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隸書到章草——《居延漢簡》
漢簡書法實在是一個爛漫鮮活的世界。這個世界是由一個叫斯文赫定的瑞典人於光緒25年(1899年)首先在新疆塔里木河下游的樓蘭遺址中發掘到120餘枚晉代木簡而拉開序幕的，此後這個領域奇蹟不斷：
1901年在新疆于闐遺址、樓蘭遺址
1906-1908年在甘肅敦煌
1930在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古居延)、新疆羅布淖爾
1959-1972在甘肅武威
1972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
1973年在甘肅甘谷、河北定縣、湖北江陵鳳凰山
1972-1974年在古居延海
1977年在安徽阜陽雙古堆
1978年在青海大通
1983-1986年在湖北江陵張家山
1986年在江蘇儀徵胥
......
以上這些地方陸續發現出土了數萬計的竹木簡牘，從成書時間上看，主要集中在西漢到東漢時期、且以西漢為多，故統稱“西漢簡牘書法”。竹木簡牘書法的出土改寫了歷史。
西漢時期隸書已經普遍應用於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而這種隸書的普遍應用肯定有一段時間的演變過渡，即由秦篆到隸書的“隸變”。重大的文字變革——“隸變”能在短期內完成起碼說明兩個問題：
一是在秦篆通行之際，下層民間已經孕育了隸書的萌芽。從出土漢簡上看、西漢早期(文帝、景帝及之前)的簡牘(帛)書——“古隸”，乃篆書的俗寫體的簡化，然從中已經可以看出、字體較前又有進化，成熟隸書的許多因素在這個時段日趨活躍。二是隸書書寫的便捷使其在民間有著旺盛的生命力。
西漢中晚期隸書已經十分成熟，敦煌，居延等地漢簡(書於武帝、宜帝、元帝、成帝時期)向我們昭示了隸書逐漸成熟的過程卜一般把書於宜帝時期的河北定縣木簡作為隸書成熟即“八分書”的標誌)，其特點是；用筆逆入平出，主筆呈“蠶頭雁尾”之勢，線條波磔明顯；左下斜向，右下斜向的筆畫收筆多上挑。結構橫向取勢，方闊平整，左右背分(背靠背，裡對稱狀，八分即背分)。
線條的一波三折和體勢的左右分展是八分書最明顯的標誌。浩瀚輝煌的漢碑體系——東漢隸書碑版(甚至包括具有鮮明個格特徵的摩崖)也不過是西漢民間書體的進一步法則化、規範化而已，兩者之間並無本質上的區別。《乙瑛碑》、《禮器碑》、《曹全碑》、孔氏諸碑等都是八分成熟的有力表現。
二、“西漢簡牘書法”的筆法流變展現了新書體筆法的初露端倪。其一是章草筆法。字勢還是橫向取勢、但自然地削去了起筆的頓頭，中途筆多為“滑”行，波磔明顯減少(一些捺畫收尾、長豎收尾、鉤除外)，點畫的簡省、連帶開始出現。其二是行書、楷書、今草筆法。在一些字例中已能見到相對的行書、楷書筆法，筆畫組合開始講究粗細、形態的變化。有些字因速度較快，字內的筆畫呼應和穿插避讓、上下字之間的貫氣等今草特徵也有一定的規模。
“西漢簡牘書法”中，《居延漢簡》是一典型代表。
這一批簡牘書法誕生在西漢晚期，有兩萬餘枚，內容均為張掖郡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管轄區內的屯戍文書。這個地方古代屬居延(今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居延漢簡的名稱由此而來。
相對於正規的刻石書，漢簡隸書無疑顯得草率，它不需要正規，需要的是時間和效率。從居延漢簡的內容上看，無所不記：大到軍務的傳命交涉，貿易往來，小到被告的口供，甚至馬匹管理...... 事無鉅細，應有盡有。而且作為這些文書的書寫者——軍隊中的下級官吏、甚至普通將士，常年在大漠風沙的吹打下，在落日長河的餘暉裡，他不會有文人雅士的優遊和閒適，他只有粗獷和率真，在這無遮攔的世界中，卻更能顯露出人的本真和天性。
漢簡隸書是草率的，但《居延漢簡》中許多筆跡更草率，然而，它卻帶來了另一種書體的將要輝煌，那就是章草。
書寫《居延漢簡》類章草簡牘書法，首先要明其理，曉其來源，即脫胎於篆書，所以線條的內質還是以圓渾遒勁為上。今人寫簡牘，只求其形，線條偏扁單薄，了無深趣。另外誇大突出筆道，如捺面的收尾、長豎、豎彎鉤等，以為此類特徵筆閫小深入，表現不了漢簡的神韻，實乃惡俗至極，品質頓失。
“明理”之後，先深挖漢簡書法的線性特徵。《居延漢簡》類簡牘書法用意多在即興而為，對於成熟隸書的法理，不是十分計較。所以其”性”大於“法”，即線條的起筆、行筆、收筆等有規律的“藏鋒護尾”，在漢簡中不作過多的考慮，故常見起筆中側多樣；平勢運行卻含輕重緩急之變；收筆沒有頓勢雁尾，卻具彈性美感。
再深究其章法佈局之巧妙。漢簡書法佈局上不計疏密安排的既定規則，常常“犯界”——字與字之間的碰撞，這是後世書法佈局的大忌，特別是成熟的草書類作品，然漢簡卻因此獲得了黑白空間對比的另一層神韻。
另外一個問題，即過於潦草。須知草書不等於“潦草”，它有一定的法則，這種法則在漢代人看來也許不是一種技巧上的規定，只是隨性而至，然而到了後來，在書體演變的漫漫旅途上又有新的徵象，“相對於漢簡隸書(如古隸)而言，章草又是更草率、更不正規的；而漢簡隸書卻搖身一變而成為正規者，其間所包含的正草關係及互相間的轉換，是否可以幫助我們更深人地思考書法史上的種種現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