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順得 10月30日
1987年匯中老師合影（供圖：李藝）
前排左起：顏席儉 程緒英 阮德珩 羅倚虹 李直中(已去世) 王振鐸 徐愛民 鄧猴山(小北遊) 宛春枝 孫一敏
後排左起：李藝 徐太法 高新民 尹宜中(已去世) 黃小華 毛春松 陳天宇 陳錦國 方華明 鄧和光 孫玉保 陳傳生 周榮茂 孟祥金
一
1990年，我進了匯中，所讀班級是初一二班。當時剛滿十歲不久，生得瘦瘦小小，在一群孩子中毫不起眼。卻又因被取各種綽號而廣為人知，頗有聲名。
印象中我和許麗麗是同桌，前排坐著黃正，他一回頭，三人就有說不完的話。這些話沒油沒鹽，但暗藏心機，是一種智慧生長與人生演練。
黃正說，你和許是天生一對。並給取了個名：“許阮”。他用蹩腳的拼音把許阮兩字放長，加速，合念成一個字。那意思是我和許麗麗兩人在文字裡搞男女關係。
我告訴他，你狗日的和人家許麗麗才是天生一對。不僅如此，你倆孩子的名我都取好了。黃正一愣，斜起眼睛無神地看著我。我沉吟片刻，說，那就叫著黃許郎吧！
實際上，我已經忘記和許麗麗同桌這回事。只是不經意間，想起黃正一臉壞笑回頭說話的某個場景，才想起她也許真的坐在我身邊。至於那年那月是否真有那麼一回事，如今已查無對證了。
後來，我經常輕易地回想起，我和許麗麗度過了一段非常曼妙的時光。幾乎天天頭挨著頭，眉開眼笑，小聲地說著話兒。有時也會反唇相譏，在言語上你攻我守。她給我取綽號，“猴子精”，意為瘦到極點，簡直比他媽的猴子還要瘦。我則稱呼她為“白骨精”，不知緣由何意，大抵是譏諷女生善變。明明剛才還有說有笑，沒翻幾頁書就開始翻臉了。
有一天，我冥思苦想，突然被嚇出一身冷汗。心想要是狗日的黃正看過《西遊記》，就不難發現，“猴子精”和“白骨精”其實是一對生死冤家，那才是標準的絕配啊！
說到取綽號，不能不提陶焰明。這個章節一旦繞過，就像談中國古代小說不談四大名著一樣。當時人們給陶焰明取名“素分”，一直不得要領。後來入了四川，才知其寓意深刻：打麻將胡了個基本牌。
有一次上課，陶焰明用粉筆在課桌上練習書法，寫下“周放屁”三個大字，並向其同桌周衍超擠眉弄眼。不料被老師看見了，不由勃然大怒，伸出九陰白骨爪，重重給了他幾記耳光。
陶焰明永遠只有兩種表情，一種是嘻皮笑臉，一種是若無其事。他的後一種表情，將老師氣得渾身發抖。陶焰明昂首走出教室，去廁所邊，捧了一把池塘水將鼻血洗淨。
陶焰明後來始終想不通，老子又不是寫他，為何會遭此狠手？原來，這一天上的是周姓老師的生物課。陶焰明向“周放屁”展現粉筆書法，一得意就忘了形，沒能避周老師的諱。由此可見，他捱打可謂水到渠成，就等周老師在幾十人中看他一眼。當時，周老師打人後有一點心慌，他讓陶焰明第一時間把鼻血清理乾淨，好像一個幹了壞事的人急於毀滅罪證。
若干年後某一天，我問陶焰明，他說他忘記了。對於陶焰明而言，他的壞記性是回憶往事的靈丹妙藥。
生物是很枯燥的一門學科，好在不參加考試，枯不枯燥也就無所謂了。不過，講到生物多樣性，周老師露出了難得的笑容。他說澳大利亞有一個動物，叫考拉，那是非常的可愛。於是，周衍超等人一致商議，將考拉這個名字送給我，一送就是三年。
我一直在想，如果周老師不談及考拉，周衍超這幫鳥人就不知道考拉。如果周衍超這幫鳥人不知道考拉，就無法給我取想象力的名字。久而久之，我一廂情願地認為是周老師“傷害”了我。後來有人告訴我，如果我不來匯中，根本就不會聽到周老師講考拉。我細一想，這話在理。
於是，我天天想著給同學取綽號。追求命名權是追求進步一種表現，但由於話語權的缺失，似乎從未成功過。我甚至受到了來自父親的警告。因為他和陳禮、楊林果的父親當年都是同學。他曾經質問過我，你是不是對人家陳禮講過，你在城裡（陳禮），你老頭子不就在城外（陳外）了？我搖了搖頭，說，我不知道。後來我問父親，他說，他從來沒有這樣問過我。
到了初二，不知什麼原因，學校開始整頓校風。有人說是孫校長為了保護女兒，一個叫孫雅琴的漂亮女生收到一沓情書，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大家說得有眉有眼，還說其中一個小子姓陳，就是我們二班的。不管怎樣，這風算是刮起來了。
那一年，文革結束不過十幾年，83年嚴打結束也不了八年。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一次，匯中終於接過了整風大旗。
整風要求，各班要挑選一批後進生參加“學習班”。於是，挑選“學員”成為一個問題。
據傳，我們的班主任孫一敏天資過人，就是因為祖上成份不好，才淪落為一名教書匠。孫一敏深知，參加所謂“學習班”對於一個孩子意味著什麼。於是，他把決定權交給全班同學，由大家來投票決定人選。
孫一敏古文功底深厚，但對西學從未涉獵。不知古希臘先賢柏拉圖，就是死於民主與選票之手。結果很不幸，我以微弱優勢戰勝周衍超，成為我們二班的柏拉圖。為此，我鬱悶了很長一段時間。落下好處在於，從那時起，我開始學會挑戰真理與權威。
1994年，進了初三複讀班。一日午後大風起，氣溫陡然降到十來度。與來自洲頭的復讀生唐張兵打賭，著單衣於廁所風口處站立一小時，賭注為五元錢。一時圍觀者眾，堪稱裡三層外三層。可以說，那是我們匯中校史上的傳奇與絕唱。
那一年，恰逢期末考試作文題為《我真佩服他》。於是，復讀班有十餘人佩服了我。其餘外班，也多有響應。毫不誇張地說，這絕對是吹牛的資本，我這輩子好歹也引領過一時一地之文風。
二
那是1990年秋天，一個星期天的傍晚，父親騎車送我去學校。從三洲到匯口，要經過一段長長的江堤。父親要伺候田間的棉花，自然沒閒功夫伺候我。這一次太陽已經下山，他趁田裡的棉花都睡著了，抽空送我一程。
父親推車走上黃堤，我揹著書包，手提菜罐緊跟其後。迎面一男子搖搖晃晃地從車上跳下。這個人我不認識，父親也不認識。他驚呼，這麼小就上初中了？
是啊！父親應了一下。他有點興奮，整個人的聲音甚至都為之顫抖起來。可他並沒有意識到，我只能獨自一人去迎接成長時代的到來。
父親每天都在為莊稼的事發愁，我每天都在為吃飯的事發愁。
我們上學，一般要準備兩罐菜。最常用的是那種普通罐頭瓶，外加一個膠蓋；或者是綠色塑料筒，原本用來裝麥乳精的；再後來，又出現了扭蓋式罐頭瓶。
一罐裝新鮮菜，去學校只能吃一兩頓，久了就變味了。另一罐裝鹹菜，接下來要吃好幾天。要是不夠的話，週三可不上晚自習，徒步回家討菜。這條不成文的規定，是由當時的生產力水平決定的。
只要一放學，我和湯進、楊林果等人就會以百米衝刺的速度衝向食堂。有時第四節自習課，只要老師不在，就會提前幾分鐘開溜。
可是，等我們趕到食堂，一班的鮑光輝、李勇等人早已擠在窗口了。這幫傢伙跑得並不快，只是他們的教室和食堂離得最近。好比一次不對等的賽跑，九十步當然可以笑一百步。
整個學校幾百號學生，只有區區一個窗口，而且從不排隊。因此，只要到了飯點，路上都是奔跑競速的學生。
毫不誇張地說，匯中食堂好似古希臘競技場，可以野蠻體魄，可以強健人格。一個人只要有力氣，就能優先吃上飯。古人云，食色性也。對食用權和交配權的爭奪，無疑是達爾文物擇天競學說的重要體現。
我不信邪，有一次硬生生擠在最前面，結果差一點被擠休克了。我甚至還和一個叫陶勇的初三學生幹了一架。當然，所謂幹架就是我罵了他，然後他打了我。
還有一天中午打飯，有一大高個，人站在我後面，但手伸到我前面去了。或許由於手臂過長，傳感神經走了不少彎路，以至於連飯票也捏不住，一下子落進我的飯缸裡。那一刻我什麼都沒想，直接將飯票含進嘴中。他把我拉到一邊，上下搜身。我掏出空空如也的口袋，一臉真誠地對他說：你看，什麼都沒有吧！
這位老兄後來有沒有考上高中，有沒有考上大學，我無從知道。他最好去讀醫學專業的口腔系，只要拿出小手電，朝黑洞洞的嘴中晃一晃，那張一斤的飯票就無處遁身了。這樣一來，對他來說，那個少年時代的謎團也就解開了。
打飯師傅姓張，有一不為人知的綽號“大毛子”。他有正兒八經的名字，但我忘記了，姑且稱其為小張。小張在食堂打了一輩子飯，打著打著，就成了老張。老張中間曾短暫離開過，去異鄉販賣小雞崽。由於死傷過半，不得已只好回來繼續燒火做飯。由此可見，伺候我們這些學生比伺候小雞崽要容易多了。
食堂有時會賣菜，最常見的是燒豆腐、炒豆芽，兩角錢一份。時隔二十年之後，記憶已經有些恍惚。或許，這菜須先賣老師，然後再賣給學生。那時，每週只有一兩塊零花錢，還要買學習用具，吃一頓新鮮菜尤為不易。
給老師打飯的師傅姓周，其稀飯饅頭是一絕，所做粉蒸肉又是一絕。饅頭兩毛錢一個，粉蒸肉一塊五一份，先賣給老師及其子弟。倘若有剩下的，再賣給那些眼巴巴等候的學生。
一個人對故鄉的記憶，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對其飯菜的記憶。
我做夢都在懷念那些鹹菜的味道，辣椒片，辣椒醬，酸白菜，酸豆角，豆䜴，每一種鹹菜都牽扯著我的味蕾和神經。後來走過很多地方，每到一個地方，都要四處搜尋鹹菜，那是故鄉記憶的慣性使然。再後來落戶四川，因為蜀地是泡菜王國。而泡菜，不過是故鄉鹹菜的另一種形式罷了。
我經常手捧白飯，挨個討要鹹菜。雖然經常碰壁，但是痴心不改。桂光輝母親所做的水豆䜴堪稱一絕，有一點辣，又有一點酸，兩種味道恰到好處，形成酸辣。每次我去討要，他只會給一勺。經不住軟硬兼施，他會補上一小勺。有時他會反問，你倒是說說看，老子明天吃什麼？我說，明天就是星期三了。
胡根福經常手拿一根勺子，挨個碗裡挑一挑，一邊吃一邊評價：好吃！每個碗裡走一圈，不聲不響就吃飽了。不僅不用去食堂打飯，就連洗碗的程序也都省了。
匯中飯票在校園及其周邊店鋪可以自由流通。那張從天而降的飯票，後來被我換成其他東西。胡根福手中的飯票，差不多也花在其他地方。
比如，那個不知名的老奶奶，每天早上會挑一擔發糕在食堂附近叫賣。發糕一毛錢一個，四兩飯票可以換兩個。由於圍觀者甚多，免不了有人渾水摸魚。老奶奶著急地說，一個一個地來！
學校門口有個小賣部，一個陳姓老師媳婦開的，瓜子一毛錢一盅。上課時，教室後面都是悉悉索索的嗑瓜子聲。斜對門小付商店的老闆娘，打一桶冰涼的井水，放入色素和香精，就炮製成五分錢一杯的冰水。
學校對面還有個燒餅鋪子，燒餅又脆又甜，兩毛錢一個。我曾在早讀時間光顧，結果被李藝老師抓住了。李藝訓斥了我一通，講了一番大道理。當時，我內心非常忐忑，簡直是害怕極了。一來擔心燒餅被沒收，二來擔心燒餅一涼就不好吃了。
三
匯口鎮不大不小，吸引著周圍的各個村莊。因此，匯口鎮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呈現出各種各樣的生活姿態。
一個軋花廠，能把農民耕種的棉花變成鈔票。它自身又因具備這種功能，而將自己與農村隔離開來。一個油脂化工廠，將棉籽變成棉油，將菜籽變成菜油。那些榨油剩下的廢料，稱之棉餅或油菜餅，通過嘎吱嘎吱的板車，又一次回到廣闊的田地。那時中國的鄉鎮，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無非在小範圍內實現自給自足。
每一個鄉鎮都有一個供銷社，裡面充斥著煤油、醬油、鹽、糖的氣味，還有毛巾、布匹、搪瓷缸和白球鞋。這裡是實現物品交換的地方。只要有錢，可以像城裡人一樣購買各種商品。但是，供銷社並不能把一個農村人變成城裡人。能把農村人變成城裡人的地方，是學校和電影院。
起初，三洲有個學校叫新溝小學，附近桂營、楊社乃至楊林等地都在此讀書。後來，又建了東方紅中學。因為三洲有五六千人，在人多力量大的年代，不僅團結了自己也團結了別人。後來，東方紅中學併入匯口中學。程緒英、孫一敏等人，就由東方紅中學的老師變成了匯口中學的老師。
學校是讓農村人變成城裡人的唯一途徑。電影，則可以讓人在恍惚間扮演城裡人的角色。
1991年秋天一個星期一的晚上，我和楊林果逃離了晚自習，去電影院看一個黃梅戲班的演出。我們前後看了兩三部戲，戲名已忘記了。記憶中花了五毛錢，這在當時是一筆不小的數目。這筆精神食糧如果折算成物質食糧，那就相當於兩個半燒餅，五個發糕，以及能吃一下午的瓜子。
這場真人演出給我帶來的震撼，至今仍難以消弭。它好像在我心裡放下一棵種子。雖然當時的土壤已經不復存在了，但這棵種子只要被記憶的風兒吹過，就會變成一顆參天大樹。
我五歲那年，1984年，一個漆黑的夜晚，一條航船因為一個不可得知的原因停靠在長江邊。那時還沒有通電，所有夜晚都是由煤油燈接管的。我有幸登上了那條大船，和村裡的大人一起看了電視，當時播放的是越劇《樑上泊和祝音臺》。
三洲原是逃荒者的棲息地，也是說書唱戲藝人所樂於來到的異鄉。在耳濡目染之下，每一個孩子的心裡都種下了唱戲的種子。我看得似懂非懂，當看見蝴蝶飛上墳頭，頓時陷入到無法理解的深淵之中。
也許，我四歲的理解與記憶還是一片空白，不足以進入到疑惑的境地。這種疑惑，分明就是後來的經歷與記憶所修改與覆蓋的。不過從那時起，我明白我所生活的世界之外還有另外一個世界。這個世界，就是那個黑色小匣子給我帶來的聯想與延伸。
這一次，我看了黃梅戲班的演出，相當於在活生生的現實世界中看到另一個活生生的世界。我們隔得那樣遠又那樣近。我們之間的距離，伸手可及。我心有不甘，想在兩者之間建立某種聯繫，哪怕是一點點也成。
我拼命地朝臺上擠眉弄眼，甚至從地上拾起果皮扔到臺上。有一次甚至砸到一個演員身上。但那些舞臺上的人們，他們是整個劇情的奴隸，從頭到尾都沒有看我一眼，哪怕是一點點生氣的表示都沒有。到了終場，燈光亮起的時候。我明白，這幫人終究要回歸到檯布之後，與我們生活在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裡。
電影院是工業文明的產物，同時又是宣傳的高地，至少在那時的中國是這個樣子的。而農村的廣闊天地，則是各類戲班子的天然舞臺。
聽父親說，年輕的孫一敏就是這樣認識了自己的堂客。後來，我見過那個看上去與其他農婦毫無區別的女人。誰也不曾想到，她當年曾在隨意圈起的一個舞臺上唱戲，在人群的隙縫中多看了孫一敏一眼。於是，她把才子佳人的故事由舞臺唱進現實，從此結束了四處漂泊的日子。
許多年後，露天草臺戲班子進入了電影院，那種熱愛戲劇的基因，則由孫一敏身上傳承到我和楊林果身上。
第二天，我和楊林果主動找到了孫一敏認錯。誰知他卻微笑著，沒有一句批評。他似乎很少有批評，最大的不滿就是摘下老花眼鏡，瞪著後方不聽話的孩子一言不發，之後再語重心長地說上幾句。
到了初三，有一天晚上睡覺說話。隔壁班的班主任破門而入，給了每人一記耳光。那耳光，好像一發炮彈打在臉上，差一點就開了花。一直到第二天，我的臉仍隱隱發燙。該老師破門而入一瞬間，周良寬迅速躲到門後，故而逃過此劫。
孫一敏得知此事，居然笑意吟吟，大有讚賞其聰明機智之意。這種寬容與溫情，分明離不開戲劇土壤的浸潤。
孫一敏古文功底深厚，對古文字詞句的解析非常到位，堪稱經典。有一年，我慫恿他寫成稿，交給北師大一老編輯。電話裡，老編輯對書稿質量讚不絕口。後來，我在北京見到了老編輯。他見我只是一個二十出頭的毛頭小夥，頓時失去了信心。
那時，孫一敏要出書的消息傳遍了匯口中學。從那以後，我已經不知如何去面對，如何去交代。總是隔三差五地夢見，孫一敏用抑揚頓挫的後山話吟誦著古文。初中時代的記憶，縱容在後來的時光中變得日益斑駁。但那樣的一個場景，居然在夢中成了永恆。
孫一敏的才情還體現在作文教學上。記憶深刻的有一節課，孫一敏講了一個關於學生遲到的故事。老師批評了這個學生。過了一會兒，又一個人來學校找到這個學生。原來，這個學生之所以遲到，是因為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情。孫一敏說一段故事，我們寫一段作文。一節課下來，故事講完了，我們的作文也就寫好了。
那時，作文寫得好的有束永香、陳昌寶，自然還有我。陳昌寶屬於摘抄派，束永香屬於才情派，我則是天馬行空派。所謂摘抄派，就是善於模仿，看到好的句子就搬過來，不留一點痕跡。所謂才情派，就是有一點小脾氣，敢於自由發揮。所謂天馬行空派，就是亂寫，偶有神來之筆。好像段譽的六脈神劍，一會靈一會不靈。
有一次，我參加學校作文比賽，要求寫一篇遊記。我寫了《石鐘山遊記》，結果一不小心得了三等獎。孫一敏向我表示祝賀。我則告訴他，我根本就沒去過石鐘山。我又說，可能閱卷老師也沒去過。其實我想告訴他的是，如果我有錢去石鐘山，還不如拿來買燒餅，買發糕。對那時的我來說，吃點好東西比什麼都實在。
若干年後，陳昌寶已經忘記了自己當年寫過一手好文章，束永香在同學群外徘徊不進。摘抄派和才情派都變成了遺忘派。只有我，依然天馬行空，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四
匯中食堂旁邊，有一道用石頭砌成的圍牆。用石頭意味著就地取材，用磚意味著人工製造。用石頭而不是磚砌牆，表明了它的年代久遠。
從圍牆翻過去是一塊甘蔗地，這塊地屬於佔港村民。甘蔗是那個時代較為常見的經濟作物，田間地頭種一茬，略施一點棉餅，就能迎著陽光生長，味道很甜。匯口中學、電影院、軋花廠門口，是賣甘蔗最為常見的場所。賣甘蔗的板車，有時也會從各個村子走過。孩子們追逐其後，留下一路歡笑與哭喊。
一天中午，一幫學生翻過圍牆，偷偷在地裡折甘蔗。不料被村民發現了，呼嘯而來。學生們四散開去，並無一人被抓獲。村民找到年輕的陳傳生，一口咬定就是學生乾的。陳傳生眉頭一皺，那意思是你有什麼證據？村民說，其他人我不好說，反正裡面有個歪嘴。陳傳生哭笑不得，找到歪嘴同學，說，其他人偷也就罷了，你這不是擺明著會暴露目標嗎？
這堵圍牆以及校內青磚細瓦的建築，教室門前整齊的法國梧桐樹，從教室到食堂路邊，一到晴天就曬滿被子的兩排萬年青，究竟為何人所建，為何人所植，如今已經變得不重要了。因為它們真真切切地存在過，最終又無聲無息地消失了。
很久以前，校內駐紮過軍隊。掌管學校的人姓顏，其子是個數學奇才，在一場重要數學考試中創下了滿分的佳話。這個傳得神乎其神的人就是顏尚青，他是103班班主任，同時也是102班數學老師。
記憶之中，顏尚青留著小鬍子，講課表情尤為生動。時而吹鬍子瞪眼，把課堂氛圍搞得緊繃繃的。時而和顏悅色，一邊輕揮大手一邊表揚某個同學。他總是一字一句地說，這個伢兒，你不要看他年齡小，但是很聽話，很懂事。鄉音鄉情，說起來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到了202班，數學老師變成鄧澤民。坊間傳聞，鄧因其父是副鄉長，才得以進入匯中。鄧也是數學奇才，學生當中有一個傳聞，說他中考英語只考了八分。但作為數學老師，說人家英語不好顯然不地道。
鄧澤民上課，從頭到尾都保持亢奮狀態。興致一來，會將中意的學生挨個表揚一遍。鄧澤民一邊看著學生，一邊看著天花板，喃喃自語道，我們班還是有一批好同學，比如梅樂洋，黃正，桂光輝，桂前勇，陳禮，束永香，董銀花，等等。
遇到生氣時，鄧澤民會大罵，你個牛通的，滾出去！王飛虎、倪勝夫等人，記憶中都曾遭過他的罵。有一次，倪勝夫摔門而出，鄧澤民緊追不捨，兩人在操場上來回追逐，只留下一屋子學生。有人瞠目結舌，有人歡呼雀躍，拍掌叫好。
也許是代課老師的緣故，鄧澤民對教學非常認真，對學生也極其真誠。那些對他的戲謔，恰恰是他平等待人的體現。
我坐在第一排，常常趁鄧澤民寫板書，伸手去講臺上拿粉筆。一節課下來，一盒粉筆往往會拿掉大半。有時出手不利，會將粉筆盒碰到地上。鄧澤民回頭掃了一眼，默默地把粉筆撿起來，又兀自無事地去寫板書。
結婚時，鄧澤民請了一星期婚假，回來穿了一件筆挺的黑西裝。那件黑西裝，據說價值六十元，這差不多是其工資的三分之一。那時候，鄧澤民的愛人沒有工作，在軋花廠賣桔子。課餘，鄧澤民會騎車去軋花廠，陪著愛人一同守水果攤，即便是遇到熟人也泰然自若。
1980年代，整個匯中呈現出勃勃生機，但它的生態似乎又是靜止的。因為它的一進一出，是何其的艱難。就小學考初中而論，唯有優秀者才有機會考上。很多人為此復讀多年，加上那時小學流行不及格留級制，很多人考進初中已十五六了。
由於害怕年齡超標，很多人將名字和年齡都改了。比如，方麗原叫方翠紅，黃衛勝若干年後又叫黃衛鋒。
有一些學生會分流到楊林中學、王灣中學。更多的人，則要追尋上一輩的足跡。不久後結婚生子，從此過上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日子。
到了初三，又設立了預選制度。那些平時成績不佳者，被制度性地剝奪了參加中考的資格。為了考上高中，很多學生選擇復讀，甚至從初一再次讀到初三。
高中階段，三洲某女生曾創下復讀十一年的佳話。高三畢業那年，已三十而立。當年的那些同學，她們的孩子差不多要讀初中了。那些多年苦讀，最終考取鐵飯碗的人，則被傳為一地佳話。張墩的陸建生兄弟，就歸於此列。
1990年，我們腳下的這片大地已開始鬆動了。
在此之前，三洲人外出務工，無非是在九江搞點副業。所謂搞副業，就是農閒季節在建築工地找點活幹。其視野和格局，仍以土地為主。幾塊錢一天，有一天沒一天。
到了1990年前後，那些提前進入社會的孩子，紛紛加入南下打工潮。這個時代已經頗為慷慨地打開一道口子，讓他們逃離世輩賴以棲居的土地和家園。
那時，匯口開始建設新區。匯口村的那一片土地，是通向楊社的必經之路，不久就以五六萬元一畝的價錢被徵用了。但人們很快發現，那些土地被分成一塊塊宅基地，每一塊都要兩三萬元。很快，匯口新街建成了。三層高的匯口賓館開業，還去九江請來了專業的禮儀小姐。匯口賓館內設歌舞廳，那些生性浪漫內心柔軟的老師，一度是其中的座上賓。
遙想當年，匯中老師的面容依舊清晰。但很難想象，他們在那樣一個時代潮流中，究竟處於一種怎樣的心態？
孫一敏、顏尚青、鄧澤民等人，可以稱其為老派老師。雖然在後來，顏尚青一度淡出了學生的視野。但他的傳奇出身，以及獨特的課堂教學風格，當歸於此列。至於鄧澤民，似乎此生專為數學而生。除了當老師，很難想象他還能幹別的什麼營生。
若干年後，鄧澤民騎車從匯口趕回朱墩。我們在同馬大堤上不期而遇，他跳下車，用一臉無辜的表情看著我。那一刻，我不禁淚流滿面，一下子想起了久遠的學生時代。
五
開學後，很長一段時間沒見到孫一敏。孫一敏體質虛弱，經常週期性地生病。這就意味著，其他語文老師會週期性地出現在102班的課堂上。
代課老師叫吳宿林，戴著一幅金邊眼鏡，樣子極為斯文，不知何許人也。吳宿林上課講普通話，可是，像指北針總是習慣於指著北方一樣，總會在不知不覺中撇成後山話。由於向來視三洲話為正統，匯口話還能勉強接受。一聽吳氏普通話，和上李藝的課一樣不知所云。李藝者，102班英語老師也！
那時，語文教科書照搬了原蘇聯那一套，字詞句段落大意，都有一個統一標準。老師愛講這個，考試也愛考這個。或許，顛倒一下才是真相。因為考試愛考這個，所以老師也愛講這個。
吳宿林上課很少講這一套，正因為不講這一套，所以很少寫板書。他的板書很瀟灑，但書寫極不規範，只是零星在黑板上寫幾個字。那是說話的一種補充，旨在加強語氣而已。
一來聽不清他的話，二來看不到他的字。由於無法記筆記，我陷入到惶恐之中。要是記不了筆記，我爹就說我上課不認真。要是上課不認真，就得挨我爹一頓揍。到了暑假，還要被罰去西湖種地。在四十度高溫的棉花地，彎腰，起身，擦汗，勞作，猶如佛祖在菩提樹下苦苦思過。
我爹板著臉問，你怎麼上課不記筆記？
我說，吳老師從來就不寫板書。
我爹半信半疑，以為吳宿林偏心，甚至跑到隔壁103班去打聽。我童年時代的小夥伴，盛利、張進、程小亞等人，都是吳宿林的好學生。我爹見他們語文筆記都不全，也就徹底死了心。
吳宿林上課，最喜教人誦讀，讀得尤其有感情。至今仍記得，他教我們讀《老山界》，還有王維詩句“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那腔那調，至今仍在耳畔鳴響，永遠年輕。
記憶中，吳宿林最喜歡叫戢愛霞朗誦。兩人前後言語，匯口話和後山話混搭，在記憶恍惚中也變成了一個味。
許多年來，這種把文章句子冰冷分割的粗暴做法，已漸漸為人們所遺棄。吳宿林的誦讀式教學法，在時間中彰顯了價值。我不知道，年輕的吳宿林在內心有沒有面臨這樣一個抉擇，是把語文之美盡現給孩子們，還是在既有教學方法推動之下，把語文教學作為將孩子們送上遠大前程的一種手段呢？
匯中青瓦白牆的教室靜靜地矗立著，在陽光下，在風雨中，呈現著不同的姿態。可是，新時代的大潮不可避免地來到了。
我們能感受到的稱之為新的東西，除了匯口街的遊戲機，還有李藝購置的一臺英文打字機。之前，英語考試用的都是油印手寫試卷。現在，則換成了規整的打印試卷。那時，全校所有英文試卷，幾乎都出自李藝之手。
打飯路上，曾見過年輕的李藝在窗前輕敲字母鍵，一時不由口瞪目呆。那是一個農家孩子對城市制造的好奇與嚮往。這種震撼，不亞於多年後第一次看見火車。
拋去物的層面不說，年輕老師源源不斷地來到，帶來了各種新潮的生活方式，以及全新的交流方式。
張一飛從未教過我，也從未和我說過一句話，但給我乃至很多孩子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張一飛喜歡抽菸，為人愛笑，經常毫不掩飾地露出被煙燻黃的大牙。每到夏天，夜幕降臨，總會穿著拖鞋，手提涼蓆，和年輕的女朋友手牽手走向同馬大堤外的小樹林。或者，兩人嬉皮笑臉地去買菜，再手牽手一起回學校。
總而言之，在張一飛身上，你很難看到老師那副威嚴的面孔。可以想象，課堂上的張一飛必定是張弛有度，笑罵自如，大受學生歡迎。
初三下學期，曾生了一場恰如其來的病，並以此為藉口，借讀於低一級的202班。
第一天晚上，在教室最後一排沉沉睡去。被人叫醒了，揉眼一看，正是年輕的班主任許明忠。許明忠拿起課桌上的書一看，居然是暗地裡非常流行的《射鵰英雄傳》。他用一口純正的南圩話，頗為平靜地說，我們這是小廟容不下你這個大和尚，你哪裡來還是哪裡去。說完丟下小說，揚長而去。
物理老師何風華非常有個性，留著標準性的八字鬍，常年穿一件黃色夾克。初四復讀時，何風華講了個笑話，逗得全班哈哈大笑。由於覺得好笑，我笑得稍微長了一點。何風華勃然大怒，罵道，上課時不許發出這種小酒館裡才有的怪笑聲。
中考時，何風華問大家打算。談及物理，很多人都表示要考一百二十分。我則表示，無需考得太多，一百分就足夠了。何風華聞聽此言，不由肅然起敬，覺得眼前這個小子是個人物。兩人之間的對話，一時間竟有了禪意。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