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所謂的盛世文學也好，末世文章也罷。其實文學的本質不外乎兩點，一個叫技藝，一個叫思想。大凡有適合的土壤，不管是技藝還是思想，都會有長足的發展，直至輝煌。
技藝＆“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細檢歷代文學之消長，我們不難看出，但凡盛世王朝轉向落寞的節點，便是文學技藝最臻至頂峰的時代。彼時統治階層安於享樂、聲色犬馬，附羽之文人自然雕琢詞采，以典贍華靡，工整綿麗之文章粉飾太平。
諸如六朝之駢文、五代之花間詞、晚唐之香奩體皆是如此。這些文章詩詞，雖然在思想上幾無一可取之處，但其對純文學形式主義的追求卻也達到了一個極點。
六朝駢文六朝駢文格式以四六局為主（因此又叫四六文），其文章豔詞采、聲律鏗鏘、屬對精典，對諸如裁對、隸事、敷藻和調聲等數個方面都有非常嚴苛的技藝要求，形式之美無文體能出其右，但時代風氣所限，大家都沉迷歌舞昇平，怎麼可能談的上眼界、思想？
五代之花間詞也是如此，詞之所應便是音樂，而隋唐時期的音樂體系頗為俗下，是由胡曲兼以琵琶調形成的“燕樂雜聲”，即是“雜”，自然是不入正流，彼時歌詞都是給伶人歌姬於勾欄、宴席上的助興之用，內容自然無非美女容姿，富貴平生罷了。
晚唐詩風也是如此，但稍有不同的是，晚唐的詩風是充滿著對立的矛盾，彼時玄宗改元天寶，納楊玉環之後，政局便逐漸混亂，文公感時傷己，卻無投筆從戎之氣魄，不免“沉迷文學，不可自拔”。而這反映出來的便是晚唐詩風呈現出一種幽玄、物哀的美學風氣（日本美學便始於此）。我們大體上來看，便是以李商隱、杜牧為分流。
諸君試看，不論是六朝駢文、晚唐香奩詩、或是五代花間詞，其生育土壤何其相似！技藝美學極盡燦爛的背後，不都是“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麼
思想＆“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
其實說亂世思想覺悟高也不盡然，趙翼雖然說過“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這個很好理解，家國大難，民不聊生，作者每懷孤憤、激昂文字，其作品自然血肉豐滿，令人動容。
南宋長調自宋代衣冠南渡之後，國恥在眼，不需要再為了遣詞造句而搜腸刮肚、抬筆便可言之有物。因此，南宋詞較之於北宋詞，更多了一股“愛國題材”，如辛棄疾、劉克莊等人紛紛託物言志，字詞章句裡莫不激昂壯烈。這種來自於對時代的絕望、憤怒，便使得部分南宋詞的思想高度得到了昇華。
當然，思想高度一定是來自亂世麼？不盡然。文學的高度在於作者的眼界，其實只要時代開放，允許多種思想的碰撞，自然會有偉大的學術、文學誕生，如百家爭鳴，又如盛唐之詩。
盛唐對於詩人真是個得天獨厚的環境，大唐蓋壓人間，自有“萬國衣冠拜冕旒”之氣魄，非但如，彼時時代開放，盛唐諸公眼界宏大、詩言無忌自是百花齊放、星月爭輝。詩史逮至唐朝，遂波瀾壯闊也。
所謂盛世、末世文學之辯，大體便如上言所述。然則技藝雖然是文學的重要組成，但如果要冠以“偉大”二字，自然是需要思想高度來決定的。因此，但凡思想不被束縛，便足以誕生偉大之文學，而不僅僅侷限在所謂的盛世、末世、亂世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