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30日，毛主席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上，作了長篇講話，其中談到：
“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麼不可以呢？一個人為什麼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麼只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別個地方去呢？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鍊革命意志，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我自己就有這一方面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處。不信，你們不妨試試看。司馬遷說過：‘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這幾句話當中，所謂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無其事，近人已有懷疑，我們可以不去理它，讓專家去解決吧，但是司馬遷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則確有其事。司馬遷講的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當時上級領導者對他們作了錯誤處理的。我們過去也錯誤地處理過一些幹部，對這些人不論是全部處理錯了的，或者是部分處理錯了的，都應當按照具體情況，加以甄別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說，這種錯誤處理，讓他們下降，或者調動工作，對他們的革命意志總是一種鍛鍊，而且可以從人民群眾中吸取許多新知識。我在這裡申明，我不是提倡對幹部，對同志，對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紅皂白，作出錯誤處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孫臏的膝蓋骨那樣。我不是提倡這樣做，而是反對這樣做的。我是說，人類社會的各個歷史階段，總是有這樣處理錯誤的事實。在階級社會，這樣的事實多得很。在社會主義社會，也在所難免。不論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還是在錯誤路線領導的時期，都在所難免。不過有一個區別。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一經發現有錯誤處理的，就能甄別、平反，向他們賠禮道歉，使他們心情舒暢，重新抬起頭來。
毛主席在講話中所引用的司馬遷的“這幾句話”，出自千古奇文《報任安書》。
《報任安書》是司馬遷寫給朋友任安的一封信。任安，字少卿，西漢滎陽人。所以這封書信有的選本上題之曰《報任少卿書》。任安經大將軍衛青推薦，做到益州刺史、北軍使者護軍等職。因接受戾太子劉據的命令，起兵討漢武帝信任的江充，失敗後被判死刑。任安在獄中時致信司馬遷，希望他盡“推賢進士”的責任，出面援救自己。司馬遷曾因為替敗降匈奴的李陵說話，遭受了殘酷的宮刑，對任安的要求十分為難，久未答覆。在任安就要被處決時，便寫了這封信。信中，司馬遷述說了自己蒙受的奇恥大辱，傾吐了鬱積內心的痛苦和憤懣；同時引用了許多命運坎坷而德才傑出的歷史人物在逆境中多有創作的事蹟以自勵，決心忍辱負重，完成自己的《史記》創作。該文見《漢書·司馬遷傳》，《昭明文選》也收入。
太史公司馬遷在這封書信中一連舉了七件事情。“文王拘而演《周易》”，說的是周文王姬昌（本是紂王時的西伯侯）曾被商紂王囚禁於羑里，他在羑里獄中將八卦重疊組合起來，變成六十四卦，這就是“演《周易》”。
“仲尼厄而作《春秋》”，說的是孔子一生遊說無所立足，窮困中回到魯國，修刪魯國史書《春秋》。
“屈原放逐，乃賦《離騷》”，說的是屈原被楚懷王貶斥後，流放到漢北、江南，途中寫了傳世名作《離騷》。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相傳魯國史官左丘明寫《國語》時，已經雙目失明。
“孫子臏腳，兵法修列”，說的是孫子因受過臏刑（剜去膝蓋骨），在齊魏之戰中，與田忌用“圍魏求趙”之計，在馬陵道大敗魏軍，由此天下顯名，所著《孫臏兵法》傳世。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說的是秦國丞相呂不韋的故事。呂不韋曾廣招門客，作有《呂氏春秋》一書，其中有“八覽”，故又稱《呂覽》。史載秦王政親政後，下令罷免呂不韋的丞相之職，並將其遷徙到蜀郡。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說的是韓非到秦國後，遭陷害下獄，又被毒酒所害，身後留有《韓非子》一書，《說難》、《孤憤》是其中的兩篇。
對於《報任安書》這篇千古名文，毛主席很早就讀過，幾乎是熟讀成誦。他1944年在發表的那篇著名的《為人民服務》的演講中說：
“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這裡引的，便是《報任安書》中的話。
毛主席在1962年1月30日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再次引用這篇文章，做了頗有新意的發揮。司馬遷舉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孫臏、呂不韋、韓非等遭受種種磨難，創造了不朽的傳世之作，是用來說明自己遭受了宮刑這奇恥大辱後，仍隱忍苟活的原因，便是為了寫《史記》。在毛主席看來，司馬遷所說的這些人，“都是指當時上級領導者對他們作了錯誤處理的”。這樣，受到“錯誤處理”的人，就有一個怎樣對待隨之而來的磨難，如下降或調動工作。毛主席認為，只要正確對待，不消極沉淪，這種逆境，恰恰可以鍛鍊意志，汲取許多新知識，所以“有很大益處”，還說自己就有這方面的經驗。這大概是指他在中央蘇區時屢遭打擊的那段經歷。
1975年，病中的毛主席同護士孟錦雲談論司馬光主持編纂的《資治通鑑》時曾說，“中國有兩部大書，一曰《史記》，一曰《資治通鑑》，都是有才氣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編寫的。看來，人受點打擊，遇點困難，未嘗不是好事。”此語同《報任安書》裡列舉遭受磨難的人，因為“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有所創造，其思路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