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生在一个南方小城，夏天不热，冬天不冷。
回家过年的时候，天气往往出奇地美丽，一月底二月初，气温二十五六度，没有夏天的暑气，是清清爽爽的高温，不炙烤不闷热，偶尔有一丝冰凉的风。
这是一年里的好日子，护城河堤上树影婆娑，河上微波粼粼，一个戴草帽的老头踩着小舟正打捞水里腐败的树叶。
我家门口的林荫道上有一个二楼的咖啡馆，有木制的格纹小轩窗，一眼望出去，满目都是浓郁的榕树枝叶。你尽可以对着那扇窗，什么都不做，在云淡风轻里坐上一下午。咖啡不会很快冷掉，日头不会早早偏西，一切都美好而稳定。
微风掠过我大朵印花的裙角，我陶醉地想，我是有多爱这里。
可是，我突然产生了一个令自己难堪的疑问——
既然家乡千般万般好，那为什么一直以来，我所有的努力，都只是为了离开这里？
02
我妹带我去烫头。我说你先回。等太久。一会儿我自己走。
其实说这话的时候我十分忐忑，因为不确定自己能否一次性准确找到回家的路。
这些年来，这个城市也像吃了伟哥似的疯狂膨胀——大兴土木，翻天覆地。好多路段都变得与从前不同，吃的玩的也去到了我没有去过的地方，我从小生活的那块狭窄片区现在已被称为“老城区”。
城市的领域在不断地拓宽、拓宽。
可是公交不完备，打的要拼车，大有没车寸步难行之势。
从前的郊区、乡下已经成为所谓的黄金地段，人们竞赛着买房。买房。买房。最终成为房东。
当被蛮横的出租车司机抛在新城区的路口时，我感到无所适从。
我想，我好像已经不再属于这里。
烫完头我们去吃冷饮，逛衣服。
在商场里，蹬进一双布面的单鞋，觉得还舒服。翻过鞋底来看，两千一百九十块，不打折。唔，这是一线城市豪华商场的物价吧？一双思加图而已。我表示不能接受。
“自然有人买。”我妹很有把握地说。
是的，一定有人买。
然后她有意无意地把脚伸到你面前。
想起那天看见一群妇女在公园前的广场上跳舞。
为什么平时不来和她们一起跳？我问我妈。
我妈笑：不敢来呀，玩不过。今天谁的裙子艳压了谁的，明天谁又站了谁的主位，明枪暗箭，厉害得很。江湖深呐。
我太懂得。
这里的生态就是比穿比戴比车比房比老公比孩子。
这个氛围让我总是不可自拔地感到穷，感到矬，感到低人一等。
03
按我小时候理想的人生设定，刚满二十六岁的那个秋天，可以在我们小城最干净的国营饭店办婚礼，请十几桌客，盘新娘头，穿紫色的裙子，给宾客敬酒。
我能想象到的裙子上的蕾丝，是小时候见过的那种劣质蕾丝，粗硬扎人，还没开始敬酒，脖子上就被扎得一片红痒，我一手端着酒杯，另一只手不断地去挠那个地方。
我嫁的人只是一个模糊的、纸板似的剪影，他是什么模样不重要，有没有趣不重要，但必须肯定的一点是，他得是公务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算是“有正式工作”。
三十多岁，开始有积蓄，过得安稳，护肤品用的全是玉兰油。对，要有钱，这样才能用得起玉兰油。
于是我在高三时努力学习，希望将来可以消费玉兰油。却没想到一下从此离家八千里，在另一个环境漂泊多年，人生观完全颠覆，不再渴望国营饭店的婚礼、公务员的丈夫还有现在只能在超市货架上看见的玉兰油。
我妈心疼我在外面受罪，回来吧，回来吧，她说。
我不。我烦躁而粗暴地回答。
其实我只是清楚自己根本无法在这里找到位置。
我虽然平时一力保持着温和克制的形象，但其实内心常如沸水翻腾，坚持心比天高，不怕命比纸薄。我不会看人脸色，更做不出强颜欢笑，内心不够强大又死倔，总觉得人要按自己的想法活着。像我这样的性格，做一个谨小慎微的公务员，必定只有两种结果：不是碰得头破血流就是把自己压抑到五痨七伤。
作家王云超说起他的朋友：“那堵偏远的体制内的高墙围绕着我爱过的这些人，围绕他们一辈子，对于一个有时代感的、有文艺情怀的、知性的、上进的人来说，这会把他们逼疯。”
我想他说得对极了，哪怕我不具备以上所有特质，但这环境依然能把我逼疯。
04
其实也很想家的。
在北京的某一个落日里，一阵风吹过，送来了熟悉的暖冬温度，甚至还有熟悉的甜香气味。
那一瞬间，我仿佛站在了家乡步行街的街口，路边卖冲冲糕的长嘴大黄铜水壶正咕噜噜蒸腾着热气。
我突然莫名地想流泪了——并不觉得悲伤，也没有怀念，就是一股力量直冲泪腺，酸酸的、纯生理的。
也许，乡愁就是这样？
不知道是否很多人都同我一样，对家乡怀着一种矛盾难言的情感：小时候心心念念要去外面的世界；离开后又柔肠百结，常念家乡种种好；可要认真说那就回来吧，你又摇头不迭——嗯，我再考虑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