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21歲的鄧稼先從西南聯大畢業，兩年後，他考取了留美研究生。1948年，進入美國印第安納州的普渡大學研究生院物理系，26歲獲得了博士學位，這位年輕的博士被稱為“娃娃博士”。美國教授對他刮目相看，讚許地說：“假以時日，你一定能摘取諾貝爾獎。”
沒人料想得到，鄧稼先取得博士學位一個星期後，就義無反顧地踏上了回國的輪船。他不是不知道在美國能夠享受優越的物質生活，但他有一顆永恆不泯的中國心，他要踐行自己臨行前那句擲地有聲的諾言：“我學成以後一定回來。”
回國後，鄧稼先在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加入到中國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設工作，期間發表多篇原子核方面的論文，填補了我國原子核理論方面一些的空白。
1953年，鄧稼先與許鹿希結婚，妻子是北京醫學院的老師。婚後，兩人琴瑟和鳴，生育一雙兒女，度過了五年的幸福美滿時光。夫妻二人喜歡在月下漫步，一次在月光下，鄧稼先說：“我們如果永遠這樣多好。”80歲的許鹿希仍然清晰地回憶起夫君的這句情話。
1958年8月的一天，時任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長錢三強把鄧稼先叫到辦公室，進行了一次秘密談話，他問鄧稼先：“稼先同志，國家要放一個大炮仗，調你去做這項工作，怎麼樣？”鄧稼先明白這個大炮仗是說什麼，他鄭重地接受了錢三強的邀請。
誰也不能未卜先知，這項工作是何等的艱鉅，要付出的怎樣的巨大代價，甚至生命。這一切，鄧稼先當時都無從知道。這一年，鄧稼先34歲，妻子許鹿希30歲，兩個孩子一個4歲，一個2歲。
回家後，他告訴妻子：“我要調動工作了。”
許鹿希問，“調到哪？”“做什麼工作？”“你把信箱的號碼告訴我，我給你寫信。”
鄧稼先給出三個問題答案是一致的，都是“不能說”三個字。
空氣凝重，一個呼吸都顯得那樣澎湃。鄧稼先打破沉默，他說：“我的生命從此就獻給未來的工作了。做好了這件事，我這一生就過得很有意義，就是為它死了也值得。”鹿希依偎在丈夫懷中，說：“我支持你。”
這句話對鄧稼先來說竟是一語成讖。那一晚之後，鄧稼先的事業、家庭、生活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此，鄧稼先白天從大家的視野中消失，晚上神秘地回家，好像幹了“特工”。許鹿希保守著組織原則，不讓丈夫為難，從不發問。
原子彈研究初期，有蘇聯專家幫助。中蘇關係破裂後，蘇聯撤走所有專家。還斷言中國人20年也造不出原子彈，美國中央情報局也臆斷中國人沒有造原子彈的這個能力。
鄧稼先帶22個大學生負責理論設計，他們憑藉手搖計算器和算盤，夜以繼日的計算著一個又一個規模龐大的數值，進行了上萬次的方程式推算。有時為了演算一個數據，算一次，就要超過一個月，算9次，要花費一年多時間。一個關鍵數據算一遍，連帶著上萬個數據。錯一個，整個計算就會全部作廢。
原子彈研製後期，鄧稼先在人跡罕至的大漠戈壁核試驗場，輻射區是嚴禁科研人員進入的，可鄧稼先每次都親臨一線。
1964年10月16日，東方的上空升起一朵蘑菇雲，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爭氣彈”爆炸成功，震驚世界。
1967年6月17日，第一顆氫彈在羅布泊爆炸成功，威力是第一顆原子彈的150倍。
美國第一顆原子彈到第一顆氫彈用了7年零3個月；英國4年零7個月；蘇聯6年零3個月；法國8年零6個月。中國只用了2年零8個月，這就是中國人的志氣，中國人的骨氣。
1979年，一次航投試驗時出現降落傘打不開事故，原子彈墜地時被摔裂。鄧稼先對身邊工作人員說：“你們還年輕，你們不能去！”在最危險時刻，他衝了上去把摔破的原子彈碎片拿到手裡仔細檢驗，找到碎片後，他自知已經被輻射。一向不主動拍照的鄧稼先，這次穿著防化服主動和一位助手拍了一張照片。
在回基地的過程中，他若有所思地問同事：“你知道放射性鈈進入人體後會被什麼吸收嗎？”未等同事回答，他自己回答道，“骨髓。”他又接著問，“你知道它的半衰期是多久嗎？”又自己回答，“200年。”
在我國進行的45次核試驗中，鄧稼先32次親歷現場，15次擔任現場總指揮。
10年動盪，一心科研的鄧稼先也未能倖免於難，被揪出來批鬥，他已做好了最壞的準備。這時，已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楊振寧從美國來中國大陸訪問，他給周總理列了一份想要見的朋友名單，第一個人是鄧稼先。這讓鄧稼先免除了不可預知的災難。
楊振寧曾問鄧稼先：“研發原子彈、氫彈得了多少獎金？”鄧稼先說：“原子彈10元，氫彈10元。”當時國家經濟十分困難，整個科研組獲得的總獎金才一萬元，分為10元、5元、3元的等級發下去。鄧稼先得到了原子彈、氫彈最高獎金分別是10元，加在一起是20元，還有兩張重於泰山的獎狀。
楊振寧聽後十分吃驚，就這點錢？眼珠子掉出來也不能相信。他隨便搞一個小項目的研製獎金也是這個的百倍不止。當鄧稼先和楊振寧一起合影的時候，他的嘴角依然還有未擦淨的血跡。
楊振寧當時對鄧稼先提出一個世界普遍懷疑的問題，是否有外國人參與了兩彈研究。鄧稼先立即向上級請示。周總理明確指示：讓鄧稼先如實告訴楊先生，中國的原子彈、氫彈全部是中國人自己研製的，沒有一個外國人參加。鄧稼先在深夜接到這個電話後立刻穿衣起床，連夜給楊振寧寫信。
1985年春，鄧稼先最後一次離開羅布泊。一到北京，大家強烈要求鄧稼先去醫院體檢，體檢報告顯示，輻射致內臟受損，小便中帶有放射性物質，骨髓裡也侵入了放射物，診斷患上了直腸癌，已經到了晚期。他被強制住院，面對自己妻子以及來看望自己的國防部長張愛萍，鄧稼先平靜地說：“我知道這一天會來的，但沒想到它來得這樣快。”許鹿希後來回憶：“我知道，他一去（核試驗現場）就完了。”
61歲的鄧稼先接受了三次大手術，劇烈的疼痛折磨著他的軀體，止疼針從一天一次到一小時一次，全身大面積溶血性出血。
1986年6月24日，刊登了“兩彈元勳——鄧稼先”的長篇報道，鄧稼先這個名字出現在全國各大報紙上。許鹿希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失蹤”28年，原來是幹了一件這樣驚天動地的偉業。
而此時的鄧稼先正接受輸血，他的生命已經進入最後階段。每個小時打一針止痛針，他的肌膚已經成了蜂窩狀。許鹿希為丈夫念著刊登了他奮鬥歲月的特別報道，念著念著，她的聲音哽咽了。7月17日，鄧稼先在病榻上接受了全國勞模的獎章和證書。
7月29日，62歲的鄧稼先全身大出血在妻子懷抱中溘然閉上了雙眼。這位“中國原子彈之父”臨終前留下一句話，不是給妻子兒女的，而是他畢生為之奮鬥的祖國：“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
許鹿希緊緊地抓住丈夫的手，悲痛地說：“你的血流盡了！”鄧稼先的手漸漸冰涼僵硬。許鹿希在絕望的哭泣中，發出撕心裂肺一問：“20多年的等候，就是這樣嗎？”
這畫面似乎只應該在影視劇才能出現，在場的所有人都淚水奔湧，肝腸寸斷。
愛人從事這項無比光榮的任務28年，許鹿希等待了28年，最終等來了丈夫在自己的懷中陰陽兩隔。許鹿希傷痛欲絕，流盡了淚水。她的丈夫沒有走，永遠佇立在她的心裡，她開始著手創作《鄧稼先傳》，尋訪了一百多位丈夫的同事。寫寫停停，經常不能自已，等到出版這本書時，正好又經歷了整整28年。這是巧合嗎？一切都已註定。
鄧稼先去世後，楊振寧寫給許鹿希信中說：“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有意識地前進的。沒有彷徨，沒有矛盾。如果稼先再次選擇他的途徑的話，他仍會走他已走過的道路。這是他的性格與品質。能這樣估價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們應為稼先慶幸。”
鄧稼先，一個永遠熠熠生輝的名字；一個永遠值得紀念的名字；一個讓中華民族強大起來的名字；一個讓中國人淚奔的名字。
英雄已逝，我們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心存感恩，向鄧稼先這樣的國家脊樑致敬，讓老鄧活在我們的心中，用我們的熱血弘揚愛國的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