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會對中國長期以來存在偏見，認為中國不是自由民主國家。在疫情剛剛發生的時候，一些西方媒體武斷地得出結論，認為武漢封城是專制中國又在侵犯自由和人權。實際上，中國與西方國家絕不是專制與民主的區別，只是民主政治發展道路的不同；根本不存在專制和民主之分，而只是不同的民主觀的差異。
第一個問題：民主只有一種還是有多種？
西方社會的普遍共識是，只有一種，那就是西方式民主或歐美式民主（儘管這些國家本身也不同，但基本上都互相承認民主國家地位）。西方國家就像是申請到了民主的專利，認定自己是民主的化身，其他國家就這樣分分鐘被開除“民主籍”，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更是天然地被認為是非民主國家。他們不能認同中國的抗疫成功，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能接受中國的制度與西方制度平起平坐，他們需要為自己的包括民主制度在內的所有制度進行辯護。說句比較狠的話，對他們來說，病毒事小，中國事大，承認中國製度，承認中國，比新冠病毒本身還要可怕。
正所謂君子和而不同，天下美美與共。民主不是王子手裡的高跟鞋，只有灰姑娘可以穿。我們普遍不會認為民主“只此一家別無分店”，不會認為民主是千篇一律的，可以歸於一尊的，不會說有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民主國家評判標準。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的民主是最好的，是適用於其他所有國家的，其他國家應該走中國民主之路，而一直強調的是依據本國國情、經濟發展狀況、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等探索民主政治發展道路。我們也不會驕傲地認為自己的民主制度已經完善了、不需要再發展了，反而一直強調借鑑國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改革創新。我覺得，那些能夠認識到自己不足並不斷追求學習、改變的國家才會有更大的進步，反倒那些整天驕傲地自詡制度完美、並且優越於其他一切國家的國家，必然逐漸喪失從別國的實踐中學習進步的能力，最終在自我滿足中停止前進的步伐。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恐怕要向西方國家學習一種精神，那就是對本國民主制度及其未來發展的自信。
第二個問題：民主議程中的政治權力一定是惡的嗎？
西方社會普遍認為，講民主必須限制、約束政治權力，政府也被設定為是惡的，是必要的惡，成為不少人眼裡“噴著火的惡龍”。所以，批判權力、批判政府成為一種絕對的“政治正確”，而且只要是批判，不管批判是否正確，都是“有理”的。西方社會一貫支持有限政府、小政府，不管政府好不好，只管讓它小、讓它有限，讓它不干涉、不擴張。而國家力量一旦擴權，有強大的國家、強大的政府，就會被認為是不民主的。在西方社會應對新冠疫情時，有人看到的是政府權力在增強，一些遊行者就提出警惕法西斯主義的抬頭。權力永遠是壞的，從根上就壞了，它只會留一個好的皮囊，裡面的血肉實際上都是壞的，這就是阿甘本及眾多的哲學家、思想家已經先天設定的基本前提，這是權力本惡、永遠惡的先天設定。
這其實涉及如何看待政治權力的問題。追求民主不能設定權力必然是惡的，人類社會在進步，權力本身卻停滯不前，這怎麼可能？對權力有懷疑也得有信任，沒有必要的信任，就無法整合出強大的力量，在新冠疫情及類似這樣的事件出現的時候就難以應對。
中國式民主沒有超驗地設定權力的惡、永恆的惡，反而強調好政府，相信一定有好的政府，要努力打造好的政府。人們不是很關心政府是小政府還是大政府、是弱政府還是強政府、是有限政府還是無限政府，他們關心的是好的政府還是壞的政府，是如何成為一個好政府。我們相信權力會成為公權力，相信權力在監督和制約下能夠成為好的權力。所以在關鍵時刻能夠建立對權力的信任，也因此能夠在關鍵時刻依靠執政黨和政府團結起來，共同戰勝疫情。
第三個問題：民主是手段還是目標？
把民主看得過於重要，很有可能會帶來一種結果，那就是把民主看作目標，導致出現為了民主而民主的情況。在西方社會，我們會發現有這種傾向，形式上的民主很重要，只要程序民主了、形式民主了，不管結果如何，不管有沒有、能不能辦成事。
這種形式上的民主的價值在於確實能讓不同的人都發出聲音來，能實現各種意見的彼此交流。但問題是不以解決問題為目的的民主，也很容易走向民粹主義，走向“錢主”“資主”，誰有錢、誰有資本誰就能作真正主宰。而且，也無法解決效率低下的問題，還會導致沒有人為做出的錯誤決策負責，容易出現互相推諉、抹黑對手的狀況。
在中國，我們強調的是，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民主必須是管用的民主，我們追求的是讓民主來解決問題，注重民主的結果、成效。沒有人會否定民主的理念本身，人們質疑的不是民主的理念而是民主的具體實踐，民主的難題不在於讓人們接受這個理念，而在於如何落實到實踐中，如何讓民主服務於現實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不能陷入為了民主而民主的境地，將本來很有效的國家治理方式以不民主的名義一概予以拒斥，進行批判。
第四個問題：追求民主就一定要反對集中嗎？
講民主必須要反對專制。民主的對立面是專制，這並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在追求民主的過程中過度強調分權，把所有集中社會力量、進行社會動員的做法都看作是專制，都表示反對。我們也認為，民主的對立面是專制。但我們強調民主集中制，強調集中力量辦大事。
民主保障人民的意願都能夠得到反映，集中解決效率低下，解決可能會出現的大多數人沒有主見、沒有遠見而被誤導的問題。集中應該作為民主的一部分。如果我們講中國式民主，就得講民主、法治、領導力量、集中這幾個關鍵詞。事實勝於雄辯，防控新冠疫情，為“集中力量辦大事”做了很好的正名。再去懷疑或否定這一優勢，就難有理直氣壯的理由了。我們應該看到，總有一些事情需要集中力量。集中的力量歸根結底是團結與合作的力量。而且，一個國家不是想集中力量就能集中力量的。我們能夠做到集中力量，是有制度保障的。集中完全可以是按法律、按制度來集中。實際上，集中力量的內含之意就是以民主與法治的方式集中，任何為了集中而置民主與法治於不顧的做法都是與之相違背的。
我們把民主作為一種制度，講制度，就有好制度與壞制度之分，關鍵是應該堅持什麼樣的標準來評判制度的好壞。說一種制度好，不是看這種制度宣傳得好，包裝得好，也不是看它在其他國家運用得好、發展得好，而是要看它是否與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合，是否能解決本國的實際問題，能帶來自己國家的進步。正所謂“不看廣告，看療效”。
（以上內容《從全球戰疫看中西方“自由、人權、民主”觀差異》的第三部分，原載於《北京日報》理論週刊2020年6月1日第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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