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亦乐乐
唐太宗李世民领导唐朝初年实现了国内大治、四夷来朝的“贞观之治”，除开任用了房玄龄、王珪、魏徵等贤明的相臣以外，那就是设计师唐太宗李世民“为民为国、先公后私”的促进社会安定的治国理政举措和所湿湿的“民主集中制”。
从《资治通鉴·唐纪九》中的记载就可见一斑。房玄龄、王珪掌内外官考，治书侍御史万年权万纪奏其不平，上命侯君集推之。魏徵谏曰：“玄龄、皆朝廷旧臣，素以忠直为陛下所委，所考既多，其间能无一二人不当！察其情，终非阿私。若推得其事，则皆不可信，岂得复当重任！且万纪比来恒在考堂，曾无驳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陈论。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诚徇国也。使推之得实，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虚，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爱者治体，非敢苟私二臣。”上乃释不问。其意思是说：房玄龄和王珪执掌朝廷内外官吏的考核，治书侍御史万年人权万纪上奏说存在着不公平，太宗命侯君集重加查验。魏徵规谏说：“房玄龄和王珪都是朝廷中的老臣，素以忠诚正直为陛下所信任，所考核的官员过多，中间怎能没有一二个人考核失当！体察其实情，绝不是有私情。假如找到失当之处，那就不可信，怎么能重新担当重任呢！而且权万纪近来一直在考堂履职，并没有任何驳论纠正，在自己没有得到好的考核结果时才开始陈述意见。这正是想激怒陛下，并不是竭诚为国。假如推问后得到考核失当的实情，对朝廷也没有什么益处；如果本来就虚妄，徒失陛下委任大臣的心意。臣下真正关心的是治国主体，不敢袒护房玄龄和王珪二人。”太宗就此放手不问。
濮州刺史宠相寿坐贪污解任，自陈尝在秦王幕府；上怜之，欲听还旧任。魏徵谏曰：“秦王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足使为善者惧。”上欣然纳之，谓相寿曰：“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大臣所执如是，朕何敢违！”赐帛遣之，相寿流涕而去。其意思是说：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被解职，上表陈情曾在秦王府任职。太宗怜悯他，想让他官复原职。魏徵规谏说：“秦王府的旧僚属，在朝廷内外任职的很多，臣下担心每个人都仗恃陛下的私恩，而让那些善人恐惧。”太宗欣然采纳了魏徵的意见，对宠相寿说：“我从前为秦王，只是一府之主，现在身居皇位，就是国家的君主，不能只是偏护秦王府的老人。大臣的意见都这样，朕怎么能违背呢！”赐帛遣返，宠相寿流着泪离去。
春，正月，李靖帅骁骑三千自马邑进屯恶阳岭，夜袭定襄，破之。突厥颉利可汗不意靖猝至，大惊曰：“唐不倾国而来，靖何敢孤军至此！”其众一日数惊，乃徙牙于碛口。靖复遣谍离其心腹，颉利所亲康苏密以隋萧后及炀帝之孙政道来降。乙亥，至京师。先是，有降胡言：“中国人或潜通书启于萧后者。”至是，中书舍人杨文瓘请鞫之，上曰：“天下未定，突厥方强，愚民无知，或有斯事。今天下已安，既往之罪，何须问也！”其意思是说：春天正月，李靖率领三千勇猛的骑兵从马邑出发，进兵驻防在恶阳岭，当夜突袭定襄城获胜。突厥颉利可汗没有想到李靖神速到达，大惊失色地说：“唐朝没有倾全国兵力北来，李靖怎么敢孤军深入到这里。”突厥军队一天内数次受惊，就把牙帐迁移至碛口。李靖又派间谍离间其亲信，颉利的亲信康苏密携带隋萧后和炀帝的孙子杨政道来投降。乙亥这天，到达长安。先前，有投降的胡人说：“唐朝有人私自与隋萧皇后通书信。”到此，中书舍人杨文瓘请求核实，太宗说：“天下未定时，突厥正当强盛，愚民无知，或许有这种事，现在天下已经安定，既往的罪过，何须追问！”
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万口，诏群臣议区处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为中国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兖、豫之间，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可以化胡虏为农民，永空塞北之地。”中书侍郎颜师古以为：“突厥、铁勒皆上古所不能臣，陛下既得而臣之，请皆置之河北。分立酋长，领其部落，则永无患矣。”礼部侍郎李百药以为：“突厥虽云一国，然其种类区分，各有酋帅。今宜因其离散，各即本部署为君长，不相臣属；纵欲存立阿史那氏，唯可使存其本族而已。国分则弱而易制，势敌则难相吞灭，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国。仍请于定襄置都护府，为其节度，此安边之长策也。”夏州都督窦静以为：“戎狄之性，有如禽兽，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义教，况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置之中国，有损无益，恐一旦变生，犯我王略。莫若因其破亡之余，施以望外之恩，假之王侯之号，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羁制，可使常为藩臣，永保边塞。”温彦博以为：“徙于兖、豫之间，则乖违物性，非所以存养之也。请准汉建武故事，置降匈奴于塞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捍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为：“突厥世为寇盗，百姓之雠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尽杀，宜纵之使还故土，不可留之中国。夫戎狄人面兽心，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固其常性。今降者众近十万，数年之后，蕃息倍多，必为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晋初诸胡与民杂居中国，郭钦、江统，皆劝武帝驱出塞外以绝乱阶，武帝不从。后二十余年，伊、洛之间，遂为毡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鉴也！”彦博曰：“王者之于万物，天覆地载，靡有所遗。今突厥穷来归我，奈何弃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无类。’若救其死亡，授以生业，教之礼义，数年之后，悉为吾民。选其酋长，使入宿卫，畏威怀德，何后患之有！”上卒用彦博策，处突厥降众，东自幽州，西至灵州；分突利故所统之地，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众。其意思是说：突厥灭亡后，其所属的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向西投奔西域，投降唐朝的有十万户，太宗下诏让群臣商议如何安置。群臣都说：“北狄人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的祸患，现在他们有幸败亡，应当全部迁移到黄河以南的兖州和豫州一带，分别各个种族部落，让他们分散居住在各州县，教化他们耕种织布，把他们转变为农民，使塞北地区永远空旷无人。”中书侍郎颜师古认为：“突厥和铁勒族自古以来就不能臣服，陛下既然使他们臣服，请把他们安置在黄河以北的地区。分别设立酋长，统领自己的部落，就可以永无祸患。”礼部侍郎李百药认为：“突厥虽说是一个国家，但它的各部族都有自己的部族首领。现今应当乘其离散，各以本部族设首领，使其相对独立，纵使想立阿史那氏为首领，也只可领有其本部族而已。国家分裂则力量削弱、容易控制，各部分势均力敌则难以相互吞并，各自力图保全，必定不能与中国抗衡。请仍然在定襄置都护府节度该地区，这是安定边防的长策。”夏州都督窦静认为：“戎狄的本性如同禽兽，不能用刑罚法令威服，不能用仁义道德教化，并且他们留恋故土的心情也不易忘却。把他们安置在中原，对中国来说有害无益，恐怕一旦发生事变，就侵犯了大唐的长远策略。不如乘其灭亡的机会施加意外的恩宠，封他们王侯称号，把宗室的女子嫁给他们，分割他们的土地，解体他们的部落，使其权势分化削弱而易于控制，从此让他们永做藩臣，永保边塞的平定。”温彦博认为：“把突厥人迁徙到兖州和豫州之间则违背了自然属性，不是让他们生存的办法。请依照汉光武帝的办法，把投降的匈奴人安置在塞外，保全他们的部落，顺应他们的风俗习惯，以充实那片空旷的地区，使那里成为中原的屏障，这是完善的策略。”魏徵认为：“突厥世代为寇盗，是中国百姓的敌人。今天有幸灭亡，陛下因为他们投降归附、不忍心把他们全部杀掉，应当把他们放归故土，不能留在中国。戎狄人面兽心，削弱时就请求归服，强盛时就叛乱，这是其本性。现在投降的近十万人，数年之后，发展多倍，必是心腹大患，后悔都不及。西晋初年胡族与汉民在中原混居，郭钦、江统都劝晋武帝把胡族驱逐出塞外，以杜绝发生祸乱，武帝不听从。此后二十余年，伊水、洛水之间就成为北方戎狄聚居地，这就是前事的明鉴！”温彦博说：“君王对于天覆地载的万物都不能遗弃。现在突厥困窘来归附大唐，为什么抛弃而不予接受呢！孔子说：‘对于教育对象不应区分亲疏贵贱。’如果拯救他们于危亡之际，教授他们从业生存，教化他们礼教仁义，数年后，全都转化为中国民众。选择他们的部落首领，使其入朝充任宿卫官兵，畏惧皇威而遵守道德，哪有什么后患呢！”太宗决定采纳温彦博的策略，安置突厥投降的民众于东起幽州、西至灵州一带，划分突利可汗原来统属的地区，设置顺州、祐州、化州、长州四州都督府，又划分颉利地区为六州，东部设置定襄都督府，西部设置云中都督府，以统治本地区的民众。
五月，辛未，来突利为顺州都督，使帅部落之官。上戎之曰：“尔祖启民挺身奔隋，隋立以为大可汗，奄有北荒，尔父始毕反为隋患。天道不容，故使尔今日乱亡如此。我所以不立尔为可汗者，惩启民前事故也。今命尔为都督，尔宜善守中国法，勿相侵掠，非徒欲中国久安，亦使尔宗族永全也！”其意思是说：五月辛未这天，唐朝任命突利为顺州都督，使其统领各部落官员。太宗告诫突利说：“你的祖父启民毅然投奔隋朝，隋朝立为大可汗，疆土覆盖北部地区，你父亲始毕可汗反而成为隋的祸患。天道不容纳你们的作为，所以才有今天的惨败灭亡。我之所以不立你为可汗，就是杜绝因为立启民为可汗的前事再次发生。现在任命你为都督，你应当善守大唐法令，不要再肆意相互侵占掠夺，这不只是想要中国长治久安，也是为了你们宗族永远生存下去！”
林邑献火珠，有司以其表辞不顺，请讨之，上曰：“好战者亡，隋炀帝、颉利可汗，皆耳目所亲见也。小国胜之不武，况未可必乎！语言之间，何足介意！”其意思是说：林邑人向唐朝进献火珠，有司认为所上表章的言辞桀骜不驯，请求讨伐林邑。太宗说：“好战者必亡，隋炀帝、颉利可汗都是亲眼所见。战胜一个小国并不能表明武力强大，何况不一定能取胜呢！语言中的言辞问题，不足介意！”
乙卯，发卒修洛阳宫以备巡幸，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以为：“洛阳未有巡幸之期而预修宫室，非今日之急务。昔汉高祖纳娄敬之说，自洛阳迁长安，岂非洛阳之地不及关中之形胜邪！景帝用晁错之言而七国构祸，陛下今处突厥于中国，突厥之亲，何如七国？岂得不先为忧，而宫室可遽兴，乘舆可轻动哉！臣见隋氏初营宫室，近山无大木，皆致之远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为轮，则戛摩火出，乃铸铁为毂，行一二里，铁毂辄破，别使数百人赍铁毂随而易之，尽日不过行二三十里，计一柱之费，已用数十万功，则其余可知矣。陛下初平洛阳，凡隋氏宫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复加营缮，何前日恶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财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上谓玄素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役不息，亦同归于乱耳！”上叹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顾谓房玄龄曰：“朕以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意欲便民，故使营之。今玄素所言诚有理，宜即为之罢役。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仍赐玄素彩二百匹。其意思是说：乙卯这天，征发士兵修筑洛阳宫殿以备太宗巡幸使用，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规谏，认为：“还没确定巡幸洛阳的时间就预先修筑宫室，这并不是现在的紧急要务。从前汉高祖刘邦采纳娄敬的建议，从洛阳迁都长安，难道不是因为洛阳地区不比关中地区的地势好吗！汉景帝采用晁错削藩的建议而导致了七国祸乱，陛下现在将突厥杂居于中国汉民中间，与突厥的亲近程度怎么抵得上七国呢？怎能不先忧虑此事、却突然兴建宫室、轻易移动皇辇御驾呢！我知道隋朝起初建造宫室，近处山上没有大树木，都从远方运来，二千人拉一根柱子，用横木做轮子就磨擦起火，于是铸铁做车毂，走一、二里路，铁毂即破损，另使数百人携带铁毂随时更换，每天不过走二、三十里，总计一根柱子需花费数十万的劳力，其它的花费可想而知了。陛下刚平定洛阳时，凡是隋朝宫殿巨大奢侈都下令毁掉，还不到十年光景，又重新建造修缮，为什么以前厌恶的东西现在却要效仿呢！并且按照现在的财力状况，怎么能与隋代相比！陛下役使伤筋动骨的百姓，承袭隋朝灭亡的弊端，祸乱恐怕又要超过隋炀帝！”太宗对张玄素说：“卿说我不如隋炀帝，那么与桀、纣相比如何？”回答说：“如果此项劳役不停，恐怕也同样要走进混乱！”太宗感叹说：“我考虑不周到，以至于这样！”面对房玄龄说：“朕认为洛阳地处中国中部，四方朝贡路程均等，想着便民，所以派人建造。刚才张玄素所说的确实有道理，应该立即停止施工。日后如有事去洛阳，即使居于露天也不伤大体。”仍然赐给张玄素彩绸二百匹。
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抚之，民虽东西就食，未尝嗟怨。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上谓长孙无忌曰：“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徵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颉利成擒，其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见之耳！”徵再拜谢曰：“突厥破灭，海内康宁，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称所任，则其功岂独在朕乎！”其意思是说：贞观元年，关中地区饥荒，一斗米值一匹绢；贞观二年，全国蝗灾；贞观三年，发大水。太宗勤勉听政，赈灾安抚，百姓虽然东乞西讨，也未曾怨恨。本年，全国大丰收，乞讨的人都回归故里，一斗米不过三四钱，全年犯死罪的只有二十九个人。东到大海，南至五岭，都夜不闭户，旅行不带粮食，在路途中取得食物。太宗对长孙无忌说：“贞观初年，上书的人都说：‘君王应当独自运用权威，不能委任给臣下。’又说：‘应当耀武扬威，讨伐四方。’只有魏徵劝朕说：‘储备武力、修养人文，中国安定之后，四方自然宾服。’朕采纳了魏徵的意见。现今颉利成了俘虏，其部族首领成为带刀宿卫官，各部落都承袭了中国的礼教，这都是魏徵的功劳，只是遗恨封德彝见不到了！”魏徵拜谢说：“突厥破落灭亡，国内的社会健康安宁，都是陛下的威严和道德，臣有何功力呀！”太宗说：“朕能够任用公，公能称职，那么功劳怎么能是我一个人的呢！”
房玄龄奏：“阅府库甲兵，远胜隋世。”上曰：“甲兵武备，诚不可阙；然炀帝甲兵岂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尽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其意思是：房玄龄上奏说：“我看过朝廷府库的兵械，远远超过隋朝。”太宗说：“铠甲兵械等武器装备确实不可缺少，然而隋炀帝的兵械难道不够吗！最后还是失去了天下。如果你们尽心竭力，使百姓得到治理安定，他们就是朕的武装部队。”
上谓执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赏罚，故欲公等极谏。公等亦宜受人谏，不可以己之所欲，恶人违之。苟自不能受谏，安能谏人。”其意思是：太宗对执政的群臣说：“朕常常恐惧因为个人的喜怒而妄加赏罚，所以希望你们极力规谏。你们也应当接受别人的规谏，不可以自己随心所欲，而厌恶别人违背自己的欲望。如果自己不能接受规谏，怎么能规谏别人。”
康国求内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来绝域，以求服远之名，无益于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国内附，傥有急难，于义不得不救。师行万里，岂不疲劳！劳百姓以取虚名，朕不为也。”遂不受。谓侍臣曰：“治国如治病，病虽愈，犹宜将护，傥遽自放纵，病复作，则不可救矣。今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诚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惧不终，故欲数闻卿辈谏争也。”魏徵曰：“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其意思是说：康国要求归附唐朝。太宗说：“前代的帝王，喜欢招抚地处遥远的国家，以求得降服远方的盛名，这毫无益处而只是损害百姓。如今康国要求归附，如果他们遇到危急情况，遵循道义不得不去救援。士兵们行军万里，岂能不疲劳！让百姓疲劳以获取虚名的事，朕不做。”于是不接受康国的归附。太宗曾对侍臣说：“治国如同治病，病虽好了，仍需维护调养，倘若立即放纵自己，病就复发，就不可救治了。如今中原幸得安定，四方都服从，确实是自古以来所少有，然而朕每日谨慎做事，惟恐不能持久，所以想多次听到你们的谏诤。”魏徵说：“国家内外俱得安定，臣并不认为是喜事，只认为陛下能够居安思危是喜事。”
上尝与侍臣论狱，魏徵曰：“炀帝时尝有盗发，帝令於士澄捕之，少涉疑似，皆拷讯取服，凡二千余人，帝悉令斩之。大理丞张元济怪其多，试寻其状，内五人尝为盗，余皆平民；竟不敢执奏，尽杀之。”上曰：“此岂唯炀帝无道，其臣亦不尽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其意思是说：太宗曾和侍臣讨论刑狱，魏徵说：“隋炀帝时曾有盗窃案发生，炀帝令於士澄逮捕窃贼，稍有疑点，都严刑拷打得以服罪，总共二千余人，炀帝下令全部处斩。大理寺丞张元济疑问罪犯这么多，试着查考诉状，其中五人曾有盗窃前科，其余都是普通百姓。张元济竟不敢坚决上奏说明真情，所以全部被杀掉。”太宗说：“这哪里只是炀帝无道，他的臣下也不尽忠。君臣都这样，国家怎能不灭亡！你们应该引以为戒！”
土哥老冒
唐太宗能够实现贞观之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因素：
1、隋朝灭亡的鉴戒使唐太宗善于体察民情，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所以他明智的实行舒缓刑罚、宽政安民、轻徭薄赋的政策，使社会日趋安定，生产逐渐恢复。
2、唐太宗做到居安思危，时时以长治久安为念，鼓励群臣敢于直言上谏并指出自己的过错，自己也能虚心纳谏，勇于改过。
3、唐太宗深知“为政之要，唯在得人”，欲要使得治国方略顺利地进行，关键在于广招贤才，知人善任，因而用人不论资历出身，不计亲疏恩怨，凡有治国安邦之才能，都委以重任。
4、唐太宗开明的民族政策常为后人称道，既重视加强国防建设，又致力于改善民族关系，并与少数民族交往密切。例如将宗室文成公主嫁往吐蕃的松赞干布，增进了汉蕃两族的友谊。
唐太宗对各族俊才一视同仁，都予以信任重用，他的真诚相待使边疆各族纷纷归附，成就了大唐文化的繁荣与恢宏，也促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日渐巩固。
唐太宗能够实现贞观之治还有一部分的历史原因：
1、隋唐更替，其间的战争使人口减少了约2000万以上，战争结束后导致人少地多，人心思安，这是贞观之治产生的重要原因。
2、隋朝开创了大运河以及科举，大运河的劳民伤财导致隋朝的灭亡，但这些却促成了贞观之治。大运河的开创，利在当时，功在千秋。
3、唐太宗引隋朝之苛政为戒，调整统治政策，纠正前朝之弊端，认识到皇帝要勤于政事，大臣要廉洁奉公，政府要轻徭薄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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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治是唐朝初年唐太宗在位期间出现的清明政治，经济复苏，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
唐太宗继承唐高祖制定的尊祖崇道国策，并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唐太宗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并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因其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 ，故史称“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