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處安放的職業規劃教育

作者 | 溫才妃

一份有著甲方、乙方簽名、蓋章的高考填報協議書被扔進了垃圾桶。

連帶著宣講會、協議書上的承諾,也跟著縹緲起來——保證100%被高校錄取;不採納錄取建議,本公司概不退款……紅霞意識到自己掉入一個“不賠錢的買賣”當中。

交錢購買志願填報服務後,紅霞發現,志願填報服務公司所謂的“100%被高校錄取”,不過是再保守不過的方案,保證了錄取,卻忽略了就業方向和考生興趣。“若按志願方案報考,女兒的考分或高出錄取分不少,或將來從事艱苦行業不符合自身的興趣”。

她認為,還不如自己兩年來所做的“功課”——翻閱了兩本學校發的高考志願填報參考書,按照全省排名、上下浮動30名——得出的結論精準。

紅霞沒有采納專業公司的建議,但卻為此付費5900元。

不久前,全國各地公佈高考成績,在考生、家長得知考分後,填報志願也馬不停蹄地進入最後的衝鋒。

無數個家庭跟紅霞一樣,遇到了專業選擇的困惑。何其難背後,暴露的是基礎教育階段職業規劃教育的危機。

被忽略的職業規劃

“我們學校是有職業規劃課的。”談及職業規劃教育,大部分人的印象和福建省某中學教師姜言類似。

這門課程由心理或德育教師講授,主要解決的是新高考“3+3”改革下如何選科的問題。

所幸的是,即便是姜言所在的農村中學,職業規劃課也終於開設了。

遺憾的是,課程效果極其有限,僅停留在理論層面,不乏脫離實際、拿主觀去規劃行動的行為。

而在所謂職業規劃課的掩蓋下,“12年學習、2天高考、2小時定志願”依然是全國大部分考生、家長的常態。

出分後,考生、家長不是依據個性、興趣理性填報志願,而是四處打聽哪所高校好、哪個專業熱門,盲目填報志願。有關調查顯示,44%的大學新生對所上的大學、專業不滿意。

隨著新高考改革的到來,人們似乎看到了一絲曙光。

“6選3”(從思想政治、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生物6個科目中自主選擇3科作為考試科目,浙江“7選3”,多一門“技術”)選科模式、綜合素質評價納入自主招生,使得職業規劃前置。

遊戲規則的更改,促使原來只在學業終止前做職業規劃的人們回過頭來關注,卻發現過程中的職業規劃“一片缺失”。

不能把中小學階段的職業規劃教育簡單歸於零,起碼幼兒園時經常被問到“長大了,你想做什麼”就是一種簡單的職業規劃教育。

但顯然,目前基礎教育階段開展的職業規劃教育的重要性、深度被大大忽略。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指出,職業規劃培養學生四方面的能力——認知自我能力,幫助學生搞清個性和興趣,不至於報考時陷入迷茫;識別能力,在經濟、教育、就業等眾多因素牽引中,不受謠言、不準確信息誤導,進行獨立思考;決策能力,根據外部環境和自身優劣勢,選擇最適合自身的發展,而不是被家長、教師決策、規劃;執行能力,保證學生在脫離家長、教師管理後,有良好的自我管理、自我約束能力,不至於沉迷遊戲。“‘四個能力’也是一個人成為合格社會人的能力。”

就目前中學開展的職業規劃課而言,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指出,最關鍵的是要為中小學生提供多樣性的生活體驗。“因為自我認知是建立在社會生活的基礎上,不能讓教師在課堂上設立一個學生需要擁有的自我認知,而是要讓學生在親身體驗中建立認知、感受,據此進行職業選擇。”

2018年,教育部發布《中小學綜合實踐活動課程指導綱要》,將中小學綜合實踐活動課程列入必修課程,要求所有學習都必須學習、參加。職業體驗被列入綜合實踐活動的主要方式及其關鍵要素之一。

然而,更多的問題還等待著中國教育去克服。

無力打破的怪圈

從蘋果園裡摘取最大的蘋果,條件是從蘋果園的這頭走到另一頭,只許挑選一次。大多數人難以實現。

同理,建立自我認知、興趣挖掘,也不是一蹴而就。

“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是在中小學開多少職業規劃課,而是中小學的課程設置、教學方式要發生改變。”儲朝暉說。

美國從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依次建立了職業啟蒙—職業瞭解—職業探索—職業選擇的體系。

以小學、初中為例,小學階段將兩萬多種不同的職業歸納為15個職業系統,讓學生通過各種活動了解不同職業的特點,培養職業意識;初中階段通過對農業、商業、通信、建築等門類的一般職業訓練和社會實踐,引導學生按興趣、愛好、特點嘗試選擇職業。

類似這樣的做法,在不少發達國家已經很成熟。然而,在中國,中小學要開展這樣的教育卻是舉步維艱。

“開展職業規劃教育意味著,要認識和發展自身個性和興趣。而按分數選拔的評價體系,並不關心學生的個性和興趣。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都圍繞著升學科目進行,這就導致了學校不重視學生個性和興趣發展,家庭擔心關注個性和興趣發展會影響學業。”熊丙奇說。

評價標準單一、管理權過於集中,滋生了整齊劃一的群體。

儲朝暉指出,全球範圍內,少有國家只有高考這一單一評價標準,大多數國家都採取多元評價體系,如日本有四類考試保障學生進入大學,且很多國家的升學考試多為驗證而非選拔。

在多元評價標準下,國外學生對數學感興趣者,可以多學,對數學不感興趣者,可學難度低的數學,其選擇並不會影響升學。

而在單一的評價標準之下,中國學生不問個體差異,不得不學著一樣難的數學,只因為它是高考必考科目。

中小學教育強調共性,在主管部門統一管理的步調下,就連學生作業都有明確的規定。中小學校長既無法按照自身的教育理念辦學,同時倡導個性和興趣也會讓他們感到難以管理。

新高考選科似乎帶來了選擇的曙光,但“即便如此,新高考給學生的選擇空間還是有限,因為高考看總分,大家追求的依然是更高的分數,而不是為了未來的學業發展、職業發展,選擇真正適合自己的學科”,熊丙奇說。

於是我國的教育便陷入這樣一個怪圈——大家都知道職業規劃教育的重要性,且有國外成熟做法可資借鑑,但是單一的評價標準、過於集中的管理權不打破,少有中小學校長敢冒著升學率、中考或高考成績下降的風險,大力發展職業規劃教育。

由於在教育上得不到解決,無怪乎會出現像紅霞遭遇的、將志願填報變成一門生意了。

師資、課程、價值理念

在新高考撕開的“小口子”中,姜言看到了職業規劃教育還有更多的可能。不久前的一次調研中,她參觀福州、廈門等地的示範中學。

“廈門某中學,邀請廈大研究生為中學生上建築、醫學、航空、美學課;福州某中學邀請家長為孩子們介紹自己的工作……”她興奮地向記者介紹道。

這些從國外基礎教育搬來的經驗,大概是中國土壤上最容易“落地生根”的舶來品。

姜言眼中理想的職業規劃教育也是“體驗式”。但農村中學的現狀——不可能請到各行業的家長作分享,也不大可能請名校學生——又把她拉回了現實。

夢想還是要有的,在夢想照進現實的路上,要解決三個關鍵問題——師資、課程、價值理念。

熊丙奇指出,開展職業規劃教育,缺少專業的師資。

很多中小學安排心理或德育教師授課,但心理教師通常關注學生的興趣、性格、心理健康,顯然不是職業規劃;德育教師的講授告訴學生該幹什麼,通常有說教意味,跟學生個性、興趣發展相悖。“職業規劃要引導學生進行自我認知,培養‘四個能力’,教師必須在原有的知識基礎上,結合規劃、要求不斷完善。”

開展職業規劃教育,還缺少課程體系建設。

包括課堂上對學生進行系統的知識介紹,課後與學生進行現場活動交流,校外的社會實踐、社會公益,形成完整的課程體系,最終提高職業規劃能力。

在熊丙奇看來,這實際上與高中階段的綜合素質評價連在一起。

新高考改革要求中學進行綜合素質評價,德智體美勞需要相應的空間,培養學生勞動意識,要有社會實踐、社會公益;培養學生創新創業意識,要讓學生了解職業。

“其中的問題是,有的中學並不願意給學生空間,學校認為擠佔學習時間,要求學生把時間都用在學習上;家長反對,認為這是給學生增加學業負擔;學校、家長考慮安全因素,更願意學生待在教室。”熊丙奇說。

在課程體系建設中,儲朝暉最看重的是生活體驗。“生活體驗不僅來自企業,也應來自農場、街區、山川、湖泊,這是學生做職業規劃的前提和基礎。地區差異、城鄉差距固然會影響認知,但是不同地區客觀上對職業的選擇也會有所影響,人為設置主觀因素反而有可能產生負面作用。”

也有人提議,用浸入式課程增加學生對職業的理解。比如,小學應用題大量增加,藉助場景讓學生明白數學在生活中的應用。

然而,有專家指出,這固然有助於學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職業理解,但也不乏為了追求應用犧牲學科精神的例子,如平面幾何從大綱中刪除。

在採訪中,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洪成文表示,過度追求應用導致基礎教育下滑,是我國改革開放前走過的彎路。“教材改造應拿捏好基礎和應用的平衡。”

此外,開展職業規劃教育,還遭遇價值理念的衝突。

熊丙奇表示,很多中學把學生考取北大、清華作為重要的辦學評價標準。“一旦進行職業規劃教育後,學生有了主見,不想去北大、清華而想去另一所學校,學校就會認為進行了職業規劃教育反而壞事。”

儘管障礙重重,熊丙奇表示,開展職業規劃教育聊勝於無,“這是一個互相影響的過程,開展了職業規劃教育,學生有了主見,家長的思想價值觀念逐漸發生轉變,才能實現職業規劃教育從無到有、從局部到全部、從表面到深入,最終逐漸做到重視學生個性、興趣”。

不容迴避的大學引導

從職業規劃的角度看,大學與中學的割裂是顯見的。無論是在招生諮詢會、校園開放日,還是大學先修課上,很少有大學會告訴考生、家長,“你不適合我們學校”。

從新高考來看,大學對想吸引什麼樣的考生報考,也研究甚少。“3+3”科目改革後出現的棄考物理現象,就是源於大學不提物理要求、科目不限,盲目搶奪生源的一個結果。

“大學引導學生職業規劃,自身理念很重要。大學要關注中學生的職業規劃教育,就必須引導中學生根據興趣選擇適合自己的大學、專業,為此大學首先要辦出特色,有非常吻合的育人標準,而不是一味地搶高分生源。”熊丙奇說。

為什麼大學在招生入口無力發揮職業規劃的引導作用?

除了大學自身的“千校一面”問題,儲朝暉認為,這與我國評價標準單一、高校沒有真正的招生自主權、代政府招生有莫大關係。如果評價標準多元,教師必然也會採取多種方式培養學生,學生不必擔心考不上一所好大學,而是有了多對多的選擇。

但眼下,中國仍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尋找興趣的任務,以另一種名目交給了“大類招生”。

有意思的是,如果從個性、興趣挖掘的角度看大學中大類招生,頗有為中小學職業規劃教育“善後”的味道——學生不知道興趣所在,便“鑽”進一個大類,等一兩年後再進行具體的專業選擇。

就像俄羅斯套娃,層層剝離,最後明心見性。洪成文認為,尋找興趣並不是一個激進的過程。

高中、大學二三年級、研究生、步入社會,每一次分流都帶來一次興趣的自審,找不到興趣的個體只會在分流中越來越少。

“最關鍵的是,大學要開展高質量的通識教育,進行基本知識和能力的培養,一旦學生基礎知識打牢以後,擁有一定知識遷移能力,在職業選擇上也有更寬的範圍。”洪成文說,這也契合了現代職業快速變化,一輩子做多種工作的人越來越多的現狀。

因此,部分學生的職業規劃後移至大學二三年級也無傷大雅。

當然,高校不是把學生按大類招生招過來就了事,而是要儘快地瞭解學生,進行有針對性的培養。

“不能搞了大類招生之後,畢業時每個個體都是差不多的‘同類’,在這方面高校需要更多地開動腦筋。”儲朝暉說。

《中國科學報》 (2019-06-26 第1版 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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