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
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歐陽修擔任禮部貢舉的主考官，以翰林學士身份主持進士考試，提倡平實文風，錄取蘇軾、蘇轍、曾鞏等人，對北宋文風轉變有很大影響。歐陽修做過進士的主考官，這是他做伯樂最大的資本。正是在這樣一個職位上，歐陽修才能夠為國家選拔出真正的經天緯地的人才。
據統計，歐陽修主持嘉佑二年的科考，當年共錄取進士388人，他不僅發現了蘇軾、蘇轍、曾鞏等文壇巨匠，還選拔了張載、程顥、呂大鈞等曠世大儒，真可謂是當世最偉大的伯樂。除此之外，他還特別喜歡向皇帝推薦別人，包拯、韓琦、文彥博、司馬光，這些響噹噹的人物，都在他向皇上極力推薦之列。“唐宋八大家”，除自己外，其餘宋代五人均出自他的門下，而且都是以布衣之身被他相中、提攜而名揚天下。所以，《宋史·歐陽修傳》說他：“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這絕不是過譽之詞。
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當時還是一個無名小輩，因為給歐陽修寫了一封自薦信，歐陽修讀了之後讚賞不已。歐陽修專門寫了一篇《送曾鞏秀才序》，為其揚名，又把曾鞏納入門下。在歐陽修的培養和幫助下，曾鞏於嘉佑二年(1057)高中進士，從此一舉成名天下知。
眉山的蘇洵、蘇軾、蘇轍父子，後來能進入唐宋八大家之列，成為文壇上的宗師級的人物，也離不開歐陽修的提拔與幫助。當時歐陽修有個政敵叫張方平，在成都做太守。蘇洵就帶著蘇軾和蘇轍去拜見張方平，希望這個政界和文壇雙大佬，能提攜他們父子。張方平認為自己還不夠格，於是就寫信給歐陽修，希望他能提攜三蘇父子。按照歐陽修的直脾氣，完全有可能把三蘇父子痛揍一頓，攆出們要飯去，但歐陽修看了蘇洵的文章後，大加讚賞，立即向宋仁宗上《薦布衣蘇洵狀》，在皇帝和士大夫間極力推譽，蘇洵從此名動京師。
蘇東坡參加科舉考試，本來可以得到狀元，竟然因為歐陽修的謙虛避嫌，拿到了第二，這也是歐陽修一生的遺憾。
那一年科舉考試，主考官歐陽修出題《刑賞忠厚之至論》，閱卷官梅堯臣發現其中一篇特別精彩，趕緊呈給歐陽修閱。歐陽修讀後，認為這篇文章可以毫無爭議地列為第一。但歐陽修認為，這篇文章肯定是自己的弟子曾鞏寫的，擔心把自己的弟子列為第一會遭人閒話，便與梅堯臣商量將此文考生列為第二。後來他才知道，這篇文章竟然出自一個四川的天才少年之手，這個少年就是蘇軾。後來，他在給梅堯臣的信中盛讚蘇軾的文才說：“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
蘇軾考中進士後，給歐陽修寫了一封感謝信。歐陽修稱讚蘇軾文章寫得好，說讀著他的信，“不覺汗出”，感覺自己也該避讓這後生三分。他對蘇軾獎掖有加，蘇軾也沒有辜負歐陽修的期許，最終成為繼歐陽修之後的又一位文化巨人。歐陽修晚年，還經常拿出自己年輕時寫的文章來修改。夫人心疼地規勸道：“這麼大歲數了，還費這個心。難道還是小孩子，怕先生罵你嗎？”歐陽修笑道：“不怕先生罵，卻怕後生笑。”這種文學史意識和認真的態度，成就了一代文學巨匠。
一代文宗歐陽修，沒有羨慕嫉妒恨，而是帶著伯樂的心胸，要為文壇新星鳴鑼開道、遇水架橋，其開放包容的心態，可見一斑。
當時有個文學派別“太學體”，領袖劉幾是一名太學生，最大的特長就是常玩弄古書裡的生僻字詞。歐陽修的古文向來是通達平易的，最反對“太學體”的文風。批閱試卷時，歐陽修看到一份試卷，開頭寫道：“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用字看似古奧，其實很彆扭，意思無非是說，天地交合，萬物產生，然後聖人就出來了。歐陽修便就著他的韻腳，風趣而又犀利地續道：“秀才剌，試官刷！”意思是這秀才學問不行，試官不會錄取！
歐陽修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導詩文革新運動，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義文風和詩風，取得了顯著成績。由於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創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於唐代的韓愈。他薦拔和指導了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軾、蘇轍等散文家，對他門的散文創作發生過很大影響。他的平易文風，還一直影響到元、明、清各代。
歐陽修在傳統文化的重重束縛下掙扎著表現自我。他淡視名利，無欲則剛，其目的也是為維護社會穩定，但他不是“守常”而是“圖新”。學術上對當時僵化風尚和陳舊價值觀進行抵制和反撥。在當時隨波逐流，人人自保的人文環境中，歐陽修身居高位，仍堅守大節，保持人格尊嚴，體現自我的人生價值，對習慣勢力和庸俗無聊的生存狀態進行抵拒，對社會責任自覺地擔當。從他身上，我門可以吸取勇於擔當的因子，來培育抵拒庸俗、無聊的抗體。這也是今天紀念歐陽修的重要意義所在。
正是歐陽修堪為人師的道德文章，才有薪火相傳的蘇門四學士的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才有了曾鞏、曾布昆仲，才有了“中國十一世紀最偉大的改革家”王安石。是歐陽修奠基了宋代文化盛世的基礎。
歐陽修還用自己偉大的人格，影響了他提攜的一大批人，他與范仲淹一樣，成為對宋代士風影響最深遠的人。在此後幾十年裡，他提攜推薦的這些人，都成為北宋的名臣，做到副宰相以上的有七人。他努力推薦提攜的蘇軾、蘇轍兩兄弟和曾鞏、王安石等青年才俊，和自己一起，名列唐宋散文八大家。歐陽修雖是近視眼，但在發現人才方面卻是慧眼如炬，乃千古第一伯樂。
放榜的時候，那些寫“太學體”而自高自大的考生髮現自己居然沒有被取中，紛紛鬧事，甚至有人說要到街上截住歐陽修痛打。但仁宗充分相信歐陽修的人品和判斷力，給予了他極大的支持。北宋文風自此一振，就連“太學體”的領袖劉幾，也更名劉輝，重新參加考試，並獲取了功名。
歐陽修對有真才實學的後生極盡讚美，竭力推薦，使一大批當時還默默無聞的青年才俊脫穎而出，名垂後世，堪稱千古伯樂。不但包括蘇軾、蘇轍、曾鞏等文壇巨匠，還包括張載、程顥、呂大鈞等曠世大儒的出名與歐陽的學識、眼光和胸懷密不可分。他一生桃李滿天下，包拯、韓琦、文彥博、司馬光，都得到過他的激賞與推薦。
張載在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比較完整的氣一元論哲學體系，開闢了樸素唯物主義哲學的新階段。是中國哲學史上第一個從思維與存在關係的哲學理論高度批判佛教唯心主義的哲學家。張載哲學思想的內容十分豐富，對中國哲學史和關中思想文化史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在中國學術思想發展史上佔有突出的地位，並對11世紀後的哲學思想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張載的氣一元論本體論哲學是君主專制社會後期唯物主義哲學發展的重大成果，對後代產生了深遠影響。明代的王廷相，推崇張載“太虛即氣”的學說，認為“橫渠此論，闡造化之秘，明人性之源，開示後學之功大矣”（《橫渠理氣辨》）。
張載對傳統文化最大的影響莫過於創立關學，對後世儒家學者影響很大，從北宋時到清代，歷代都有學習傳承者。其中，宋代的呂大鈞、呂大臨、蘇昞、範育、李復等人對關學的形成與發展起了重要作用。明末馮從吾，全面繼承張載思想的為學傳統，並總結了500餘年的關學發展歷史，先後創建關中書院、首善書院，在他的努力下，關學覆呈現繁榮景象。
王夫之是明、清之際的唯物主義哲學家，他全面總結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論和辨證法思想，並將其密切地結合起來，達到了時代的高峰。王夫之最推崇、稱讚的是張載。“杜門著書，神契張載，從《正蒙》之說，演為《思問錄》二篇。”（《國史儒林傳》），他自稱受張載思想影響最深，平生治學以張載思想為宗，全面繼承和發展了張載思想，尤其是氣本論，氣化論，一再宣稱自己是張載氣一元論的繼承者：“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未有能易焉者也”。說自己平生的志向是“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
國學大師、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張岱年著有多部與關學相關的著作，並提出：宋明理學除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兩大派別外，還有以張橫渠、王浚川、王船山為代表的氣一元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國哲學史學會理事姜國柱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葛榮晉，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張豈之，中國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陳俊民，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趙吉惠，陝西師範大學哲學系主任丁為祥等學者，多年來也著書立傳，深入推進關學研究。
在國際領域，德國漢學家將張載《正蒙》一書譯成德文出版，新加坡出版了《呂大臨易學發微》等關學著作。日本、韓國等重點大學，都把張載關學與朱熹、王陽明的學說，作為重點學科專門進行研究。
一.以天下為己任，憂患民命民生
張載少年喪父，生活歷盡艱辛，一生大部分時間與窮苦百姓在一起，在不長時間的仕途生涯中，擔任的也是基層的官員，十分了解民間疾苦和社會矛盾。范仲淹在張載人生中起了指路人的重要作用，他的思想和人格對張載的影響非常深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處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胸懷和氣節，在張載一生中表現十分明顯。無論居官從政，還是辭官回鄉試驗井田，興修水利，還是著書講學，無不貫穿這“為生民立命”的精神。這一點，張載與同時代的其他學者是有明顯區別的。
二.篤實尚行、經世致用
張載一改儒家學者自漢唐以來專注於典籍章句訓釋和玄空清談之風，帶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歷史使命感，從北宋社會現實問題入手，力圖探求根本的解決之道。他認為教育的目的是變化氣質而成為聖賢，求賢成聖具備德性，就要通濟天下，利濟眾生。主張“學貴有用”、“經世致用”、“篤行踐履”反對空知不行，學而不用。張載在《橫渠易說·繫辭上》中說：“聖人苟不用思慮憂患以經世，則何用聖人？”聖人之學就是為排除國家民族之憂患而立，聖人如果不以民生為憂患，經世以除患，那麼，這種聖人也是沒有用的。當代東亞實學學者尊張載為實學之發端代表人物，是十分恰當的。
三.“民胞物與”、“貞生安死”、“存順歿寧”
張載在《正蒙》中指出：“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意思是說天下百姓是我的同胞兄弟姐妹，世間萬物是我的朋友，它所表達的是“大心”、“博愛”的情懷。在張載看來，聖賢之心如太虛之大而無外，只有大其心，才能體認天下萬物，人的心應擴大到與天同大的境界，才能合天道之心。“民胞物與”是對傳統文化中“和”的觀念的發展和創新。人和人，人和社會，人和自然萬物，應該是和諧的關係。這種理念和處世態度，是張載及後世關學學者的鮮明特點，面對當今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關係，階級、階層、族群以至國與國的關係全面緊張的狀況，張載的這一重要的思想，無疑是具有警世的意義。
司馬光 ：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
司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學術上。其中最大的貢獻，莫過於主持編寫《資治通鑑》。宋神宗熙寧年間，司馬光強烈反對王安石變法，上疏請求外任。熙寧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臺，自此居洛陽十五年，不問政事。這段悠遊的歲月，司馬光主持編撰了294卷近400萬字的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鑑》。司馬光的獨樂園，既是他的寓所，也是《資治通鑑》書局所在地。這裡環境幽美，格調簡素，反映了園主的情趣和追求。其書局在汴京時已奉詔成立，除了司馬光之外，當時的著名學者劉恕、劉攽和範祖禹都參與了書局的工作。其中，司馬光任主編，劉恕、劉攽、範祖禹為協修，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擔任檢閱文字的工作。司馬光來洛陽後，便把《資治通鑑》書局由汴梁遷到洛陽。在獨樂園中常住的不僅有書局的工作人員，當時洛陽的名賢如二程、邵雍、文彥博等也常來此聚會，堪稱是一個學術中心。
他在《進資治通鑑表》中說：“臣今筋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司馬光為此書付出畢生精力，成書不到兩年，他便積勞而逝。《資治通鑑》從發凡起例至刪削定稿，司馬光都親自動筆，不假他人之手。
《資治通鑑》是中國最大的一部編年史，全書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貫古今，上起戰國初期韓、趙、魏三家分晉（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末年趙匡胤（宋太祖）滅後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著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實，依時代先後，以年月為經，以史實為緯，順序記寫；對於重大的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與各方面的關聯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讀者對史實的發展能夠一目瞭然。宋元之際史學家胡三省說：“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資治通鑑序》）王應麟說：“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鑑》者。”清代大史學家王鳴盛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不可不讀之書”（《十七史商榷》卷一）。近代著名學者梁啟超評價《通鑑》時說：“司馬溫公《通鑑》，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
•文學
司馬光一生主要精力用在修史和從政上，不以文學自矜，他評價自己“至於屬文，實非所長”。但他學問博大精深，把做學問與作文章結合起來，雖無意為文而文自工。司馬光“務為可用之文，推崇文以載道”，認為華而不實的詩無用，他所稱賞的不是辭藻堆砌的詩，而是平淡閒遠，抒發真性情、真自我的詩歌經學。
在經學上，司馬光弘揚儒術，力闢佛老，對儒家經義做了許多開創性的闡釋，朱熹將其與同時的周敦頤、邵雍、二程（程顥、程頤）、張載合稱為北宋“道學六先生”。
•書法
司馬光留存下來的書法作品不多，他的字瘦勁方正，一筆一畫都寫得十分規矩，即使是長篇大幅，也毫不馬虎。如此端勁的書風，與他忠直嚴謹的個性也是相似的。
司馬光是以正書和隸書為主要書體的，且正多於隸。其正書的特點是：用筆提按分明，結體規整扁平，在橫劃的入筆出鋒處，時常帶有隸意蠶頭鳳尾的意圖和造型，明顯融入了隸書傳統。而隸書的特點則是：淳古不及漢隸，流美不及唐隸，但其用筆方折斬截，筆力力透毫端，筆畫沉澀剛勁，結體多取縱勢。字體雖小而意氣雄厚，轉折之處，鋒稜宛然，剛柔相濟。線條以直弧相參，於樸拙之中帶有十分秀美之態。其隸法之外兼帶楷意，無一般唐隸多見的肥滿之弊，有怒而不威的風致。
司馬光之書法的成就，主要是由於他具有對書畫和金石的學識與鑑賞之能，並根據個人胸臆，博採眾家之長，融秦篆之圓勁、漢隸之凝重、晉人之蘊藉、唐楷之剛健於一爐，從而形成鮮明的個人面貌和風格，這在宋人書法中無疑是自成一家、獨樹一幟。
黃庭堅《論書》就曾評價說：“溫公正書不甚善，而隸法極端勁，似其為人，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為律、身為度者，觀其書可想見其風采。”宋高宗也稱：“司馬光隸書字真似漢人，近時米芾輩所不可彷彿。朕有光隸書五卷，日夕展玩其字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