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读传家：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
我国历史上的世家大族，往往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耕读传统的实践者和倡导者，因此，在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里，“耕读传家”既是小康农家，也是众多仕宦之家的精神追求。
《孟子·尽心上》说：“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所谓“穷则独善其身”，就是选择一种脱离现实政治，归隐田园，农耕种地与吟诗作文并行不悖的，可以从容进退的生活方式。而保持“耕读传家”的传统，进则可以出仕荣身，兼济天下；退则居家耕读，尚有独善自身的地步。尽管这一种所谓的“亦耕亦读”，基本上是姿态性的，象征意义上的。
陶渊明《归田园居》诗云：“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读山海经》诗：“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和郭主簿》诗：“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凡此种种，似已预制了一幅幅“独善其身”的乡居图景，为后世文人学士选择亦耕亦读的生活方式，输送着源头活水般的精神养分。
诚然，对于富裕农家或官僚之家出身的儒士文人来说，“亦耕亦读”既是关乎其人生前程的出处方式，也是其及身可行的一种生活状态。其实质，当在选择一种隐身田园、人生自修，农耕种地与寄情著述并行不悖、从容进退的生活方式。
杨士奇(公元1365～1444年) 江西泰和人，曾经在《稼轩记》中记叙了一对他家乡的世家子弟：哥哥王行敏“买田百余亩，于邑西半舍许，作庐舍田间，躬率僮隶治耕，堰水为塘，备旱干。其用力勤，岁获常厚，鸡豚之蓄日蕃，而塘兼鱼鳖菱芰之利，日用所需悉具。饱食无事，读书茅檐之下，声闻林外……”将其数楹“宴息之居”题为“稼轩”；而他的弟弟王行俭却在京城为学士，“于翰林掌制命，天子左右，誉望蔚然。”杨氏在文章中写道：“轩之前天柱、三顾诸峰，苍然秀拔，而大江横其下。启北户而望，则武姥之山，峭奇特，而吏胥一迹不及门。嘉客时至，野服出迓，相与坐轩中。必具酒，酒酣，击瓦缶，歌古人田园之诗乐客。客或问平居所侣，指塘下，白沤及窗外修竹千挺，曰：何莫非吾侣也！盖终岁悠然，忘世荣辱。行俭在京师闻之，跃跃有歆艳之意，已而其同寮君子闻之，皆有歆艳意，相与赋“稼轩”之诗。”
“皆有歆艳意，相与赋'稼轩'之诗”，道出了农耕文明土壤中出产的中国封建官僚心中，多么隐秘的一个情结：“稼轩”生涯，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王廷相(公元1474～1544年)河南仪封人，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历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罢官归，“一入乡园，日惟以图史耕渔自适，绝口不及世事”，“居家，四时疏布常服，朝夕饮馔惟菜羹疏食数盂，未撤即置书册于傍”。这是中国封建官僚的另一种生活图式：奔波劳碌一生，仕宦风波半世，幸得衣食无忧，田舍有余，终得脱身宦海，还我初服，一偿“耕读自适”的素志。
陈献章(公元1428～1500年)广东新会人，在精神上极其景仰陶渊明，是一位知名的教育家，有着明代儒学宗师的地位，他毕生身体力行了一种真正“亦耕亦读”的生活。科考失利以后，二十七岁的他前往江西临川，拜师出身于仕宦之家的学者吴与弼(公元1390～1469年)。其时，吴氏一边研读经书，一边居乡躬耕，同慕名前来就学的弟子们一起，过着简朴勤苦的真正耕读生活。据说，在讲说先贤往圣的经学之外，其教学内容广泛涉及农耕劳作、日常起居等。他教导陈献章的名言是：“秀才，若为懒惰，即他日何从到伊川门下，何从到孟子门下？”
吴与弼的学问思想，无疑对陈献章发生了深刻的影响。陈氏后来亦学亦耕、半读半耕。《七绝·咏江门墟》道：“二五八日江门墟，既买锄头又买书。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
陈献章的生活态度，对后世同是生长于新会的梁启超、陈垣都发生过深刻的影响。
然而，中国农耕传统在二十世纪的日渐解体，毕竟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性潮流，于是，“耕读传家”，日益成为中国人精神上难以接续的一个田园梦幻。
其实，在“耕读传家”的理念中，确实蕴涵着不少值得研索的人文底蕴。其中，应当包含着若干亟待深入发掘、值得全面弘扬的现代精神文明因子，诸如“读书种子”的养育，“书香氛围”的营造，“精神家园”的重构，“万卷藏书宜子弟，一蓑春雨自农桑”的价值观念建立等等，似乎都能够从华夏源远流长的耕读文化传统中，寻找到若干思想文化的因子。
对耕读文化的传统，尤其是对“耕读传家”的人文理念，对“半为农者半为儒”的理想乡居生活图景，进行具体而微的、洋溢着温情敬意的研究，将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供若干实证，并为汉族农耕文化、士人隐逸精神、江南区域文化、乡村教育思想、和现代化背景下的精神家园建设，诸问题的研究提供启迪。
（本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