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先生在民国时期绝对是一道别样的风景，其传统程度不亚于陈寅恪，他始终是前朝遗老的装束，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他给人的感觉就是好像活在另一个人间，不属于我们的尘世。
王国维先生的著作，出了一篇《人间词话》走进大众外，其他的都是高居庙堂之高，难以和中，像《宋元戏曲考》、《两周金石文韵读》，以及以甲骨文研究殷商史，这都是象牙之塔里的学问。
王国维先生的著作中，流露着别样的情感，是他在他的人间和俗世人间中交杂的烦乱，他说文学是天才毕生的游戏事业，这就牵扯到另一个话题，在西方讲的月亮和六便士的关系，一个是诗和远方一个是眼前的苟且。
他说：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学海无涯，人间也无涯，
望尽天涯路，即便是天才，也难！
因为天才不仅要活在书海里，更要活在人间里，要活在经史子集，也要有柴米油盐，但好似王国维截然不懂柴米油盐，只是在书堆里拧着眉头读书偶尔一个眼神，瞥见了柴米油盐，显得手足无措。
在一系列的历史洪流中，梁启超先生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跟着时代的前进者，早期投身科举，后来发现科举不能拯救中国的危机，便开始和康有为一起谋求立宪变法，后来发现康有为是欺世盗名、见风使舵的人，师徒间逐渐生隙，梁启超为了中国未来之命运，投身革命，不再坚守变法，相比之下，康有为是聪明人，梁启超是大智慧。
梁启超的文风气势非凡，忧国忧民，雄文可横扫旧世界，带有古之仁人志士的家国天下情怀，一直致力于社会和民族未来的出路。对于文化的革新，也起到关键作用，吴其昌先生称赞梁启超先生的文体改革道：文体的改革，是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杂以俚语的新文体（报章体），才使得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
梁启超先生少年才气纵横，他的文章他的笔锋就像是一把剑，披荆斩棘，开拓着国家的未来，对于历史的梳理，带有很强烈的政治社会色彩，不单纯的是史实梳理，更有分析解读，在为李鸿章作传时，就对李鸿章和那个时代下的定论。
相比于以上几位先生的严肃和刻板，王世襄先生和朱家溍先生倒是显得轻松些，他们不单单是皓首穷经，更是乐之者，两人都喜欢文物收藏鉴定。
特别王世襄先生更是一老玩主，带有“八旗子弟”的意味，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挈狗捉獾，从小对过去的玩的行当了如指掌，及长以后对于家具收藏，瓷器鉴定有极深的造诣，这是文化研究的一扇新的大门，用文物证实著作，更直观认识、了解过去那个时代的样子。
朱家溍先生按照家谱论，是朱熹的廿五世孙，其研究的东西是以自己的生活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其出身官宦世家，祖上六代人在皇宫为官，世代生活在北京，对于清朝历史和京剧和好多古典字画的研究，就像是家常便饭。雅好诗词，醉心戏曲，对于其中研究是打开的新的天地，对于戏曲服饰进行的细致的划分，对于碑帖、字画、玉石都有着匪浅的研究。
有水平的人玩着玩着就能把东西倒腾出来，而有的人一本正经的讲道理，却什么也讲不出来。因为这些老玩主看样子是玩物丧志，可是他们在不为人知的地方，不知不觉的下了很大功夫，国学造诣极深，读书极其广泛而且扎实。
而现在一般装深沉讲道理的人，端着肩膀玩弄几个名词字眼，在普通人眼里显得很不一样，稍微读过书的人就能听出来，这人肚里没东西，只是在装大尾巴狼，现在大学里这样的人多了，因为现在大学生读书少了，甚至四年从来不读书，还想装作有思想、有文化的样子，两个小时下来，什么也扯不出来，有点像好多半道出家做学问的人，论文和讲座中洋洋洒洒的玩弄专业术语和学术名词，实际上通篇下来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民国的时代渐行渐远，那个时代的风流也已经永远的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中，时代再变人也再变，我们今天的情况和过去截然不同，所以能造就能养育出的新的大家也不一样，而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家，要交给我们后代人评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