是反革命组织”
谢觉哉，1884年4月出生于湖南宁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已经50多岁的谢老，凭着顽强的意志，克服了比年轻人更多的困难，胜利到达陕北。长征中，谢老有一块毛毯，露营时，他总是与徐特立一同盖上。有时，由于双方都想让对方多盖点儿，结果谁也没有盖好。这件事深深地感动了周围的同志。
在一次行军中，谢老病倒了，连背包都背不动了，只得忍痛将毛毯扔掉。走在后面的董必武见路边有条毯子，一眼就认出是谢老的。他明白，谢老是轻易不会扔掉毯子的，定是身体虚弱走不动了才不得不扔掉。于是董必武拾起毯子塞进了自己的背包里。要知道，在那个艰苦的环境中，多背一条毯子，要付出多大的体力呀。到了宿营地，董必武把毛毯还给了谢老，谢老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从此，这条毯子谢老一直带在身边。
1942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想把兰州地下党组织打成“红旗党”的特务组织。有一天，康生突然找到谢老，盛气凌人地对他说：“根据某某人的交代，他的父亲是个老特务。看来，兰州地下党全是特务，是个‘红旗党’。你这个兰州办事处的党代表可真是麻木不仁啊！”谢老听了毫不含糊地反驳道：“那可不见得。兰州地下党是西北局派去的同志组成的，省委书记孙作宾同志也是西北派去的，怎么能说兰州地下党是‘红旗党’，全都是特务呢？”谢老略顿了一下又说，“至于有个别坏人混进兰州地下党，这也是可能的，因为那是在白区，条件所限，不可能对每个人都审查得那么透彻。”谢老最后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你这样认为是不对的。”
可是康生一伙仍不罢休，一会儿来软的，说这是为了“抢救”失足者；一会儿又来硬的，说谢老在庇护特务组织。谢老也毫不退让，坚持原则，据理力争。
“文革”中，康生仍不罢休，又旧账重提，逼着谢老写材料，欲把兰州地下党的同志们统统打成特务。当时谢老的处境也很困难，加上已80多岁的高龄，又重病在身。谢老对来者说：“我瘫痪了，写不了材料。你们硬逼我写，那我说，你们记，记完我左手签字。”来调查的人以为目的即将得逞，赶紧找来纸和笔做记录。只听谢老斩钉截铁地说：“兰州地下党不是反革命组织。那批地下党员不是特务，而是好党员。”来者得不到符合他们意愿的材料，只好悻悻而去。就这样，谢老不顾个人安危保护了一大批同志。
林伯渠 “伤病员比我更需要它”
林伯渠1885年3月20日出生于湖南临澧，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红军长征时，林老任红军总供给部长，主要任务是负责筹粮筹款。组织上给他配了一匹马，可他却很少骑，总是把文件和警卫的背包驮在马背上，自己则拄着一根从瑞金带来的棍子，高一脚低一脚地步行。警卫员多次劝他上马，他都风趣地说：“大家都用两条腿走，我现在已经多了一条‘腿’了，为什么一定要用四条腿呢？”
每次行军时，林老总是提着一盏小马灯，站在险隘难行的路口，照着让队伍通过。红军女战士李坚曾用山歌这样唱道：“年过半百老英雄，又当部长又当兵。山高水深何所惧，手举马灯照人行。”
进入草地后的一天深夜，林老从卫生队回来，看见警卫员小黄正往暖瓶里灌开水。他命令道：“灌满水后把它送到卫生队去，伤病员比我更需要它，别再把暖瓶拿回来了。”小黄知道这暖瓶的来历，那是红军打遵义时缴获的，小黄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长征途中，首长泡干粮、吃药都得靠它。小黄舍不得，但又不得不服从命令，将暖瓶送到了卫生队。
1944年春节，延安边区政府门前的墙报吸引了很多人，一个高个子外国记者挤在人群里，认真地抄写着一篇题为《我的生产节约计划》的文章。原来，这是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写的。
林老的生产节约计划使大家赞叹不已，那位外国记者也很受感动，就怀着好奇、敬仰的心情，采访了林老。记者来到林老的住处，只见窑洞里只有一张炕，炕上的被子打满了补丁，一张破旧的小方桌，桌边放着几把半旧的椅子。此时，林老坐在椅子上，埋头缝补着一条旧裤子。他笑着对记者说：“中国有句俗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条裤子，才穿了三年半呢！”
外国记者提出要看看他种的菜地，于是林老便拄着根手杖，带他来到了延河边的一块滩地上。
外国记者蹲下身来，抚弄着地里嫩绿的秧苗，赞不绝口：“你们共产党的干部，不仅发动群众干，还自己带头干，说到做到。真是了不起啊！我要把这里的一切告诉全世界。”他紧紧地握住林老的手说，“谢谢主席先生！我在陕北这块土地上，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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