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顺得 10月30日
1987年汇中老师合影（供图：李艺）
前排左起：颜席俭 程绪英 阮德珩 罗倚虹 李直中(已去世) 王振铎 徐爱民 邓猴山(小北游) 宛春枝 孙一敏
后排左起：李艺 徐太法 高新民 尹宜中(已去世) 黄小华 毛春松 陈天宇 陈锦国 方华明 邓和光 孙玉保 陈传生 周荣茂 孟祥金
一
1990年，我进了汇中，所读班级是初一二班。当时刚满十岁不久，生得瘦瘦小小，在一群孩子中毫不起眼。却又因被取各种绰号而广为人知，颇有声名。
印象中我和许丽丽是同桌，前排坐着黄正，他一回头，三人就有说不完的话。这些话没油没盐，但暗藏心机，是一种智慧生长与人生演练。
黄正说，你和许是天生一对。并给取了个名：“许阮”。他用蹩脚的拼音把许阮两字放长，加速，合念成一个字。那意思是我和许丽丽两人在文字里搞男女关系。
我告诉他，你狗日的和人家许丽丽才是天生一对。不仅如此，你俩孩子的名我都取好了。黄正一愣，斜起眼睛无神地看着我。我沉吟片刻，说，那就叫着黄许郎吧！
实际上，我已经忘记和许丽丽同桌这回事。只是不经意间，想起黄正一脸坏笑回头说话的某个场景，才想起她也许真的坐在我身边。至于那年那月是否真有那么一回事，如今已查无对证了。
后来，我经常轻易地回想起，我和许丽丽度过了一段非常曼妙的时光。几乎天天头挨着头，眉开眼笑，小声地说着话儿。有时也会反唇相讥，在言语上你攻我守。她给我取绰号，“猴子精”，意为瘦到极点，简直比他妈的猴子还要瘦。我则称呼她为“白骨精”，不知缘由何意，大抵是讥讽女生善变。明明刚才还有说有笑，没翻几页书就开始翻脸了。
有一天，我冥思苦想，突然被吓出一身冷汗。心想要是狗日的黄正看过《西游记》，就不难发现，“猴子精”和“白骨精”其实是一对生死冤家，那才是标准的绝配啊！
说到取绰号，不能不提陶焰明。这个章节一旦绕过，就像谈中国古代小说不谈四大名著一样。当时人们给陶焰明取名“素分”，一直不得要领。后来入了四川，才知其寓意深刻：打麻将胡了个基本牌。
有一次上课，陶焰明用粉笔在课桌上练习书法，写下“周放屁”三个大字，并向其同桌周衍超挤眉弄眼。不料被老师看见了，不由勃然大怒，伸出九阴白骨爪，重重给了他几记耳光。
陶焰明永远只有两种表情，一种是嘻皮笑脸，一种是若无其事。他的后一种表情，将老师气得浑身发抖。陶焰明昂首走出教室，去厕所边，捧了一把池塘水将鼻血洗净。
陶焰明后来始终想不通，老子又不是写他，为何会遭此狠手？原来，这一天上的是周姓老师的生物课。陶焰明向“周放屁”展现粉笔书法，一得意就忘了形，没能避周老师的讳。由此可见，他挨打可谓水到渠成，就等周老师在几十人中看他一眼。当时，周老师打人后有一点心慌，他让陶焰明第一时间把鼻血清理干净，好像一个干了坏事的人急于毁灭罪证。
若干年后某一天，我问陶焰明，他说他忘记了。对于陶焰明而言，他的坏记性是回忆往事的灵丹妙药。
生物是很枯燥的一门学科，好在不参加考试，枯不枯燥也就无所谓了。不过，讲到生物多样性，周老师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他说澳大利亚有一个动物，叫考拉，那是非常的可爱。于是，周衍超等人一致商议，将考拉这个名字送给我，一送就是三年。
我一直在想，如果周老师不谈及考拉，周衍超这帮鸟人就不知道考拉。如果周衍超这帮鸟人不知道考拉，就无法给我取想象力的名字。久而久之，我一厢情愿地认为是周老师“伤害”了我。后来有人告诉我，如果我不来汇中，根本就不会听到周老师讲考拉。我细一想，这话在理。
于是，我天天想着给同学取绰号。追求命名权是追求进步一种表现，但由于话语权的缺失，似乎从未成功过。我甚至受到了来自父亲的警告。因为他和陈礼、杨林果的父亲当年都是同学。他曾经质问过我，你是不是对人家陈礼讲过，你在城里（陈礼），你老头子不就在城外（陈外）了？我摇了摇头，说，我不知道。后来我问父亲，他说，他从来没有这样问过我。
到了初二，不知什么原因，学校开始整顿校风。有人说是孙校长为了保护女儿，一个叫孙雅琴的漂亮女生收到一沓情书，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大家说得有眉有眼，还说其中一个小子姓陈，就是我们二班的。不管怎样，这风算是刮起来了。
那一年，文革结束不过十几年，83年严打结束也不了八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一次，汇中终于接过了整风大旗。
整风要求，各班要挑选一批后进生参加“学习班”。于是，挑选“学员”成为一个问题。
据传，我们的班主任孙一敏天资过人，就是因为祖上成份不好，才沦落为一名教书匠。孙一敏深知，参加所谓“学习班”对于一个孩子意味着什么。于是，他把决定权交给全班同学，由大家来投票决定人选。
孙一敏古文功底深厚，但对西学从未涉猎。不知古希腊先贤柏拉图，就是死于民主与选票之手。结果很不幸，我以微弱优势战胜周衍超，成为我们二班的柏拉图。为此，我郁闷了很长一段时间。落下好处在于，从那时起，我开始学会挑战真理与权威。
1994年，进了初三复读班。一日午后大风起，气温陡然降到十来度。与来自洲头的复读生唐张兵打赌，着单衣于厕所风口处站立一小时，赌注为五元钱。一时围观者众，堪称里三层外三层。可以说，那是我们汇中校史上的传奇与绝唱。
那一年，恰逢期末考试作文题为《我真佩服他》。于是，复读班有十余人佩服了我。其余外班，也多有响应。毫不夸张地说，这绝对是吹牛的资本，我这辈子好歹也引领过一时一地之文风。
二
那是1990年秋天，一个星期天的傍晚，父亲骑车送我去学校。从三洲到汇口，要经过一段长长的江堤。父亲要伺候田间的棉花，自然没闲功夫伺候我。这一次太阳已经下山，他趁田里的棉花都睡着了，抽空送我一程。
父亲推车走上黄堤，我背着书包，手提菜罐紧跟其后。迎面一男子摇摇晃晃地从车上跳下。这个人我不认识，父亲也不认识。他惊呼，这么小就上初中了？
是啊！父亲应了一下。他有点兴奋，整个人的声音甚至都为之颤抖起来。可他并没有意识到，我只能独自一人去迎接成长时代的到来。
父亲每天都在为庄稼的事发愁，我每天都在为吃饭的事发愁。
我们上学，一般要准备两罐菜。最常用的是那种普通罐头瓶，外加一个胶盖；或者是绿色塑料筒，原本用来装麦乳精的；再后来，又出现了扭盖式罐头瓶。
一罐装新鲜菜，去学校只能吃一两顿，久了就变味了。另一罐装咸菜，接下来要吃好几天。要是不够的话，周三可不上晚自习，徒步回家讨菜。这条不成文的规定，是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
只要一放学，我和汤进、杨林果等人就会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食堂。有时第四节自习课，只要老师不在，就会提前几分钟开溜。
可是，等我们赶到食堂，一班的鲍光辉、李勇等人早已挤在窗口了。这帮家伙跑得并不快，只是他们的教室和食堂离得最近。好比一次不对等的赛跑，九十步当然可以笑一百步。
整个学校几百号学生，只有区区一个窗口，而且从不排队。因此，只要到了饭点，路上都是奔跑竞速的学生。
毫不夸张地说，汇中食堂好似古希腊竞技场，可以野蛮体魄，可以强健人格。一个人只要有力气，就能优先吃上饭。古人云，食色性也。对食用权和交配权的争夺，无疑是达尔文物择天竞学说的重要体现。
我不信邪，有一次硬生生挤在最前面，结果差一点被挤休克了。我甚至还和一个叫陶勇的初三学生干了一架。当然，所谓干架就是我骂了他，然后他打了我。
还有一天中午打饭，有一大高个，人站在我后面，但手伸到我前面去了。或许由于手臂过长，传感神经走了不少弯路，以至于连饭票也捏不住，一下子落进我的饭缸里。那一刻我什么都没想，直接将饭票含进嘴中。他把我拉到一边，上下搜身。我掏出空空如也的口袋，一脸真诚地对他说：你看，什么都没有吧！
这位老兄后来有没有考上高中，有没有考上大学，我无从知道。他最好去读医学专业的口腔系，只要拿出小手电，朝黑洞洞的嘴中晃一晃，那张一斤的饭票就无处遁身了。这样一来，对他来说，那个少年时代的谜团也就解开了。
打饭师傅姓张，有一不为人知的绰号“大毛子”。他有正儿八经的名字，但我忘记了，姑且称其为小张。小张在食堂打了一辈子饭，打着打着，就成了老张。老张中间曾短暂离开过，去异乡贩卖小鸡崽。由于死伤过半，不得已只好回来继续烧火做饭。由此可见，伺候我们这些学生比伺候小鸡崽要容易多了。
食堂有时会卖菜，最常见的是烧豆腐、炒豆芽，两角钱一份。时隔二十年之后，记忆已经有些恍惚。或许，这菜须先卖老师，然后再卖给学生。那时，每周只有一两块零花钱，还要买学习用具，吃一顿新鲜菜尤为不易。
给老师打饭的师傅姓周，其稀饭馒头是一绝，所做粉蒸肉又是一绝。馒头两毛钱一个，粉蒸肉一块五一份，先卖给老师及其子弟。倘若有剩下的，再卖给那些眼巴巴等候的学生。
一个人对故乡的记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其饭菜的记忆。
我做梦都在怀念那些咸菜的味道，辣椒片，辣椒酱，酸白菜，酸豆角，豆䜴，每一种咸菜都牵扯着我的味蕾和神经。后来走过很多地方，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四处搜寻咸菜，那是故乡记忆的惯性使然。再后来落户四川，因为蜀地是泡菜王国。而泡菜，不过是故乡咸菜的另一种形式罢了。
我经常手捧白饭，挨个讨要咸菜。虽然经常碰壁，但是痴心不改。桂光辉母亲所做的水豆䜴堪称一绝，有一点辣，又有一点酸，两种味道恰到好处，形成酸辣。每次我去讨要，他只会给一勺。经不住软硬兼施，他会补上一小勺。有时他会反问，你倒是说说看，老子明天吃什么？我说，明天就是星期三了。
胡根福经常手拿一根勺子，挨个碗里挑一挑，一边吃一边评价：好吃！每个碗里走一圈，不声不响就吃饱了。不仅不用去食堂打饭，就连洗碗的程序也都省了。
汇中饭票在校园及其周边店铺可以自由流通。那张从天而降的饭票，后来被我换成其他东西。胡根福手中的饭票，差不多也花在其他地方。
比如，那个不知名的老奶奶，每天早上会挑一担发糕在食堂附近叫卖。发糕一毛钱一个，四两饭票可以换两个。由于围观者甚多，免不了有人浑水摸鱼。老奶奶着急地说，一个一个地来！
学校门口有个小卖部，一个陈姓老师媳妇开的，瓜子一毛钱一盅。上课时，教室后面都是悉悉索索的嗑瓜子声。斜对门小付商店的老板娘，打一桶冰凉的井水，放入色素和香精，就炮制成五分钱一杯的冰水。
学校对面还有个烧饼铺子，烧饼又脆又甜，两毛钱一个。我曾在早读时间光顾，结果被李艺老师抓住了。李艺训斥了我一通，讲了一番大道理。当时，我内心非常忐忑，简直是害怕极了。一来担心烧饼被没收，二来担心烧饼一凉就不好吃了。
三
汇口镇不大不小，吸引着周围的各个村庄。因此，汇口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生活姿态。
一个轧花厂，能把农民耕种的棉花变成钞票。它自身又因具备这种功能，而将自己与农村隔离开来。一个油脂化工厂，将棉籽变成棉油，将菜籽变成菜油。那些榨油剩下的废料，称之棉饼或油菜饼，通过嘎吱嘎吱的板车，又一次回到广阔的田地。那时中国的乡镇，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无非在小范围内实现自给自足。
每一个乡镇都有一个供销社，里面充斥着煤油、酱油、盐、糖的气味，还有毛巾、布匹、搪瓷缸和白球鞋。这里是实现物品交换的地方。只要有钱，可以像城里人一样购买各种商品。但是，供销社并不能把一个农村人变成城里人。能把农村人变成城里人的地方，是学校和电影院。
起初，三洲有个学校叫新沟小学，附近桂营、杨社乃至杨林等地都在此读书。后来，又建了东方红中学。因为三洲有五六千人，在人多力量大的年代，不仅团结了自己也团结了别人。后来，东方红中学并入汇口中学。程绪英、孙一敏等人，就由东方红中学的老师变成了汇口中学的老师。
学校是让农村人变成城里人的唯一途径。电影，则可以让人在恍惚间扮演城里人的角色。
1991年秋天一个星期一的晚上，我和杨林果逃离了晚自习，去电影院看一个黄梅戏班的演出。我们前后看了两三部戏，戏名已忘记了。记忆中花了五毛钱，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笔精神食粮如果折算成物质食粮，那就相当于两个半烧饼，五个发糕，以及能吃一下午的瓜子。
这场真人演出给我带来的震撼，至今仍难以消弭。它好像在我心里放下一棵种子。虽然当时的土壤已经不复存在了，但这棵种子只要被记忆的风儿吹过，就会变成一颗参天大树。
我五岁那年，1984年，一个漆黑的夜晚，一条航船因为一个不可得知的原因停靠在长江边。那时还没有通电，所有夜晚都是由煤油灯接管的。我有幸登上了那条大船，和村里的大人一起看了电视，当时播放的是越剧《梁上泊和祝音台》。
三洲原是逃荒者的栖息地，也是说书唱戏艺人所乐于来到的异乡。在耳濡目染之下，每一个孩子的心里都种下了唱戏的种子。我看得似懂非懂，当看见蝴蝶飞上坟头，顿时陷入到无法理解的深渊之中。
也许，我四岁的理解与记忆还是一片空白，不足以进入到疑惑的境地。这种疑惑，分明就是后来的经历与记忆所修改与覆盖的。不过从那时起，我明白我所生活的世界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那个黑色小匣子给我带来的联想与延伸。
这一次，我看了黄梅戏班的演出，相当于在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中看到另一个活生生的世界。我们隔得那样远又那样近。我们之间的距离，伸手可及。我心有不甘，想在两者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哪怕是一点点也成。
我拼命地朝台上挤眉弄眼，甚至从地上拾起果皮扔到台上。有一次甚至砸到一个演员身上。但那些舞台上的人们，他们是整个剧情的奴隶，从头到尾都没有看我一眼，哪怕是一点点生气的表示都没有。到了终场，灯光亮起的时候。我明白，这帮人终究要回归到台布之后，与我们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
电影院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同时又是宣传的高地，至少在那时的中国是这个样子的。而农村的广阔天地，则是各类戏班子的天然舞台。
听父亲说，年轻的孙一敏就是这样认识了自己的堂客。后来，我见过那个看上去与其他农妇毫无区别的女人。谁也不曾想到，她当年曾在随意圈起的一个舞台上唱戏，在人群的隙缝中多看了孙一敏一眼。于是，她把才子佳人的故事由舞台唱进现实，从此结束了四处漂泊的日子。
许多年后，露天草台戏班子进入了电影院，那种热爱戏剧的基因，则由孙一敏身上传承到我和杨林果身上。
第二天，我和杨林果主动找到了孙一敏认错。谁知他却微笑着，没有一句批评。他似乎很少有批评，最大的不满就是摘下老花眼镜，瞪着后方不听话的孩子一言不发，之后再语重心长地说上几句。
到了初三，有一天晚上睡觉说话。隔壁班的班主任破门而入，给了每人一记耳光。那耳光，好像一发炮弹打在脸上，差一点就开了花。一直到第二天，我的脸仍隐隐发烫。该老师破门而入一瞬间，周良宽迅速躲到门后，故而逃过此劫。
孙一敏得知此事，居然笑意吟吟，大有赞赏其聪明机智之意。这种宽容与温情，分明离不开戏剧土壤的浸润。
孙一敏古文功底深厚，对古文字词句的解析非常到位，堪称经典。有一年，我怂恿他写成稿，交给北师大一老编辑。电话里，老编辑对书稿质量赞不绝口。后来，我在北京见到了老编辑。他见我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顿时失去了信心。
那时，孙一敏要出书的消息传遍了汇口中学。从那以后，我已经不知如何去面对，如何去交代。总是隔三差五地梦见，孙一敏用抑扬顿挫的后山话吟诵着古文。初中时代的记忆，纵容在后来的时光中变得日益斑驳。但那样的一个场景，居然在梦中成了永恒。
孙一敏的才情还体现在作文教学上。记忆深刻的有一节课，孙一敏讲了一个关于学生迟到的故事。老师批评了这个学生。过了一会儿，又一个人来学校找到这个学生。原来，这个学生之所以迟到，是因为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孙一敏说一段故事，我们写一段作文。一节课下来，故事讲完了，我们的作文也就写好了。
那时，作文写得好的有束永香、陈昌宝，自然还有我。陈昌宝属于摘抄派，束永香属于才情派，我则是天马行空派。所谓摘抄派，就是善于模仿，看到好的句子就搬过来，不留一点痕迹。所谓才情派，就是有一点小脾气，敢于自由发挥。所谓天马行空派，就是乱写，偶有神来之笔。好像段誉的六脉神剑，一会灵一会不灵。
有一次，我参加学校作文比赛，要求写一篇游记。我写了《石钟山游记》，结果一不小心得了三等奖。孙一敏向我表示祝贺。我则告诉他，我根本就没去过石钟山。我又说，可能阅卷老师也没去过。其实我想告诉他的是，如果我有钱去石钟山，还不如拿来买烧饼，买发糕。对那时的我来说，吃点好东西比什么都实在。
若干年后，陈昌宝已经忘记了自己当年写过一手好文章，束永香在同学群外徘徊不进。摘抄派和才情派都变成了遗忘派。只有我，依然天马行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四
汇中食堂旁边，有一道用石头砌成的围墙。用石头意味着就地取材，用砖意味着人工制造。用石头而不是砖砌墙，表明了它的年代久远。
从围墙翻过去是一块甘蔗地，这块地属于占港村民。甘蔗是那个时代较为常见的经济作物，田间地头种一茬，略施一点棉饼，就能迎着阳光生长，味道很甜。汇口中学、电影院、轧花厂门口，是卖甘蔗最为常见的场所。卖甘蔗的板车，有时也会从各个村子走过。孩子们追逐其后，留下一路欢笑与哭喊。
一天中午，一帮学生翻过围墙，偷偷在地里折甘蔗。不料被村民发现了，呼啸而来。学生们四散开去，并无一人被抓获。村民找到年轻的陈传生，一口咬定就是学生干的。陈传生眉头一皱，那意思是你有什么证据？村民说，其他人我不好说，反正里面有个歪嘴。陈传生哭笑不得，找到歪嘴同学，说，其他人偷也就罢了，你这不是摆明着会暴露目标吗？
这堵围墙以及校内青砖细瓦的建筑，教室门前整齐的法国梧桐树，从教室到食堂路边，一到晴天就晒满被子的两排万年青，究竟为何人所建，为何人所植，如今已经变得不重要了。因为它们真真切切地存在过，最终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很久以前，校内驻扎过军队。掌管学校的人姓颜，其子是个数学奇才，在一场重要数学考试中创下了满分的佳话。这个传得神乎其神的人就是颜尚青，他是103班班主任，同时也是102班数学老师。
记忆之中，颜尚青留着小胡子，讲课表情尤为生动。时而吹胡子瞪眼，把课堂氛围搞得紧绷绷的。时而和颜悦色，一边轻挥大手一边表扬某个同学。他总是一字一句地说，这个伢儿，你不要看他年龄小，但是很听话，很懂事。乡音乡情，说起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到了202班，数学老师变成邓泽民。坊间传闻，邓因其父是副乡长，才得以进入汇中。邓也是数学奇才，学生当中有一个传闻，说他中考英语只考了八分。但作为数学老师，说人家英语不好显然不地道。
邓泽民上课，从头到尾都保持亢奋状态。兴致一来，会将中意的学生挨个表扬一遍。邓泽民一边看着学生，一边看着天花板，喃喃自语道，我们班还是有一批好同学，比如梅乐洋，黄正，桂光辉，桂前勇，陈礼，束永香，董银花，等等。
遇到生气时，邓泽民会大骂，你个牛通的，滚出去！王飞虎、倪胜夫等人，记忆中都曾遭过他的骂。有一次，倪胜夫摔门而出，邓泽民紧追不舍，两人在操场上来回追逐，只留下一屋子学生。有人瞠目结舌，有人欢呼雀跃，拍掌叫好。
也许是代课老师的缘故，邓泽民对教学非常认真，对学生也极其真诚。那些对他的戏谑，恰恰是他平等待人的体现。
我坐在第一排，常常趁邓泽民写板书，伸手去讲台上拿粉笔。一节课下来，一盒粉笔往往会拿掉大半。有时出手不利，会将粉笔盒碰到地上。邓泽民回头扫了一眼，默默地把粉笔捡起来，又兀自无事地去写板书。
结婚时，邓泽民请了一星期婚假，回来穿了一件笔挺的黑西装。那件黑西装，据说价值六十元，这差不多是其工资的三分之一。那时候，邓泽民的爱人没有工作，在轧花厂卖桔子。课余，邓泽民会骑车去轧花厂，陪着爱人一同守水果摊，即便是遇到熟人也泰然自若。
1980年代，整个汇中呈现出勃勃生机，但它的生态似乎又是静止的。因为它的一进一出，是何其的艰难。就小学考初中而论，唯有优秀者才有机会考上。很多人为此复读多年，加上那时小学流行不及格留级制，很多人考进初中已十五六了。
由于害怕年龄超标，很多人将名字和年龄都改了。比如，方丽原叫方翠红，黄卫胜若干年后又叫黄卫锋。
有一些学生会分流到杨林中学、王湾中学。更多的人，则要追寻上一辈的足迹。不久后结婚生子，从此过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
到了初三，又设立了预选制度。那些平时成绩不佳者，被制度性地剥夺了参加中考的资格。为了考上高中，很多学生选择复读，甚至从初一再次读到初三。
高中阶段，三洲某女生曾创下复读十一年的佳话。高三毕业那年，已三十而立。当年的那些同学，她们的孩子差不多要读初中了。那些多年苦读，最终考取铁饭碗的人，则被传为一地佳话。张墩的陆建生兄弟，就归于此列。
1990年，我们脚下的这片大地已开始松动了。
在此之前，三洲人外出务工，无非是在九江搞点副业。所谓搞副业，就是农闲季节在建筑工地找点活干。其视野和格局，仍以土地为主。几块钱一天，有一天没一天。
到了1990年前后，那些提前进入社会的孩子，纷纷加入南下打工潮。这个时代已经颇为慷慨地打开一道口子，让他们逃离世辈赖以栖居的土地和家园。
那时，汇口开始建设新区。汇口村的那一片土地，是通向杨社的必经之路，不久就以五六万元一亩的价钱被征用了。但人们很快发现，那些土地被分成一块块宅基地，每一块都要两三万元。很快，汇口新街建成了。三层高的汇口宾馆开业，还去九江请来了专业的礼仪小姐。汇口宾馆内设歌舞厅，那些生性浪漫内心柔软的老师，一度是其中的座上宾。
遥想当年，汇中老师的面容依旧清晰。但很难想象，他们在那样一个时代潮流中，究竟处于一种怎样的心态？
孙一敏、颜尚青、邓泽民等人，可以称其为老派老师。虽然在后来，颜尚青一度淡出了学生的视野。但他的传奇出身，以及独特的课堂教学风格，当归于此列。至于邓泽民，似乎此生专为数学而生。除了当老师，很难想象他还能干别的什么营生。
若干年后，邓泽民骑车从汇口赶回朱墩。我们在同马大堤上不期而遇，他跳下车，用一脸无辜的表情看着我。那一刻，我不禁泪流满面，一下子想起了久远的学生时代。
五
开学后，很长一段时间没见到孙一敏。孙一敏体质虚弱，经常周期性地生病。这就意味着，其他语文老师会周期性地出现在102班的课堂上。
代课老师叫吴宿林，戴着一幅金边眼镜，样子极为斯文，不知何许人也。吴宿林上课讲普通话，可是，像指北针总是习惯于指着北方一样，总会在不知不觉中撇成后山话。由于向来视三洲话为正统，汇口话还能勉强接受。一听吴氏普通话，和上李艺的课一样不知所云。李艺者，102班英语老师也！
那时，语文教科书照搬了原苏联那一套，字词句段落大意，都有一个统一标准。老师爱讲这个，考试也爱考这个。或许，颠倒一下才是真相。因为考试爱考这个，所以老师也爱讲这个。
吴宿林上课很少讲这一套，正因为不讲这一套，所以很少写板书。他的板书很潇洒，但书写极不规范，只是零星在黑板上写几个字。那是说话的一种补充，旨在加强语气而已。
一来听不清他的话，二来看不到他的字。由于无法记笔记，我陷入到惶恐之中。要是记不了笔记，我爹就说我上课不认真。要是上课不认真，就得挨我爹一顿揍。到了暑假，还要被罚去西湖种地。在四十度高温的棉花地，弯腰，起身，擦汗，劳作，犹如佛祖在菩提树下苦苦思过。
我爹板着脸问，你怎么上课不记笔记？
我说，吴老师从来就不写板书。
我爹半信半疑，以为吴宿林偏心，甚至跑到隔壁103班去打听。我童年时代的小伙伴，盛利、张进、程小亚等人，都是吴宿林的好学生。我爹见他们语文笔记都不全，也就彻底死了心。
吴宿林上课，最喜教人诵读，读得尤其有感情。至今仍记得，他教我们读《老山界》，还有王维诗句“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那腔那调，至今仍在耳畔鸣响，永远年轻。
记忆中，吴宿林最喜欢叫戢爱霞朗诵。两人前后言语，汇口话和后山话混搭，在记忆恍惚中也变成了一个味。
许多年来，这种把文章句子冰冷分割的粗暴做法，已渐渐为人们所遗弃。吴宿林的诵读式教学法，在时间中彰显了价值。我不知道，年轻的吴宿林在内心有没有面临这样一个抉择，是把语文之美尽现给孩子们，还是在既有教学方法推动之下，把语文教学作为将孩子们送上远大前程的一种手段呢？
汇中青瓦白墙的教室静静地矗立着，在阳光下，在风雨中，呈现着不同的姿态。可是，新时代的大潮不可避免地来到了。
我们能感受到的称之为新的东西，除了汇口街的游戏机，还有李艺购置的一台英文打字机。之前，英语考试用的都是油印手写试卷。现在，则换成了规整的打印试卷。那时，全校所有英文试卷，几乎都出自李艺之手。
打饭路上，曾见过年轻的李艺在窗前轻敲字母键，一时不由口瞪目呆。那是一个农家孩子对城市制造的好奇与向往。这种震撼，不亚于多年后第一次看见火车。
抛去物的层面不说，年轻老师源源不断地来到，带来了各种新潮的生活方式，以及全新的交流方式。
张一飞从未教过我，也从未和我说过一句话，但给我乃至很多孩子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张一飞喜欢抽烟，为人爱笑，经常毫不掩饰地露出被烟熏黄的大牙。每到夏天，夜幕降临，总会穿着拖鞋，手提凉席，和年轻的女朋友手牵手走向同马大堤外的小树林。或者，两人嬉皮笑脸地去买菜，再手牵手一起回学校。
总而言之，在张一飞身上，你很难看到老师那副威严的面孔。可以想象，课堂上的张一飞必定是张弛有度，笑骂自如，大受学生欢迎。
初三下学期，曾生了一场恰如其来的病，并以此为借口，借读于低一级的202班。
第一天晚上，在教室最后一排沉沉睡去。被人叫醒了，揉眼一看，正是年轻的班主任许明忠。许明忠拿起课桌上的书一看，居然是暗地里非常流行的《射雕英雄传》。他用一口纯正的南圩话，颇为平静地说，我们这是小庙容不下你这个大和尚，你哪里来还是哪里去。说完丢下小说，扬长而去。
物理老师何风华非常有个性，留着标准性的八字胡，常年穿一件黄色夹克。初四复读时，何风华讲了个笑话，逗得全班哈哈大笑。由于觉得好笑，我笑得稍微长了一点。何风华勃然大怒，骂道，上课时不许发出这种小酒馆里才有的怪笑声。
中考时，何风华问大家打算。谈及物理，很多人都表示要考一百二十分。我则表示，无需考得太多，一百分就足够了。何风华闻听此言，不由肃然起敬，觉得眼前这个小子是个人物。两人之间的对话，一时间竟有了禅意。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