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宋朝”积贫积弱”说:这其实就是个新版“盲人摸象”故事


盘点宋朝”积贫积弱”说:这其实就是个新版“盲人摸象”故事


对于宋朝的评价,网上是争论最为激烈的,有人认为宋朝重文轻武是中国丧失尚武精神的源头,从此之后中国才不断被异族入侵、统治。也有如高晓松等人,就认为宋朝是中国文化最发达、政治最民主、生活最舒适的朝代,要穿越就要回宋朝;最夸张的是有人认为宋朝GDP占了当时全世界的60%,有人还计算出宋朝人均GDP高达2280美元,这甚至比我们改革开放前的人均GDP要高不少。

而在学术界,自民国以来,对于宋朝的评价也是截然相反的,尤其以中国史学界和外国史学界的评价差别最大。以钱穆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对宋朝的基本评价是“积弱积贫”;而日本和欧美汉学界对宋朝评价很高,认为它是当时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多方面最发达的国家,全面领先西欧。


盘点宋朝”积贫积弱”说:这其实就是个新版“盲人摸象”故事

南宋时期形势图


不仔细看,你会以为他们说的根本不是同一个朝代。要搞清楚宋朝真实的财政、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军事状况,需要仔细的研究和计算,我将在后面的文章中讨论,本篇先谈一下宋朝”积贫积弱”说的由来与得失。

中国学者的宋朝“积弱积贫”说是如何出炉的?

无论赞同还是反对宋朝“积弱积贫”说的,一般都认为钱穆是宋朝“积贫积弱说”的始作俑者,的确,他在《国史大纲》中说:“在不堪言状的分裂与堕落之后,中国又重新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来。这一个中央,却以他特殊的姿态出现于历史。与秦、汉、隋、唐的统一相随并来的,是中国之富强,而这一个统一却始破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

这以后,翦伯赞在《中国史纲要》中明确用“积弱积贫”这个词来给宋朝贴了标签。由于翦伯赞的观点被写进了大陆的历史教科书,而钱穆则在海外很有影响力,所以宋朝“积弱积贫”这一观点也就深深进入了海内外华人学生的脑海中,以为宋代真的贫穷软弱到极点。

也有反对宋朝“积弱积贫”说的人,认为“积弱积贫”说是从钱穆才开始的,在钱穆之前,宋朝的本朝人包括范仲淹、王安石等推动改革的人,他们都没说过宋朝 “积贫”的话;明清时期也无这样的观点。

如果真考察一下,就知道宋朝才是“积贫”说的源头——早在王安石的万言书中就有:“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今天下的财力一天比一天困乏,风俗一天比一天败坏,毛病在于不知法度,不效法先王的政令。”

而在王安石之前的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也提到“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其实已有类似的意思,但说得不明显而已。“民困于外”就是说民间很贫困,这个“困”的意思与“困扰”那个“困”的意思是不同的。

宋代其他朝臣如宋祁和苏辙等都有关于“三冗”( 冗兵、冗官、冗费)的议论,苏轼在元佑七年《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四事一处行下状》也说:“而帑廪日益困,农民日益贫,商贾不行,水旱相继,以上圣之资,而无善人之效,臣窃痛之。”

宋代财政的困窘在宋仁宗以后就非常明显(宋仁宗留下不少节俭的事例,其实也反映了当时中央财政缺钱的状况),旧党在王安石之后多次面临财政困难,宋徽宗上台以后挥霍无度,宋朝的财政更濒临破产,只是他被蔡京蒙蔽了。所以,无论从事实还是言论,宋朝“积贫”说实在是在北宋就有了。

而把这个问题说得比较清楚的是吕景初,他曾向仁宗进言说:“今百姓困穷,国用虚竭,利源已尽,惟有减用度尔。用度之广,无如养兵。比年招置太多,未加拣汰。若兵皆勇健,能捍寇敌,竭民膏血以啖之,犹为不可,况羸疾老怯者,又常过半,徒费粟帛,战则先奔,致勇者亦相牵以败。当祖宗时,四方割据,中国才百余州,民力未完,耕植未广,然用度充足者,兵少故也,而所征皆克。自数十年来,用数倍之兵,所向必败。以此,知兵在精,不在众也。议者屡以为言,陛下不即更者,由大臣偷安避怨,论事之臣,又复缄默,则此弊何时而息。望诏中书、枢密院,议罢招补,而汰冗滥。”

此人名声不大,但其实已经指出了“积弱积贫”问题的本质:兵源太烂,耗费钱粮的同时还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

宋朝太祖时禁军加厢军只有30几万,后来最高膨胀到140多万。宋朝是募兵制,1名禁军一年需要工资70贯,1名厢军需要37贯;取其平均值,1名军士需要53贯,按120万军人计算,则每年军费中仅工资支出就至少需要6360贯,所以宋朝一年的财政收入一般七八成都拿去养兵了,其他方面自然就捉襟见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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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李顺起义


而为了养兵,宋朝在收税方面也是无所不用其极,《朱子语类》指出:“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宋朝的农民起义持续不断,前后有200多次,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原因就是由于赋税沉重,这次起义前后持续了2年多,队伍达到几十万人,几乎占领了整个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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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常备军人数变化表


至于 “积弱”之说,北宋确实说的人不多,南宋端平元年(1234)和二年,则有真德秀、魏了翁等人先后提到过国势“积弱”。之后叶适也说:“天下之弱势,历数古人之为国,无甚于本朝者……及元昊始叛,……形势大曲,而天下皆悟其为弱证矣。”陈亮《上孝宗书》曰:“五代之际,兵财之柄倒持于下,艺祖皇帝束之于上,以定祸乱。后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县空虚,而本末俱弱。”

宋人确庵、耐庵编的《靖康稗史笺证-靖康稗史序(其二)》则以为宋朝的靖康之耻是前所未有的耻辱 :“ 中土祸患,至宋徽、钦而极,子息蕃衍,耻辱亦大,前史未有也”。《靖康稗史笺证-附录诸跋(其九)》:“自古亡国之耻辱,未有如赵宋者 ”。

明朝的财政收入比宋朝低是肯定的,但明朝的人并不认为本朝比宋朝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低(当然那时候还没有GDP的概念,这里是借用),明人丘浚曾指出:“窃惟我朝疆宇比宋为广,而百年以来无甚钜费,凡宋所谓郊赉岁币祠禄皆无之,其最费者宗禄养兵荫子耳,然荫子止于武职,文臣无几焉。臣考诸司职掌,洪武中人民一千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户,垦田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三顷,税粮二千九百四十四万石,户口之数较之宋虽略相当,而今日垦田则过之远矣,所入既多,而所费比之又少,是宜国家储积数倍于宋焉,……况今日之全盛庶富,非宋可比(《足国用议》,载《明经世文编》卷72)”。

明末思想家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里,虽然对赵匡胤“不杀大臣言官” 的誓言评价很高,认为是“汉唐之所不及”,“故得继世享国至三百余年”。但在《日知录》中曾引录叶适和陈亮的话,说明他也是认可对宋朝积弱的评价的。

王夫之在《宋论》中认为:“仁宗之过于弛而积弱也,实不在贫也。”这其实也是在说“积弱”,也相当于是一锤定音了。

清朝学者赵翼指出宋朝“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

认为宋朝“积贫积弱”不仅是传统的主流看法,也是1949年以来大陆史学界的官方看法。20世纪50年代末漆侠在《王安石变法》中说:“积贫积弱不仅是宋封建国家的外部标记,而且透过积贫、积弱的现象,还可以看到宋整个政治经济当中的复杂关系。”这是明确将“积贫积弱”连用来概括宋神宗实施变法的主要社会原因。1962年邓广铭又将这一概括引入《中国史纲要》宋代历史部分的书写,之后1980年《北宋的募兵制度及其与当时积弱积贫和农业生产的关系》还是认为宋朝“积弱积贫”(后来他的观点有所改变)。2006年,项怀诚主编的《中国财政通史——五代两宋卷》中“‘积贫积弱’与财政分配”一节指出:“对整个宋代经济的评价,史学界历来使用‘积贫积弱’一词。”

民国以前的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和胡适等对宋朝评价很高,但他们主要是从文化、思想等方面去评价,并不改变民国以来认为宋朝在财政和军事上“积贫积弱”的主流看法。

海外汉学界确实是推崇宋朝的

海外汉学界则普遍认为宋朝是中国经济、科学、文化等最发达的朝代。日本史学大家内藤湖南在国际上是“唐宋变革论”的提出者,他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对宋朝的评价是比较高的。

受内藤影响的日本学者摅薮内清在《中国-科学-文明》中说:“北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儒学方面兴起了后来被称作宋学或朱子学的新儒学;文化方面,在古文复兴的同时,口语文学也兴盛起来;印刷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且发行的书籍不仅仅是儒教经典,还有历史书、诗文集等。在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科学书籍的出版发行。可以说,自古以来没有像北宋皇帝那样重视医学的。……总之,在这个文化发达的历史潮流中,有许多惊人的成就。甚至有人认为,北宋时代可以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以至近代相比。”

李约瑟则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者欧洲的水平。"

德国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说:“宋代中国在重要技术、生产、商业发展方面和总的经济发展方面尤为突出。麦克尼尔认为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心’……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

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在《南宋社会生活史》一书中说:“13世纪的中国……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东亚研究及历史学教授汉学家伊佩霞在《剑桥插图中国史》一书中说:“11、12、13世纪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

从以上可以看出,海外汉学界的主流看法,至少是不认同宋朝是“积贫”的,对于宋朝是否“积弱”,他们是没有怎么关注的。

为什么中外学界对宋朝的历史地位有如此截然相反的看法?

中国史学界认定宋朝积贫积弱,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自宋代以来,中原王朝就饱受异族欺凌,在对外战争中不断打败仗,甚至赔款割地,而这就是从宋朝开始的,宋朝不但不能像汉唐一样统一传统上的中原王朝国土,还是割地赔款之始作俑者(明朝是例外),饱受刺激的史学家们自然不会给宋朝太高的评价。

二是中国的史学评价体系与西方不同,中国史学界一直以来都是以政治评价为中心,儒家就有史以载道的传统,对于历史一向讲究“春秋大义”,同时也受近代屈辱史影响,过于看重政权正统问题、传统天下秩序、对外战争表现、人物道德评价和政权角力等。而西方学者则自历史年鉴学派以来,就更注重长时段和大区域的整体史,习惯从社会史、经济史、科技史和文化史等方面来评价。他们对于宋朝的变革意义和现代特征相对比较欣赏,评价也就比较高。客观地说,梁启超早就希望中国史学摆脱以政治史为中心的传统理念,但大陆学术界真正完成这一转变还是到2000年后。

三是对唐宋变革的意义认识不足。1910年内藤湖南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唐宋变革论”,之后日本学者关注这个课题已超一个世纪。内藤认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政治上则是“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之后宫崎市定等多有赞同,并形成了以传统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京都学派”。陈寅恪先生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说“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尽管对唐宋之差别,我国古代学者如郑樵、陈邦瞻等早有论述,我国亦代有学者论及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但不可否认的是,自改革开放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相关成果的传入,极大地推动了唐宋变革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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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樵《通志》


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称:“自隋唐而上, 官有簿状, 家有谱系, 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 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 “自五季以来, 取士不问家世, 婚姻不问阀阅。” 这段名言言简意赅, 不是枝枝节节的史料, 而是高屋建瓴的史论。它准确无误地表明郑樵是个相当标准的“唐宋变革” 论者。

顾炎武对“唐宋变革” 的揭示也是非常深刻的, 但在时间上远远晚于郑樵。

近代夏曾佑则是在内藤湖南之前,已率先提出“唐宋变革” 论。内藤《中国近世史》一书和《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刊行于20世纪初期,而夏氏《中国古代史》一书是其上世纪初年的讲稿。他认为:“自传说时代至周末, 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 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 为近古之世。”夏氏与内藤在时代上并无古代与近代之分,夏氏的“近古” 说与内藤的“近世” 论都应当属于近代史学体系规制下的学说。

中国大陆史学界是早就知道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的,但他们不知道郑樵早已论述过这个问题,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没人回应这个问题,也就没人能够从“唐宋变革”的角度去看待宋朝。如果以近代国家的观念来看宋朝,则我们确实很容易发现宋朝的优势。

如前,海外汉学界看待宋朝,他们更注重长时段、经济史和科技史等,尤其是他们看待宋朝,是将其与同时期的西欧进行比较,这就凸显了宋朝的优点。至于宋朝败于蒙古人之手,在他们看来就更没什么了,宋朝能抵抗几十年已经比欧洲优秀多了。

真实的宋朝:人均GDP不低,但也确实“积贫积弱”

要确定宋朝是不是真的“积贫积弱”,最好还是我们自己考察一下宋朝实际的经济水平和军事能力。

当然,这里需要澄清一下,宋朝的人均GDP是绝对达不到2280美元这个水平,网上那篇文章的计算是问题很多的(本文后面列出的参考文献是一篇收入了知网的文章,其原始出处是不是这一篇,我还不能肯定),不过我会放在后面的文章来讲。

宋朝真正的人均GDP,我认为还是参照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书中给出的600美元较为合适。以现代经济学的观点考察,宋朝相对于唐,人均GDP确实提高了1/3左右,但这种提高是比较缓慢的,在1820年工业革命之前,全世界的人均GDP也都处在这样一个较低水平,不可能出现人均GDP达到2280元美元这种情况。麦迪森给元明清的人均GDP定的都是600美元,虽然这肯定不是一个很准确的数字,但用来做粗略计算其实还是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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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朝人口、耕地表

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北宋的国内生产总值为600亿美元,不过要注意的是,这个是以2003年的美元价值来计算的。如以美元与黄金的比价来计算,今天美元已经贬值了3倍左右,也就是说宋朝的GDP应为1800亿美元左右,人均GDP为1800美元。当然,实际上美元20年来贬值了1.5倍左右,所以宋朝人均GDP应为900美元,GDP为900亿美元。

正因为宋朝的人均GDP和后来的元明清一样,我们也就能够确定宋朝的GDP相对后来的几个朝代是不高的,其实际数字我就不计算了。大家参照各个朝代的人口和土地数字,就会有一个大体的认识。准确的计算是很难做到的。

至于宋朝的财政收入高,这也是事实,但这却是是用尽了聚敛手段的结果,不能说明宋朝富裕,只能说,在西欧人均GDP快速提升之前,我们确实领先他们,但后面的停滞不前,却让我们慢慢落后。

结语:

中外学术界对宋朝的评价确实是截然不同的,但这种不同不是因为偏见或所依据的材料不同造成的,而主要是由于大家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中国学者主要从财政角度得出了宋朝“积贫”的观点;而外国学者则是与西欧比较后的宋朝:人均GDP高于西欧,人口又几乎是西欧的两倍,城市快速发展,纺织、钢铁等有工业化的迹象,加之政府管理现代化程度比较高,人文气息浓厚,因而对宋朝有较高评价。

至于“积弱”的问题,宋朝军队的对外战斗力确实不强,但这主要是宋朝崇文抑武的结果,宋朝军队在太祖、太宗时期并不弱,檀渊之盟其实也是打平的;而南宋初期在朝廷控制不到的时候,岳飞和韩世忠的军队战斗力都比较强。所以我们不能说宋朝军队就一定是“积弱”的,其在装备和组织上其实也是有很多创新的,也代表了战争进入热兵器时代的开始,但大多数时候由于士气不高、组织不力和训练不足等,宋朝军队对外的表现确实是弱的。

总体来说,对宋朝的评价,中外学术界并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大家看到的内容不同,有点类似盲人摸象,大家都只看到了自己能看到和想看到的那一部分。

参考文献:

《宋史》,脱脱等

《两宋财政史》,汪圣铎

《宋史十二讲》,张全明、李文涛

《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麦迪森

《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李裕民

《北宋人均GDP达2280 美元》,《文史博览》200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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