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乾隆只有十多歲的時候，一個冬天，忽然覺得天氣很冷，宮中卻暖氣騰騰，惦念起窮苦百姓：“地爐燃炭暖氣徐，俯仰丈室慚溫飽。此時緬想飢寒人，茅屋唏噓愁未了。”可以說，這是一個天性善良孩子發自內心的感觸。幾年後，他和其父雍正皇帝外出謁陵打獵時，看到田野中破衣爛衫的農民盯著炎炎烈日在地裡幹活時，宮廷長大的他頓時覺得老百姓真是太苦了，於是寫了一首詩：
吾聞四民中，惟農苦莫若。
有年穀價低，歉年委溝壑。
即今豐稔收，租重主人索。
益信為政者，仁民最先著。
正是基於這種淳樸感情，當了皇帝后，每逢遇到災害之年，乾隆都會迅速做出部署，對賑災所需銀糧撥付都非常慷慨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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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晚年畫像
理政的七年時，安徽發生特大水災，導致二百多萬人口無家可歸。乾隆接報後，迅速特批當時國家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用於賑濟災民。乾隆多次強調救災是：“國家第一要務”，並且說，過去督撫工作存在的各種失誤我都能寬恕，從輕處理，唯獨在賑災方面出現偏差，“朕必重治其罪”。
乾隆收藏的寶物
乾隆十八年，（1753）戶部官員對乾隆一朝和雍正一朝救災撥款比例進行了總結對比，報告說：“雍正十三年之間，江南賑災款項，共用了一百四十三萬兩，已經很多。而乾隆元年到十八年，已經用了二千四百八十餘萬兩，糧食也是二千多萬石。”
主管漕運的官吏對乾隆說：“康熙年共漕運二百四十萬石，雍正年間在二百九十萬石。從乾隆元年到二十年，本朝已經高達一千三百二十多萬石。”
乾隆聽了未免也覺得驚訝說：“朕遇到偏災，即有人飢己飢，人溺己溺之懷，不能自己。”
乾隆的解釋完全符合早年對民生疾苦的善良，甚至給了各級官員貪汙截流的機會。也正因此，一些官員摸到了乾隆心理，竟然主動“製造災情”，甚至將小災情進行大演繹，以此將鉅額錢財納入己囊，可以說貪官們抓住了乾隆治國理政感情上的軟肋。
萬國來朝圖
眾所周知，乾隆在中後期的國家治理上較早期遜色很多，在吏治上逐漸變成“由嚴從寬”，甚至還推出“議罪銀”制度，將早期勵精圖治的整治成果大打折扣。但是乾隆是非常精細的皇帝，尤其對財務數字非常敏感。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時，甘肅省爆發了蘇四十三回民起義的緊急事件，經過數次交戰，官兵損兵折將不能速勝。乾隆很生氣，撤了陝甘總督勒爾謹的職。時任甘肅布政使的王廷贊，主動向乾隆上奏，說現在正是用兵之際，軍費緊張，自己樂意把平時積攢的4萬兩廉俸銀貢獻出來“以資兵餉”。
乾隆皇帝見王廷贊一出手就是4萬兩銀子，覺得奇怪：僅僅一個藩司（布政使），家計怎麼那麼充裕？是不是和捐監有關？清代的藩司是總督、巡撫的輔助官員，俸銀、養廉銀合在一起每年不足萬兩。尤其甘肅，偏遠貧瘠，所得與富庶之地的布政使有差距。因此說，王廷贊無論如何也捐不出4萬兩私銀。於是，乾隆皇帝傳諭大學士阿桂和署理陝甘總督李侍堯，嚴密訪查王廷贊，看他是否染指捐監一事。一查，甘肅特大冒賑案開始浮出水面，成了史上罕見的一樁集團貪汙大案。
乾隆出行圖
原來，王廷讚的前任是山西人王亶望時任甘肅布政使。這個人本來就屬於官二代，他父親是江蘇巡撫王師，知子莫若父，王師看得出這個兒子根本就不是讀書料，但卻十分聰明，自小就鬼主意不斷，這種精明性格更適合在官場上混，於是給他花錢捐了一個知縣，從而越過了科舉到官場的最大障礙。王亶望靠著錢開路買官，捐資得知縣。歷官甘肅寧夏知府、甘肅布政使、浙江巡撫。王亶望這個人的豪奢在歷史上都屬於罕見，超乎常人想象。
《竹葉亭雜記》中提到，王亶望很喜歡吃驢肉絲，府中專門養了幾頭毛驢。每當王亶望想吃驢肉，廚子就拿上一把鋒利的菜刀，到驢身上挑選一塊肥厚的地方，生生割下一塊肉。被割處鮮血淋漓，廚子就用燒紅的烙鐵止血。所以確切地說，王亶望吃的是“活驢肉絲”。可謂吃的殘忍，毫無一點底線。
乾隆出行
除了吃“活驢肉絲”外，王亶望對吃鴨子也很有創意。取一個紹興酒罈，敲去壇底，把一隻活鴨子放進罈子裡，用軟泥把壇口封住，只讓鴨子把頭露在外面。餵鴨子的飼料也是特製的，是肥肉和米混合到一起。鴨子被囚在罈子裡，動彈不得，連吃七八天這種飼料，身體迅速肥大，肉質如同豆腐一般，肥潤而嫩滑。
這些瘋狂享受還不夠，他的慾望越來越大，天天想著如何升官發財，終於在乾隆三十九（1774）年，王亶望給寫奏摺給乾隆彙報說：“甘肅這幾年大旱，百姓顆粒無收，因此請朝廷批准，在當地開展捐糧，捐的多的富戶可以給予監生資格。”
乾隆對救災很重視，在戶部尚書的不斷慫恿下同意了這一建議。
不過在施行過程中，王亶望只收銀子，不要糧食，沒幾年就籌集了幾萬白兩白銀，但是這筆鉅款一分錢也沒用來救災，而是夥同各級政府編造假賬報銷後，與各級官員進行了私分。
與此同時，王亶望不斷上奏乾隆，說他辦理捐糧救了多少多少百姓，現在甘肅的百姓對皇帝感激涕零，這些讓乾隆非常受用，乾隆四十二年（1777），王亶望從甘肅調到浙江巡撫，可謂破格提拔。亶望通過賑災名義達到斂財和升官的目的，讓王亶望一時得意忘形。
乾隆書法
乾隆四十五（1780）年，辦理接待乾隆南巡，精緻豪華，辦理貢品，獲得歡心。乾隆走時，叮囑王亶望修建海塘修好，造福百姓。為了進一步受到乾隆賞識，王亶望表示要一次性捐款50萬兩白銀用於修造，這時候引起了乾隆注意，浙江巡撫工資加養廉銀，一年不過兩萬兩，王亶望來浙江不過三年，怎麼可能拿出這麼多錢？這裡邊可能有重大經濟問題問題。
恰巧第二年，甘肅爆發蘇四十三起義，乾隆派大臣阿貴前去平叛，阿貴遇到大雨，行軍困難，並把情況向乾隆彙報。乾隆得報後想，王亶望過去經常說甘肅不下雨，經常大旱，才有了賑災事情，心思縝密的乾隆發覺這其中一定有了貓膩。更可笑的是，王亶望的成功模式，已經被接替他的王廷贊照搬，如前文所述，主動掏出了幾萬兩白銀捐款用於鎮壓起義，明顯是鉅額財源來源不明，一查，牽出了王亶望的集團貪汙大案。
王亶望只知道乾隆好大喜功，卻不知道乾隆十分精明，尤其對財務數字非常敏感。
早在乾隆四年，（1739年）工部修理太廟所用的“慶成燈”，申請領銀300兩和200串錢，雖然每天要閱讀上萬字的奏摺，但精細的乾隆覺得“此燈不過略為粘補修理，何至用銀過如許之多？”
工部官員以為皇帝不懂工部業務含混敷衍說：這筆錢是預支的，將來按使用報銷，剩餘的交回。
誰知新皇帝登基以來，雖然日理萬機，卻日夜提防臣下欺騙，他說“萬幾待理，而甘受人欺，弊將百出”。“該堂官等竟以朕為不諳事務，任意飾詞朦混，甚屬乖謬。”為此乾隆小題大做，整個工部衙門全部被降罪。尚書、侍郎或被調離，或被降級，最僥倖的也受到罰俸。此事一出，滿堂朝臣無不震驚惶悚，再也不敢輕視乾隆。
一位御史曾大膽指出他明察太過、師心自用的弱點：“臣蠡測管窺，以為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過。”雖然中後期的乾隆政治懈怠，但是腦力並未不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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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寶物
貪腐大案揭鍋後，乾隆震驚而又憤怒，這樣的案件在歷史上都十分罕見。他反映出到乾隆中後期的統治腐化，監察系統已經接近全面崩潰。甘肅官場甚至對此形成了全面而細緻的“攻守同盟”，整個甘肅官場基本淪陷。
乾隆對此感嘆道：“甘肅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剝民，盈千累萬，為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這件事情不僅全省涉案，甚至延伸到了大清高層官員中間。
當時王亶望向乾隆建議開捐時，乾隆有過猶豫。當時主管戶部的大學士、首席軍機大臣于敏中不斷進言，說王亶望的辦法如何如何好，才最終獲得批准。于敏中死後，竟然有二百多萬兩的財產，當時乾隆一直搞不清鉅額財產來源，知道冒賑特大案件浮出後，才知道串聯已經深入到了高層官吏中間。
如何進一步處理整個甘肅省所有涉案官員成了擺在乾隆面前的最大難題，法不責眾一時讓乾隆深有體會。如果嚴格辦理，當時甘肅的官員百分之九十以上官員都要處死，那麼甘肅省官僚體系必將全線癱瘓。因此最後乾隆不得不下了一條紅槓兩萬兩以上處死。這種情況下，被處死者仍有五十多名，免死流放四十六人，革職、畏罪自殺數十人。
整體看來，乾隆中後期腐敗呈現多種形式，即涉案金額越來越大，甚至出現“小官巨腐”的普遍現象。乾隆三十四年，一個貴州知州就貪汙公款二十四萬兩，第二次金川之役，一個小小的松崗站站員一次侵佔公款九萬兩。
其次腐敗官員由底層向高層蔓延，被處理的高層官員越來越多，效果卻非常甚微。乾隆對此也承認說：“各省督撫中廉潔自愛者，不過十之二三。”
最後是腐敗呈現集團化，官僚體系往往利益牽連，權利交易普遍盛行，窩案、串案明顯。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往往是“辦一案，牽一串；查一個，帶一窩。”這條腐敗鏈條鎖死了通向政治清明的道路。
然而乾隆不願予以承認腐敗呈現全面化，強調都是孤立案件，以免影響其“盛世”評價和“十全皇帝”美名。此後以和珅為代表的鉅貪集團已經在乾隆政治高層形成，並且在和珅短短十餘年的惡劣影響下，大清帝國早期勵精圖治的系列改革成果隨之付之東流，為此後不久的嘉道中衰埋下了巨大的伏筆，腐敗最終讓清朝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