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李耀文陪同杨得志来到77师
我来到77师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这场内乱初期，我和师党委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关于军队“不介入”的指示，采取各种措施，保持了部队稳定。
1969年，济南军区副政委李耀文陪同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来到烟台福山县26军77师，在我们师住了十几天。
杨得志于1928年参加工农革命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生涯中，历任中国工农红军4军45师班长、排长、连长，45师管理科科长、93团团长，红1军团1师1团团长、副师长，2师师长，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团长，344旅代旅长，冀鲁豫支队支队长，八路军2纵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1旅旅长，晋冀鲁豫军区1纵队司令员，晋察冀军区第一、第二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华北军区第2兵团司令员，第19团司令员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第19兵团司令员兼陕西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19兵团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济南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两位首长在77师期间，我经常陪同两位首长到77师各团、营、连视察，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杨司令员和李副政委每到一地，都详细了解部队训练以及对“文革”的看法，并经常发表一些精彩的讲话，使我受益很大。
两位首长亲切可信，每次见到杨司令员和李副政委，我都愿意和他们说些心里话。就"文革”问题，我和杨司令员、李副政委单独进行过交流，我和他们的看法完全一致。我们是从战争年代走出来的革命军人，我们浴血奋战，建立了新中国。我们生怕“文革”把社会搞乱，引起国家动荡，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我们时刻担忧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同时，我们也随时作好准备，时刻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需要我们部队作什么，一声令下立即行动。
58、参加了"三支两军"工作
1967年3月，周恩来总理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地方上陷入瘫痪、半瘫痪的单位，包括边防、沿海、交通要道、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都应实行军事管制。后来，中央军委下达了《三支两军的决定》。
从1967年开始，军队派出大批人员赴地方参加"三支两军"，"三支两军”工作到1972年8月结束，人民解放军先后派出280多万人次参与，数量之大，持续时间之久，范围之广，影响之广，在军队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文革"之初，中央批示解放军不介入方针。1966年底，地方派性猖獗，无政府主义泛滥，各级党委陷入瘫痪，社会秩序混乱，武斗成风，生产处于停滞状态。
在严峻的形势下，1967年1月，奉济南军区命令，26军在烟台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军师成立支左办公室，整个工作由军党委集体领导，分工魏伯亭政委具体负责，并任烟台地区革委会主任，副军长陈福胜任副主任。33师负责文登，76师负责莱阳、莱西、招远，77师负责福山、栖霞、招远，守备6师负责乳山、文登，守备25师负责威海、牟平，军直负责烟台市。2月26军抽调大批干战赴一线，落实春耕生产。又调部分干战赴胜利油田，华东石油学院“支左”。3月，根据军区党委决定，33师、77师分赴德州、惠民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6月，军委命令76师赴江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1967年至1970年期间，我主要是在福山县、栖霞县等地“支左"，我担任福山县革委会副主任。根据上级指示，我们77师具体负责福山县(现福山区)、栖霞县、招远县(现招远市)三县“支左"任务。我们还先后派出部分干部战士，赴济南、青岛、烟台三市厂校“支左"。
我多次去过福山、栖霞等地，在当时社会秩序混乱、情况复杂、斗争激烈的情况下，我和部队干战一起坚持说服教育，为制止武斗、稳定局势、恢复生产做了大量工作。
1968年，济南军区党委办公室来电，要求我组织一个班子，去山东省公安厅“支左"。我考虑到师长已带领部队去惠民地区(现滨州市)“支左"，一个单位不能两个主官都不在岗，我向26军政委魏伯亭汇报了我的想法。后来济南军区同意我的想法，改派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去公安厅“支左”。
后来，我又参加第二次“支左”。1971年至1973年，我任26军任政治部副主任期间，去东营市胜利油田“支左”。我和部队"支左”人员一道，在维护社会稳定，减少工农业生产损失，尽可能减轻“文革”的破坏，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胜利完成了“支左”的任务。在油田"支左”，这里不多说了，后边专门讲述这一段历史。
59、进行了整党建党工作
1967年10月27日，经过近一年半的“文革”动乱，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状态。为使党组织得以恢复并发挥作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活动的批示》。
毛泽东在批发这个文件时指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后称“五十字建党方针”）。
11月5日，他提出“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九大”闭幕时他又说：“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做整党建党。”
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整党工作的指示，从1968年至1970年，77师各级党委和支部都进行了整党建党。党的"九大”之后，部队开展了学习新党章活动。我坚持原则，按上级要求组织部队抓好党建教育，做好党建工作，不断提高了部队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战斗保垒作用。
60、组织部队野进行营拉练
七十年代，军队兴起野营拉练和“三打三防”训练。
“文化大革命”中军事训练受到冲击，部队军事素质下降，严重地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
1969年苏联军队挑起珍宝岛武装冲突，中国军队被迫进行还击。面对苏联陈兵百万的严峻形势，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有发动大战的危险。他要求全党都要学习军事，注重战争，准备打仗。
全军各部队相继召开战备训练会议，掀起为“准备打仗”而练兵的热潮。1969年冬天，沈阳军区某师将部队拉出营房，进行“千里野营”。与此同时，新疆军区、济南军区的一些部队也拉出营房进行拉练。
1970年2月，毛泽东在总参谋部关于新疆、沈阳、济南3个军区野营拉练情况的报告上，挥笔批示：这样训练好。11月24日，毛泽东又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上批示：“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2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还严肃指出：“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12月6日，中央军委转发了毛泽东的批示和北京卫戍区的报告。
全军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从当年的12月到次年的3月，迅速掀起了冬季长途野营训练的热潮。拉练的第一阶段，侧重进行阶级教育、光荣传统教育和演练行军宿营、侦察警戒、生活管理、做群众工作等；第二阶段，主要搞一些急行军、夜行军，侧重练指挥、练通信联络、练战术技术、练诸兵种的协同动作和后勤保障。担任机动作战任务、守备任务和施工、基建、生产任务的部队以及海、空军地面部队、军队院校和大军区以上机关，也根据自己的情况组织了拉练。
野营拉练中，广大指战员在江河、山林、高原、戈壁沙漠等野战环境，练习行军、做饭、宿营、警戒。同时采取走训与驻训相结合的做法进行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演练突破、迂回、包围、追击、防御、反冲击等攻防作战战术，演练打坦克、反空降、反空袭等战术技术。海军组织了海上拉练，锻炼海上作战和生活能力。空军组织了转场训练，锻炼部队机动能力。
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指示，1969年冬和1970年冬，我和77师领导、机关组织带领所属部队先后两次野营拉练，在胶东大地，冒着寒冬，苦练杀敌本领，提高了在实战条件下，部队走、打、吃、住、藏等能力。
野营拉练中，我还到一些连队讲传统，教育干战提高野营拉练意义的认识。
野营拉练训练，培养了部队指战员在野战条件下“走、打、吃、住、藏”的能力和吃苦耐劳精神，密切了官兵关系，增强了军政军民团结。
61、抓好先进典型总结和宣传工作
1969年7月17日，77师230团2连排长盛习友，为抢救章丘县(现章丘区)胡山公社卷入洪水的9名妇女英勇献身。
章丘县胡山公社巴漏河谷山洪暴发，把过河的9名女社员卷激流中，正在附近山上施工的盛习友，听到呼救声，立即带领战士陈振太、程长春，飞速赶到现场，纵身跳进急流。经奋力搏斗，共同救出7名女社员，当盛习友救出15岁女社员李风兰，继续抢救其他人时，不幸被激浪冲至5米多高的拦河坝下，壮烈牺牲。
我及时组织师团机关有关人员，对盛习友英雄事迹进行总结，并上报上级。26军决定给盛习友追记一等功，并报请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1971年5月24日，中央军委授予盛习友“爱民模范"的荣誉称号，并号召全军向他学习。6月22日，盛习友命名大会在济南隆重举行，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代表中央军委宣布命令，政委袁升平讲话，号召全区部队立即掀起深入学习盛习友先进事迹的高潮。
根据上级要求，我组织召开了77师誓师大会，我在大会上讲话，号召部队纪念英雄，学习英雄。我们师配合26军组织事迹报告团，举办事迹展览，编排文艺节目，在军内外进行巡回报告和演出。
1970年3月29日下午，在青岛担负国防施工任务的77师230团3营机炮连战士孙学林、雷学礼、胡书祥、毛瑞祥4名战士，用自己的身体顶住了顺着37度陡坡飞驰约一辆千斤重的失控矿车，保证了作业面上10名战友的安全。孙学林、雷学礼2名同志英勇牺牲，另外两名同志身负重伤。
我立即组织师团政治机关，对四位英雄事迹进行总结上报。为表影他们舍己救人的崇高精神和英雄行为，军党委给四位英雄孙学林、雷学礼追记一等功，毛瑞祥、胡书祥记一等功。济南军区党委作出了关于开展向"四英雄"学习的决定。
wP老马根据父亲刘乃晏口述和有关资料整理
202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