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溫州模式的興亡盛衰是一個很宏大的命題，各個角度可以做各種解讀，今天哥就從
第一句話
“溫州模式”的歷史淵源和“永嘉學派”沒啥關係。
”
“溫州模式”孕育於溫州這一方地域土壤，如果給溫州地域商業文明的淵源找一個“靠山”，許多人的答案是“永嘉學派”。
▲瑞安葉氏宗親建起了葉適紀念館作為永久紀念。圖據溫州日報
誕生於宋代的“永嘉學派”，主要是來自溫州的一群知識分子（以葉適為代表）的主張，他們反對形而上的理論空談，強調解決實際問題。
宋代由於紙幣（交子）的發明，大幅降低了交易成本，這直接促成了有宋一代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和商業文明。儒家從來鄙視和忽視商業經營活動，但永嘉學派主張“事功之學”，理論聯繫實踐。正是基於這樣的背景，他們提出了“義利兼合”、主張“通商惠工”，這都是著眼於當時社會實際的基本淺顯道理。
永嘉學派提出“義利”學說，是宋代發達商品經濟的大環境使然，而不是因為溫州有什麼地域商業文明特色的小環境。
如果要問溫州為什麼會有誕生“永嘉學派”的土壤？我想應該和宋朝溫州讀書人多、而溫州人普遍比較窮有關係。
看葉適出仕前的經歷，家裡屢遭水災，漂泊居無定所，半工半讀，見多世間冷暖和底層真相。當時的溫州讀書人，不像“魚米之鄉”的同行那樣可以閉門“一心只讀聖賢書”。為稻粱謀生計、“晴耕雨讀”，才是他們大多數人的生活常態。這樣的讀書人群體所開創的學派，“務實不務虛”自然是情理中的事。
溫州在建國以前的歷史上，沒有獨具地域特色的商業文明記載，也沒有歷代傳承的優良經商傳統，所以“溫州模式”也就很難和老祖宗特別是“永嘉學派”攀上什麼關係。
第二句話
建國後，溫州避開了計劃體制對社會組織和個人的全方位改造，這是“溫州模式”萌芽的契機。
”
新中國成立後，我們照搬“蘇聯模式”，實行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私有制被消滅，城市企業國有化，農村糧食統銷統購，市場絕跡、商人絕跡。商業文明越發達的地方，社會改造越徹底。國家投入越多的地方，人人靠體制吃公糧。
反倒是溫州，地處臺海前線，三面環山一面朝海，搞建設有顧忌也有難度。國家投入的人力物力財力少了，計劃體制對傳統社會的消解力度也小了很多。
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族組織仍然遍佈在城鎮鄉村的毛細血管裡。山高皇帝遠，力量相對薄弱的政府也管不住擔貨郎、擺地攤、黑市、走私、投機倒把這些最原始的交易活動。
▲1978年，永嘉聯產承包大會現場。圖據網絡。
交易逐利是人的天性，它不需要文明的教化和文化的土壤，它自然而然可以在心頭紮根。
“溫州模式”萌芽的契機就是：當其它地方的人們圈養在體制幾十年，捧著“鐵飯碗”，早已經忘記了市場為何物的時候，地少人多相對貧窮的溫州人還要靠自己吃飯，暗地裡搞著最原始的交易來補貼家用。
堅冰暗流湧動，
春來新綠萌芽，
遇到星星之火，
可呈燎原之勢。
第三句話
1980年代，“溫州模式”在雲端的日子……
”
“秩序像自然界的氣壓一樣，由秩序高地流向秩序窪地。在上世紀80年代初，剛從計劃經濟體制的桎梏中逐漸解放出來的這片大陸，還是一片沒有商業秩序的窪地。改革開放擰開隔絕商業的氣閥之後，保存著最樸素市場意識的溫州人，帶著最初級的商業秩序迅速流向這個窪地的四面八方。”
話說那個什麼都短缺的年代，溫州人發現只要能搞到貨，就能賺錢。於是80年代開始，全國遍地是溫州人倒買倒賣的身影。比如橋頭鎮那些在六七十年代敲著“撥浪鼓”穿村走巷、從事針線紐扣等日用小商品交換的“擔貨郎”，在80年代搞起了倒騰紐扣的生意，他們只要從外地搞到紐扣一運回溫州，就被一搶而空。很快，通過宗族和熟人社會的提攜幫帶，整個橋頭鎮都搞起了紐扣。
▲橋頭紐扣交易市場演變。圖據網絡
不久，溫州人又發現，與其冒著投機倒把罪（計劃價從體制內拿貨，市場價出售，利用當時價格雙軌制的差價賺錢）的風險，還不如搞幾臺機器、叫幾個人、房前屋後搭個棚自己生產，這又不是啥難事！於是商人們又風風火火搞起了生產，樂清的電器、永嘉的閥門、龍灣的緊固件、甌海的皮革…
就這樣，到1985年溫州有33萬人從事家庭工業，數以萬計的銷購員奔波全國各地，成就了轟轟烈烈的“小商品、大市場”，溫州模式終於橫空出世-------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報》頭版頭條位置刊發消息《鄉鎮工業看蘇南家庭工業看浙南——溫州33萬人從事家庭工業》，併為這則消息配發評論員文章《溫州的啟示》。正是這篇本報評論員文章中，“溫州模式”作為新名詞第一次出現在媒體上。
當年的溫州模式有多風光，看看下面這一組數據就知道了----
“1986年9月至10月，由於全國各地到溫州考察參觀的官員太多，導致從杭州、寧波連接溫州的兩條公路上車流阻塞，車禍激增：兩個月發生交通事故300多起，日均5起。共翻車57輛，死71人，傷250人，比上年同期增加4倍。”
關於改革開放後這三十年取得的成就，以張維迎、許小年等為代表的自由派學者普遍認為，這主要歸功於廢除計劃經濟體制，政府放鬆了對民間的控制，讓民眾在市場上自由發揮創造力。而林毅夫則在“有效市場”之外，更強調“有為政府”在發展中的作用。
80年代溫州模式的風光，似乎明白無誤地告訴大家，自由派學者的上述觀點切中問題的關鍵。
第四句話
世紀之交，溫州在“縣域競爭”中全面落後，“溫州模式”沒有進化出更高版本。
”
1980到1990年代，“溫州模式”讓溫州人取得了搞市場經濟的先發優勢，溫州人的商業網絡遍佈全國各地，賺得滿缽而歸。但是這種先發優勢，並沒有讓溫州這座城市在之後的工業化城市化當中保持領先優勢。
▲1980年12月11日，溫州人章華妹從溫州市工商局領到了中國第一張個體工商營業執照，從此拉開了“溫州模式”30年發展的序幕。
商業網絡的建立靠人，但是商品生產運輸和企業經營要依賴土地、交通、基礎設施、政商環境等。基於我國工業化初期在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中的比較優勢，輕工產品的核心競爭力在於低廉的成本。
打著“溫州模式”烙印的“小狗經濟”、“塊狀經濟”雖然有著產業集中、專業分工精細、配套鏈完善和規模化生產帶來的成本優勢，但土地成本和物流成本高居全國前列，溫州政府作為公共品的提供者，相對長三角兄弟城市，執行力明顯較差，加上溫州資源稟賦的先天弱勢，導致基礎設施硬軟件方面建設的全面落後。
比如橋頭紐扣市場的衰落和義務小商品市場的崛起，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溫州當時對外交通太差，物流成本太高，不具備發展小商品集散地的核心要素。
這其中，制約企業發展最核心的要素，是土地問題！
90年代後，溫州的家庭工業已經完全不能滿足企業發展的需要，在擴大生產過程中，因為許多個體私營企業主無法通過正規渠道獲得廠房，導致城鄉結合部村村巷巷有違章、拆也拆不完。
造成溫州工業用地供應緊缺無法滿足企業需求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幾點：
----溫州“七山一水二分田”，土地資源稟賦條件不好。
----城市化工業化加速時期，政府規劃的前瞻性和實施力度都有問題，城市框架沒拉開，往往“鋪地毯式”搞建設，螺絲殼裡做道場。
----“民強政弱”，政府土地徵收整合能力較差，土地徵收成本高，供應量和供應速度跟不上。
工業土地資源“僧多粥少”，怎麼辦？
政府可供選擇的方案有兩個：
01
行政配置：
控制地價，優選企業；
02
市場配置：
拍賣競買，價高者得。
政府選擇了第一種方案，設立准入和篩選門檻，以成本價賣地給企業。這出發點本來沒錯，但在施行過程中，由於缺乏硬約束條件，決定企業篩選的官員自由裁量權很大。在土地供小於求的情況下，企業能否拿到地皮很大程度上往往取決於政商關係，而不是企業本身的好壞和發展潛力。
記得本世紀初的那幾年，扶貧開發區（現浙南科技城）政府賣地的價格是18萬/畝，南郊工業區30餘萬/畝，溫州近郊的一級市場工業地價普遍在15—40萬/畝的區間。但與此相對應的是，沒有價格管制的工業廠房二級市場的轉讓價格基本在100萬以上，有的甚至高達300萬/畝。
▲溫州扶貧開發區舊貌。圖據網絡。
這意味著，只要你有本事從政府那裡拿到工業地皮，轉手的利潤率在200%以上，比搞房地產和炒房的利潤要高很多。
一、二級市場這個巨大的價差，吸引了許多人擠破頭也想從政府那裡拿“地皮”，不管自己有用沒用，也不管自己能用到多少，反正是拿得越多越好！許多人辦廠一輩子，也抵不上炒地皮賺的差價。
投機投資的介入，人為急劇放大了需求，本來供應就緊張的工業用地，讓許多有急迫發展需要的企業更加望洋興嘆。在這種情況下，工業用地資源錯配嚴重，炒地皮之風盛行，也埋下了之後溫州製造業進一步“脫實向虛”的禍根。
沒有辦法企業只好另謀出路。彼時長三角許多兄弟城市，不缺土地資源，地價便宜、招商條件優厚、政府執行力度強，各種硬軟件基礎設施條件都要優於溫州……
於是溫州優秀企業成規模外流就成了無法避免的事情。
就在不久前，大名鼎鼎的飛科電器上市了，300多億的市值僅次於正泰，關於這家生於溫州長於溫州的企業為啥搬去上海，江湖上流行的傳說就是飛科老闆李**為了企業擴大生產拿地皮的事兒，不想受窩囊氣而出走。
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在《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書中指出，中國各地地方政府，作為行使國家土地所有權的主體，通過掌握出售土地、稅收優惠，以此招商引資，爭搶企業在本地入駐，地方政府之間形成了充分的競爭關係，正是這種富有效率的競爭關係，促使中國近幾十年的經濟高速發展。
地方政府通過統徵統售來壟斷土地一級市場，當然有其諸多的弊端。徵地，是帶有強制性質的集中交易模式，它無法滿足每個被徵地人的效用偏好。但不可否認的是，正是因為這種高效的集中交易模式，強行克服了私人所有制帶來的外部性，讓這一輪城市化工業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進。
在這樣的制度安排下，如果一個地方先天的資源稟賦處於劣勢，又沒有一個“有為的政府”，無疑會在這場“縣域競爭”中敗下陣來。80年代政府放松管制“無為而治”是優勢，到了90年代後，激烈的“縣域競爭”則更需要“有為政府”。
自由派學者對中國的問題往往無法對症下藥，是因為在這樣的轉型和發展階段，存在著各種複雜的利益博弈，制度有其內生性的演變邏輯，不可能存在一個現成的、完美的、成熟的環境，去鑲嵌一個自由純粹的市場，讓它在一夜間發揮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決定性作用。
第五句話
“溫州模式”與生俱來的宿命：成也投機、敗也投機。
”
投機是指利用市場的價差進行買賣從中獲利的行為。投機也分好的投機和壞的投機：
----穩定性投機在價格低谷買入（市場供大於求時），在價格高峰賣出（供小於求時），投機者在賺取差價的同時，把商品從邊際效用低的時間或空間點搬運到邊際效用高的時空點，起到了資源優化配置的作用，也熨平了市場價格的波動。
----相反，比如房產類的投機由於存在特有的市場失靈現象，投機者常常追漲殺跌，導致市場價格大漲大跌，最終甚至以崩盤為結局。
“溫州模式”正是以投機起勢，因為做的是“穩定性投機”，利人終究利己，才成就了1980年代的輝煌。
但是，以 “投機”起家、從產品短缺年代積累的賺錢經歷，讓沒有多少墨水的第一代溫州有錢人固化在原有的思維體系中，“家族企業”形成代際鎖定，導致後來的轉型升級步履艱辛。
2008年前後，我國粗放式經濟增長進入瓶頸階段，“劉易斯拐點”隱隱顯現，生產要素成本持續上升，溫州勞動密集型為主的製造業企業利潤大幅下降，之後的美國金融危機更是雪上加霜。資本逐利，從無利可圖的實體制造業大量流向房地產等領域。而溫州商人基於“投機起家”的歷史優良傳統，更是乘著“四萬億”的東風，利用各種融資平臺，炒煤炒礦炒地炒房，在資產泡沫的盛宴中狂舞……
結果，大家都知道了！
第六句話
大拆大建，“溫州模式”切換成完全不同的新版本。
”
從這兩年官方公佈的經濟數據來看，溫州的經濟基本走出了“金融風波”的陰影，被查封資產的拍賣潮已經結束，常住人口在經歷幾年的淨流出之後，在2016年出現一定的迴流現象。
但溫州目前還沒找到新的增長動力，工業化城市化都已近尾聲。
更讓人擔憂的是，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經濟對專業分工和資源再分配的深遠影響，將加速促成未來不同城市“強者恆強、弱者越弱”的局面！溫州作為一個典型的傳統制造業城市，很難擺脫“被虹吸”的命運。
在民營經濟增長乏力的情況下，政府想用“強力之手”扭轉局面，大拆大整勢如破竹地推進，溫州模式已經切換成面目完全不同的新版本，一直以來溫州“政府無為”的短板，這回要被“大建大美”扔到九霄雲外。但是值得警惕的是，在經濟增長乏力而政府掌握越來越多資源配置主導權的當下，更須要防範“有為政府”變成“亂為政府”。
值此萬眾一心之際，哥不願多潑冷水掃興，畢竟未來充滿各種想象，比如有個傳說：互聯網+、人工智能發展到一定地步，就有可能發生“企業辦在北上廣、生活在溫州”的“去地域化”現象，到那時，好山好水好環境好氣候會成為最核心的競爭力。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