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捕“二王”纪实(4)

导读:王氏兄弟并不是第一次犯案,他们早已在心里埋下了罪恶的种子......

李瑞玲使多少公安干警和人民群众,避免牺牲在“二王”的这些杀伤武器之下!

当时,街上众多的人们,站在安全地带,大睁着吃惊的眼睛,把搏斗中的每个细节一一地看完……人们啊,正义和邪恶,无辜和强盗正在搏斗,谁也不能旁观啊!不要忘记,我们的现实生活并非世外桃源,为求得安定和幸福,人人需有满腔的热血和敢于同丑类斗争的勇气啊!

有勇者从观者中冲出来了!他们是衡阳冶金机械厂工人刘重阳和值勤民兵符跃华。他们蹬起自行车,紧盯着骑一辆车的“二王”追去。王宗玮坐在车货架上,持着枪,面对着追者。刘重阳和符跃华警惕地尾随着。绕了几个弯子,符跃华被甩掉,刘重阳穷追不舍,他越追,人越勇,人越勇,车越快,距离一米一米地缩短。刘重阳一直追了三华里,追到东风影剧院附近,车轮已经挨近了两犯。这时,刘重阳憋住一口气,脚下加力,要超过“二王”,以便将他们的车撞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宗玮慌乱地向刘重阳开枪,刘重阳腰上受了伤,从车上跌落下来。随后王宗(王方)载着王宗玮拐进一个狭窄的胡同里。

衡阳市公安局在10点20分钟接到衡阳冶金机械厂报案的电话,公安局长带领侦查员、法医等20多人,在20分钟内就赶到现场。随后,省公安厅刑侦处长、衡阳市的领导同志赶到,一边勘察现场,一边组织追捕队,分五路追击“二王”。同时调动全市所有派出所的干警和厂矿企业保卫部门的武装人员,在全市一切水陆交通要道、路口设卡哨,清查市内一切娱乐场所和空闲场地,欲将“二王”围歼于市内。

简直偶然得再也不能偶然了:“二王”骑车钻进胡同并非是绝路,里边竟然是一个开阔的储煤站。一个个大煤堆,像座座山峰从地面上隆起,这有利于掩护他们甩掉自行车。弃车后,他们爬上三十多米高的大陡坡,坡上就是铁路线。10点44分,有一次广州北行的列车从这里慢速通过,从时间计算,也就是他们来到铁路线上几分钟之后,便扒车北逃了,狡猾的“二王”,怕在车上遭到堵截,所以当列车在茶山坳小站减速时,他们跳下了车。11点钟以后,茶山公社的社员们,几次遇到一高一矮的两个北方青年人,进社员家讨水,矮个子右手扎着纱布,左手拎着黑提包。后经证实,他们就是“二王”。“二王”窜逃到茶山坳的情况,在18日才由侦查人员访问到。看到“二王”在煤站丢弃自行车的工人,也没有及时报告。追捕敌人的最好时机错过了,使“二王”又从衡阳逃掉。

经过一场对敌斗争的严重考验,一批英勇的人,挺立在人们面前。衡阳市冶金机械厂党委高度评价这些同志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全厂召开了表彰大会,给刘重阳记了一等功,晋升一级工资,奖励60元钱。伍国英、武振云等同志都立了功,受了奖。同时冶金机械厂党委建议衡阳市交电公司,对与“二王”搏斗有功的李瑞玲予以表彰。对于他们这种舍死忘生、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不正应该大力表彰,大大发扬吗?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二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两个罪犯怎样走向杀人犯罪的深渊,又怎样逃避打击,也是人们急于想知道底细的一个谜。其实,事情并不玄妙,也算不得复杂。

王宗(王方)和王宗玮的父母,多年来在东北机器制造厂中学当教师。在三个男孩子中,王宗(王方)和王宗玮是老二、老三。历史的和现今的许多事实证明,“二王”的父母对于自己的子女不注重思想品德教育,并常常护短、溺爱,从小养成好懒馋滑恶习的王宗(王方),念小学时候就混迹在扒手之中,在闹市里掏包行窃,开始了撬门砸锁的生涯。1974年和1975年,他曾两次被收审。1979年他在沈阳大东区辽沈卫生院当药剂员期间,又因盗窃被捕,判刑三年。这次行凶作案的日子,是他新婚后的第三天!

过去王宗(王方)犯案,他的母亲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当她得知儿子要被捕法办的时候,她扔下学生不教,带者王宗(王方)北逃,将犯罪儿子隐匿在亲属家里,儿子被缉拿归案了,这位“人民教师”受到公安部门的拘留处分。有这样的家长,在这个家庭里长出“二王”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说老三王宗玮,1976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80年复员,同年8月份分配到东北机器制造厂六车间当工人,在厂工作二年多,他举止文雅,说话和气。红榜题名居然有他一个。难怪发事那天,公安局找到六车间党支部书记,提到王宗玮是杀人重大嫌疑犯时,他愣住了!可见王宗玮已学会了一套伪装的伎俩呢。

说他伪装,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1976年初冬时节,沈阳市大北监狱某驻军值班室的三支手枪被盗,盗枪者就是王宗(王方)和王宗玮。这次“二王”在广昌山丛中最后使用的两支枪,就是当年大北监狱所丢失的手枪。那年侦查盗枪者时,最大的怀疑对象,就是窜进监狱值班室院子里的一高一矮的穿棉猴的两个青年,文字材料中记载下的体貌特征,就是今日的“二王”。可见,王宗玮在参军以前就是盗窃枪支的重大罪犯,他是混进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里的一个歹徒。他在部队三年多,以打篮球为专业。再有一项悄悄吸引着他注意力的事,是偷藏子弹。他在1978年6月写给王宗(王方)的一封信中秘密报告:“已弄到七六二子弹一百发。”他在部队听说王宗(王方)被捕了,惊慌地从内蒙古跑回沈阳,怕是与枪事有关。回来一看,只是盗窃财物事发,才放心地回去。复员时,他不仅带着大批子弹回来,而且还在行李卷里偷藏着五颗手榴弹。从衡阳夺获的手榴弹,经过对验印号,就是他原在部队的武器。这个于1974年,也就是在他17岁的时候,就成为王宗(王方)行窃同伙的王宗玮,除其品质与王宗(王方)同样恶劣之外,略高二哥一筹的是,胆子更大,心更狠,更狡猾。他复员后,潜伏着、期待着,并尽力制造麻痹别人的假象,积累掩护自己的资本。

王宗(王方)刑满释放后,这哥俩迅速粘连一起,狼狈为奸。据已得到的材料证实,在发案前的一些日子里他们的犯罪活动最为频繁。他们研究了偷盗对象、偷盗手段,备好了化装衣着、行窃工具和在暴露的情况下掩护逃脱的枪支。他们偷盗的对象是各军医院的小卖部,这是因为王宗(王方)在医院工作多年;王宗玮熟悉部队生活,行窃起来,是轻车熟路。在大年三十中午作案的前几天,他们已绕作案四次了。农历二十九那天中午,“二王”窜到陆军医院行窃。王宗(王方)撬门入室,正欲拿钱,被赶来的女营业员一把抓住,正要扭送他的时候,走进来一个大个子“军人”,他严肃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当营业员告诉他捉到小偷时,这“军人”抓住王宗(王方),向营业员说:“交我处理!”营业员信任地把小偷交给“军人”。“军人”把小偷带走后,营业员发现他俩骑着一辆自行车逃跑了!这冒充军人者,就是王宗玮。“二王”制定了一套化装作案、掩护逃脱的战术,很容易欺骗一些轻信的善良人。

占有金钱的欲望,追求物质享受的恶念,驱使他们乔装打扮,亡命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