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新
经过慎重考虑和磋商，大约在1959年底或1960年初，北京和上海就上海越剧院一团进京一事达成一致。拟议调往北京的上海越剧院一团是上海越剧院的主力团队，名演员多，名列当年“越剧十姐妹”的就有范瑞娟、傅全香和吴小楼三人。
虽然，从诞生之初，越剧演员就有“跑码头”的传统。解放后，上海的各越剧团也经常去外地演出。但即使这样，一个完整的剧团迁往另一个陌生的城市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1953年，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上海拍摄完成，它也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上海市档案馆藏）
“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
众所周知，越剧是发端于浙江嵊县的一种地方戏曲。但从1917年嵊县“小歌班”初闯上海滩，到上世纪20年代女子越剧的兴起，再到大名鼎鼎的“越剧十姐妹”，上海才是越剧成长、成熟并且发扬光大的地方。上海占有越剧的“半壁江山”，在上海这样的“大码头”站住脚，在越剧界才算成功。
解放前上海出版的各种越剧报刊（上海市档案馆藏）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不到一年，在1950年的4月12日，华东越剧实验剧团就在上海成立，这也是新上海第一个国有戏剧院团。1955年3月24日，华东越剧实验剧团改为上海越剧院，并在越剧院下成立了一、二、三团，集聚了一大批知名越剧演员。此时，全上海共有越剧团30多个，全国的越剧名角也大半集中在上海。
1950年夏天，由“越剧十姐妹”中的范瑞娟、傅全香领衔的上海东山越艺社一行60余人，在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田汉的支持下进京演出，引起轰动。1951年，加入华东越剧实验剧团的东山越艺社原班人马再度进京，在中南海怀仁堂上演《梁山伯与祝英台》，招待外国贵宾、全国英模代表和回国观光休养的志愿军代表。这两次演出还受到中央领导的关注，毛主席、周总理等都观看了演出，并给予肯定。
1950年，东山越艺社进京演出。图为周总理与东山越艺社主要演员范瑞娟（前排右二）、傅全香（前排左二）等合影
1952年，由范瑞娟、傅全香领衔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获得一等奖。1953年，《梁山伯与祝英台》被拍摄成电影，由范瑞娟、袁雪芬分饰梁山伯和祝英台，这也是
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
1952年，范瑞娟（右）、傅全香演出《梁山伯与祝英台》剧照
到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越剧已传播到全国20多个省份，各地越剧团总计有100多个，获得了全国性的声誉和知名度，被称为是“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 。不仅如此，越剧还走出了国门，1954年4月至7月间，周恩来总理赴瑞士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时，就曾为与会的外国政要和新闻记者放映《梁山伯与祝英台》，越剧由此名扬海外，梁祝的爱情故事被誉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一封来自首都北京的信函
随着越剧影响的不断扩大。全国各地纷纷要求上海的越剧团落户，作为越剧大市的上海也义不容辞。1956年，上海春光越剧团离开上海，前往甘肃兰州支援，组建兰州市越剧团。1958年，上海县越剧团、永乐越剧团分别前往贵州、甘肃支援。而在更早的1950年，上海联合女子越剧团赴天津演出，在天津连续演出3年并赴朝鲜慰问志愿军后，经天津市“收编”，成为天津市越剧团。
1953年，袁雪芬（右）、范瑞娟（左）在演出《梁山伯与祝英台》时与芬兰友人合影（上海市档案馆藏）
1959年6月14日，分管宣传文教工作的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石西民收到了一封来自首都北京的信函，来信人是北京市委对口分管文教的书记处书记陈克寒。陈克寒在信中写道：
“西民同志：北京市的南方人一天比一天多，各机关、企业，特别是中央机关的一些负责同志常常反映，希望北京有一个越剧团，经常能够看到越剧。我们磋商很久，感到随便向别的地方要一个越剧团来，因为一部分北京人眼界较高，也不能满足要求。因此，要求上海市委大力支援，从上海越剧院调拨一个团给我们。这件事，你们如能答应，确实功德无量。如何，盼复，或面告到上海开会的刘仁同志。敬礼。陈克寒 六月十四日”
来自首都北京的请求引起了上海方面的高度关注，石西民作出批示：
“其五同志阅后转平羽同志。我认为北京要的越剧团是非送不可的。迟送、被动送，不如早送、主动送。不知平羽同志意下如何。望研究一办法并覆。”
石西民批示中提到的其五同志，是指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陈其五，平羽同志则是指时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徐平羽。于是，上海支援越剧团赴京提上了上海文化界领导的议事日程。
“这三个方案，请考虑决定”
经过一个多月的酝酿，上海方面敲定了向北京支援越剧团的意向。上海市档案馆保存有一封上海市文化局就越剧团进京等事给陈克寒的信件底稿，落款日期是1959年7月28日。信中明确提到：
“（一）调合作越剧团去（主要演员戚雅仙、毕春芳），这个团艺术水平较高，演员比较整齐，政治条件也尚好。（二）调青年越剧团去，这个团的成员都是青年，目前艺术水平稍差，但很有培养发展前途。（三）调上海越剧院一团去，以范瑞娟、傅全香为主。”
信中还写道：“这三个方案，请考虑决定。”从档案中看，上海方面似乎是把究竟调哪一个越剧团进京的决定权交给了北京方面。
经过慎重考虑和磋商，大约在1959年底或1960年初，北京和上海就上海越剧院一团进京一事达成一致。1960年3月3日，北京市文化局致函上海市文化局，该函同时抄送了文化部艺术局。函中这样写道：
“上海市文化局：随着首都工农业生产、城市建设的发展，和广大群众的要求，本市需要一个越剧团。蒙你局大力支援，确定将上海市越剧院一团调京，我局谨表谢意。我局已基本做好接待上海市越剧院一团来京的各项准备工作，我们打算在三月上旬派员到你局商谈有关接交事宜。特先函达。”
拟议调往北京的上海越剧院一团是上海越剧院的主力团队，名演员多，名列当年 “越剧十姐妹”的就有范瑞娟、傅全香和吴小楼三人。虽然，从诞生之初，越剧演员就有“跑码头”的传统。解放后，上海的各越剧团也经常去外地演出。但即使这样，一个完整的剧团迁往另一个陌生的城市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有许多工作需要仔细谋划。
1947年8月，“越剧十姐妹”合影（前排左起：徐天红、傅全香、袁雪芬、竺水招、范瑞娟、吴小楼；后排左起：张桂凤、筱丹桂、徐玉兰、尹桂芳）
1960年3月12日，上海市文化局党组就调越剧院一团进京一事向上海市委宣传部递交了请示。请示中提到，“一团原有的主要演员：范瑞娟、傅全香、陆锦花、吴小楼、陈琦、张金花、金艳芳等全部调去 ……原属一团的五个学员，随团同去。”
由于越剧院一团著名演员多，不少演员都属于高工资、高收入，有的还有一定的政治待遇和特殊补贴。比如范瑞娟，解放初期就是华东越剧实验剧团的副团长，上海越剧工会主席，1951年又被选为全国青联委员，还是全国政协的特邀代表，是上海戏剧界乃至文艺界的代表性人物。此外，她还是市人大代表，傅全香也是市政协委员。她们两人又都是二级演员，享受每月肉蛋各3斤、糖1斤的补贴，其他如陆锦花、吴小楼等演员也享受一定的优待政策。
1947年8月，“越剧十姐妹”义演《山河恋》（左起：尹桂芳、傅全香、徐玉兰、竺水招、吴小楼、筱丹桂、徐惠琴、袁雪芬、范瑞娟）
为了解决去京人员的后顾之忧，请示特别提出：“剧团主要业务干部原有政治上的安排以及副食品供应上的额外照顾，请北京市文化局参照北京市的有关规定，予以适当安排和照顾；全团工作人员的工资仍按原待遇不变。”
对于去北京的剧团成员家属，请示中也明确提出：“所有家属均随团迁去，不能同行者，今后陆续迁去，所需路费由北京市文化局负担。剧团人员的家属的安家和债务困难，也请北京市文化局借支或补助。”请示中还明确：“拟在四月底前做好动员，剧目加工排练，设备添置等工作，四月下旬去北京，五月一日在北京市演出。”
不计得失，上海方面尽其所能
为了支援北京，上海方面可以说是尽其所能。上海越剧院共有三个演员剧团，一团全体人员进京，几乎抽去了一半业务骨干力量。
上海越剧院原有范瑞娟、徐玉兰、陆锦花、丁赛君、陈少春、陈琦等6名当家小生，抽去了范瑞娟、陆锦花、陈琦3人；傅全香、王文娟、吕瑞英、金彩凤4名当家花旦，抽去傅全香1人；主要老生张桂凤、吴小楼2人，抽去吴小楼1人；中层老生钱妙花、郑志梅、吴天芳、任棣华4人中抽去吴天芳、任棣华2人；主要老旦周宝奎、金艳芳2人中抽去金艳芳1人；主要小丑魏小云、竺菊香、沈红笑、冯筱侬、郑来君5人中抽去沈红笑、冯筱侬2人。
1970年代，徐玉兰（左三）、袁雪芬（中）、傅全香（右二）辅导上海越剧院学馆学生
青年小生、青年花旦中也各抽去了三分之一。最终，随一团学习的青年学员中也去了12人，占全部青年学员的一半，超过原定比例。由于上海越剧院原有的乐队、编剧、剧务、舞美、灯光等人员都是统一使用，越剧院也妥为考虑，在不影响剧院自身演出的情况下，各抽调了一些业务骨干随团前往。
上海越剧进京，不仅领导层面“大开绿灯”，涉及到的演员也积极响应，他们不计个人得失，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做好出发的准备。就这样，1960年4月，上海越剧院一团离开了熟悉的城市和观众，成建制前往北京。
到首都后，这支队伍成为北京市越剧团，并在五月份的北京市文艺汇演中演出了越剧《劈山救母》，深受北京市民欢迎。在给迁京剧团的慰问信中，上海市文化局这样写道：
“你们这次调往北京，是广大北京市人民群众的需要，也是上海党和人民对你们的委托，你们很愉快地去了，并且积极认真地做好了搬迁、建团、公演等各项工作，这是你们十年来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思想觉悟和艺术水平显著提高的结果。希望你们保持并且进一步发扬这种精神，无负于党对你们的教育与期望。希望你全团同志在北京市委与文化局的领导下，鼓足干劲，继续跃进，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
两支进京越剧团的不同轨迹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和北京方面的文艺人才交流并不是单向的，在上海越剧院一团进京的同时，北京也积极回应上海在京剧铜锤花脸演员方面的急需，中国京剧院著名净角赵文奎就此来沪，成为上海京剧院的台柱子。
还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上海越剧院一团，1960年还有另外一支越剧团进京。当年初，中央冶金工业部向上海提出了支援越剧团、杂技团和歌舞团的请求，上海方面立即行动，
将徐汇区属集体所有制的天鹅越剧团支援到北京。3月6日宣布决定，3月30日下午6点23分，全团演员20人、学员11人、剧务3人、行政2人、乐队9人和其他人员12人共57人乘坐火车赴京，其中包括著名女老生陈少鹏。天鹅越剧团进京后，与同期调往北京的浙江湖州越剧团一起，成为了冶金艺术剧院的附属剧团，不久经改组成为冶金部文工团的一部分。
陈少鹏
同一年度，上海有两支越剧队伍进京，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次年，由于种种原因，成建制调往北京的上海越剧院一团回到上海，在上海这片养育了越剧的土地上精耕细作。而天鹅越剧团依然留在北京。1963年，冶金部文工团解散，天鹅越剧团人员划归文化部，更名为北京红旗越剧团，继续在北方大地传扬越剧文化，后期还培养出李玲玉这样的知名演员。
虽然这两支队伍到北京后的轨迹大为不同，但都是当年上海支援全国建设的见证。据档案记载：到1960年时，上海文艺院团整团支援外地的计有39个，1932人（个别或部分人员支援外地的未计在内），其中1958年以后支援出去的即达23个剧团。
1979年9月，“越剧十姐妹”中八姐妹合影（前排左起：范瑞娟、袁雪芬、尹桂芳、吴小楼；后排左起：徐天红、张桂凤、傅全香、徐玉兰）
（部分图片源自上海越剧院、上海越剧艺术研究中心）
编辑|排版：周晓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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