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自從1896年張坤德在《時務報》上首譯福爾摩斯偵探小說以來，偵探小說作為“舶來品”傳入中國並在本土生根發芽、不斷髮展已有百餘年曆史，在此過程中，中國偵探小說已然形成了自身獨特的發展脈絡和類型特徵。本系列文章將關注晚清民國時期中國偵探小說中的一些有趣的細節，比如早期攝影術與PS技術、女性偵探與兒童偵探形象、偵探小說中的“實驗”與“化驗”，及“惡搞福爾摩斯”系列小說等內容，意在勾勒百年中國偵探小說誕生之初的趣味內容和基本面貌。
電影《秘密房客》（2021）劇照。 （資料圖/圖）
電影《秘密訪客》在2021年“五一檔”上映。一方面，該片幾乎擁有當下國內最值得期待的懸疑片陣容：導演陳正道（《催眠大師》）、主演郭富城（《寒戰》系列）、段奕宏（《暴雪將至》）、許瑋甯（《記憶大師》）、張子楓（《唐人街探案1》）、榮梓杉（《隱秘的角落》），片中的光影、構圖、運鏡、空間設計與聲效使用也都屬上乘。另一方面，該片上映後的評論兩極分化，一些觀眾抱怨人物行為動機不合理、小題大做、故弄玄虛，另一些觀眾則更願意對片中不盡如人意之處抱有同情之理解。
對於《秘密訪客》，我格外關注其中對家庭結構的設計以及最後所有主人公都選擇“迴歸家庭”的舉動。該片一張宣傳海報上的文案更是引起了我的興趣——“家是一個陷阱密佈的港灣”。在中國百年偵探小說發展史上，家庭一直是一個案件頻發且偵破難度很大的作案場所，自古就有“清官難斷家務事”的說法，套用一下，要說“偵探難破家中案”也不為過。
張碧梧《宋悟奇家庭偵探案（上冊）》（上海大東書局印行）書影。 （資料圖/圖）
家中動物殺人的“巧合”
在《福爾摩斯探案》系列故事中，發生在家庭中的相互算計與謀害案件並不少見。比如在《斑點帶子案》（The Speckled Band）中，繼父為了不讓女兒嫁人以免自己失去享用其財產的權利，便在保險櫃裡養了一條印度毒蛇，並在深夜通過哨聲操控毒蛇攻擊他的繼女。這個故事裡人性的醜陋與可怕讓人脊背發涼，小說的結局也耐人尋味，毒蛇被福爾摩斯用手杖擊中，倉皇逃回原先的房間，失去控制攻擊了繼父，試圖操縱毒蛇殺人的繼父最終命喪毒蛇之口。
類似的，被朱利安·西蒙斯在《血腥的謀殺：西方偵探小說史》中譽為福爾摩斯系列中真正符合“長篇偵探小說結構”佳作的《巴斯克維爾的獵犬》（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也講述了一起與大家族遺產繼承有關的謀殺案件。小說中，兇手為了爭奪遺產與自己的妻子假扮兄妹，以便勾引並利用另一名單身女性，由此形成的複雜扭曲的家庭關係堪比《秘密訪客》。有趣的是，這篇小說也有“動物殺人”的情節：小說伴隨著一個古老的惡犬殺人的傳說展開，但到最後卻是一個意圖侵佔莊園財產的“陰謀家”利用了這個可怕的傳說。兇手購買並裝扮了一隻巨型犬，在犬嘴部附近撒上磷粉，使其夜間出沒時可以發出詭異的光，營造出傳說中“地獄之犬”的形象，以此恐嚇並攻擊莊園主人，以便其最終攫取其莊園財產。這兩篇小說都是既寫家庭案件題材又涉及動物殺人，如果我們不把這看作巧合的話，或許可以理解為，小說作者柯南·道爾似乎是想通過這兩篇小說告訴讀者：“越是親近的人往往越令人害怕”“比野獸更可怕的其實是人心”。
進入歐美偵探小說黃金時代，寫家族內部謀殺案的偵探小說層出不窮，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怪屋》（Crooked House）和埃勒裡·奎因的《Y的悲劇》等都堪稱其中佳作。“阿婆”甚至寫過一本《啤酒謀殺案》（Murder in Retrospect），讓大偵探波洛去破獲一起十六年前的家庭內部毒殺案，此時偵探查案已並非為了緝拿真兇，而是藉著對多年前案件真相的逐步揭露和還原，來重新理清一家人曾經複雜的情感糾葛與新仇舊怨。2019年，頗具復古風的偵探影片《利刃出鞘》再度精彩演繹了黃金時代偵探故事中的家族疑案這一經典題材。
張碧梧《鴻飛冥冥》（刊於《半月》第三卷第六期，1923年，標“家庭偵探宋悟奇新探案”）。上海圖書館數據庫“全國報刊索引” （資料圖/圖）
“床邊一隻樟木箱實在放得不妥切”
在民國時期的偵探小說中，也有不少關於家庭案件題材的作品。作家張碧梧在《家庭偵探宋悟奇探案》裡甚至塑造出一位專破家庭案件的偵探——宋悟奇。《家庭偵探宋悟奇探案》包括五十餘篇短篇偵探小說，在數量上可能是僅次於程小青“霍桑探案”的民國第二大偵探小說系列。該小說系列的案件多發生於一般中國人的家庭之中，具體而言無非是僕人偷竊主人的財物（如《鑲鑽別針》《狐疑》等），或者是宗族之間因為遺產繼承問題所引發的下毒殺人（如《兩敗俱傷》《死人之室》等）。善寫家庭內部發生的案件、常用毒殺作為犯案手段，張碧梧與其同一時期創作偵探小說的英國“偵探小說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還真有幾分相似之處。
但總體來說，張碧梧的《家庭偵探宋悟奇探案》由於案件背景、主要線索及相關人物多囿於家庭內部，格局相對較小，情節也普遍比較簡單，少有曲折或反轉。偶爾出現一些“出人意料”的情節轉折，卻多半給人以比較勉強甚至不合情理之感。小說《作法自斃》原本是張碧梧最擅長的家庭內部毒殺案題材，但其結局卻是家中兒媳婦因為沒有密封好毒滅老鼠的砒霜，導致老鼠藥不小心混入餅乾盒子裡，最終自己吃餅乾中毒身亡，這使得原本撲朔迷離的謀殺案變成了一場“意外事故”，無形間削弱了偵探小說的邏輯性和表現力。
家庭案件之所以難破，一方面在於家庭內部人際關係的微妙複雜，有很多不為偵探這個“外人”所知的細節或恩怨；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家庭案件的兇手與被害人之間的感情關係往往愛恨交加，即使偵探最終查明瞭真相也多少會對兇手抱有不忍之心，難以做到徹底的黑白分明。
先說第一點。一個家庭內部發生了謀殺案，死者的家庭成員同時也都是犯罪嫌疑人，此時作為外來者的偵探需要進入家庭，理清其中複雜的人物關係，然後找到蛛絲馬跡直至破案。而偵探對於家庭狀況和其成員關係的瞭解和判斷通常表現為對家庭內部空間構造與裝潢的認識和觀察。比如在程小青“霍桑探案”系列的《白衣怪》中，死者的臥房顯得過分奢靡，與死者身為老年鰥夫的生活狀態明顯不搭調：
那紅木鏡臺上，兩邊各有一個抽屜，中間除了一隻玲瓏的瓷鍾以外，卻放著許多化裝品。這種陳設，很象是一個少女的閨閣，對於這已過中年的鰥夫，顯然不稱……
生活過分浮華、奢侈且缺乏必要的知識和學習（具體體現為房間裡書架上一般都沒什麼書）是程小青筆下死者房間的普遍特點，這種房間佈置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現代都市浮華富麗的縮影，更是個體內心慾望不斷膨脹的外在呈現。在《白衣怪》裡，老鰥夫正是由於毫不節制的慾望遭致死亡，深藏在命案背後的家庭關係秘密在其房間陳設中已經能夠看出一些端倪。
長川《紅皮鞋》（刊於《大偵探》第二十八期，1948年，標“葉黃夫婦探案”）。上海圖書館數據庫“全國報刊索引” （資料圖/圖）
在民國時期另一位偵探小說作家長川的“葉黃夫婦探案”系列的《紅皮鞋》一篇中，也有一個與此相關且耐人尋味的細節。小說裡警官葉志雄“轉過身來，向全房間瞥了一眼，覺得整個房子的佈置非常得宜，各樣用具也安置得和諧，運用方便。突然看見床邊一隻樟木箱的地位實在放得不妥切，志雄想宋嘉春的太太一定是個聰明賢慧的婦女，樣樣東西都安排得妥妥貼貼，惟有這隻樟木箱子不大合適，也許其中有什麼道理在”。一方面，這仍可以看作是偵探進入家庭，通過傢俱陳列來尋找破案線索的基本情節“套路”；另一方面，這樣一個偵探在失蹤者（後來證明是死者）房間內發現箱子“放得不妥切”，並以此切入展開案件調查的細節，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對偵探小說中理性“秩序”的絕妙隱喻。如果說偵探是社會秩序的維護者，那麼其憑藉慧眼獨具而發現“失序”的細節，進而查明真相、恢復社會秩序，正是偵探小說誕生之初的內在邏輯訴求。
其實，相比家庭內部真相的隱秘難解，對偵探構成更大挑戰的往往是真相破獲之後的“不忍之情”。畢竟家庭案件中兇手和被害人是至親家人，無論犯罪是因為一時利慾薰心還是長期誤會與積怨，背後總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親情羈絆。由此我們才會說“清官難斷家務事”，但也正因為如此，家庭案件題材的偵探小說常常更容易在懸疑、緊張、恐怖之外加入一些溫柔和細膩的感情（親情或愛情）表達，從而使得偵探小說別具一種文學魅力和閱讀趣味。
（作者為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後）
南方週末特約撰稿 戰玉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