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飚，1968年生，北京人，康奈尔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浙江大学教授、社会学系副系主任、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曾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所国际关系系博士后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以及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和副院长。教学和研究方向包括国际与比较政治学、国际与比较政治经济学、发展问题的政治经济分析。编著有《Business, Government andEconomic Institutions in China》、《比较政治经济学》等，译有《艰难时世下的政治——五国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政策比较》、《国家引导的发展——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等，发表核心期刊学术论文多篇。
以下为节选专访
政治学人：您曾提及比较政治经济学与比较历史研究常会面临方法论挑战、对历史数据的质疑以及选择偏见的挑战，那么在您看来在这样的挑战之下应当如何理解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意义？在美国式政治科学的眼光来看应该很多人会质疑它的科学性？
朱天飚：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学者做研究其实不是为了学科，而是要解释具体的政治经济现象。后人把这些学者的研究归拢总结起来，其实目的也不是为了创建学科，目的主要是为了简化信息量。比如当我教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你是要我按照每个学者发表的东西去教吗？就是说我一周教四个学者或者六个学者，把他们的研究都说一遍，显然学生很容易就忘了对吧。那怎么办呢？你要把他们类似的东西放在一起，只要分类就一定要简化，最后就形成只有几个理论走向，根据类似的分析单位或类似的观点等等。这样教起课来就容易了，学生也好记了。于是我们就可以将某一种研究走向叫做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其实无论是教授者还是真正的学者，没有人特别关心这个，学问的核心不是学科，是要研究的问题，至于别人怎么把你研究问题的方法、分析手段、研究对象和这个问题本身归类成什么那是别人的事，往往这样的归类主要是为了给学生讲起来更容易，让大家更有一个结构化的理解而已。所以这个要先说清楚，其实我不是那么重视这个学科、那个领域的，特别是我现在在高研院（人文高等研究院）。高研院就是一个特别主张跨学科思维的地方来。你看政治学这个领域有多少理论是政治学原生的？它借来了自由主义，借来了制度主义，它后来又从社会学借来了社会建构主义，其实它大部分都是从外面融合而成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
我们分学科、分领域主要还是为了简化，为了学习的人更容易了解到学术的概况。学术发展的目标不应该是为了发展学科，应该是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学科其实也应该为问题去服务，而且过度强调学科会混淆我们的目的，会把学科和学科之间划出很深的界限，好像你研究的我理应不懂，我研究的你也理应不懂，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在这个基础上呢，我觉得比较政治经济学既有政治经济学的源头，又有比较政治学的源头。它在政治学里的发展其实很受比较政治学这种分散的、碎片化的影响，但同时在社会学里面它也受历史社会学对政治经济的宏观思考的影响。我不觉得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整合起来，整合的目的也只是做教学用，我们没有必要要求学者按照某个思维、某个逻辑去做，否则就不认作政治经济学研究。只要我能对一个问题提出比较深入的理解或者好的解释，这样就很好了。虽然比较政治经济学各种的跌宕起伏，各种碎片化，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无所谓的事，我们没有必要过度关心一个领域是否完整，是否有自己核心的东西，这个本末倒置了。
其实越是这样分散的领域，它被其他领域、其他学科曝光的几率可能更大，我觉得这是好事，因为这里的学生更容易去学习不同学科的东西，多元和跨学科人才追求的都是那个唯一的目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思考问题、解释问题，以致达到解决问题的地步。那么能不能解决问题我是不敢说的，这个只能作为一个更抽象的目标。但第一步得是理解问题，和解释清楚，以至于在这个基础上看能不能解决问题，所有的学术发展都得围绕这个方向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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