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骑着自行车走村串埭寻找被执行人，到坐在办公室里通过网络“掌控大局”；法官缪建成见证了“执行”30年来在政策、工作方式、技术支持方面的不断改善。
互联网+下的便捷执行
近日，海安县的一位企业主拿到了25年前的5万元欠款。能要回这些钱，让他感到很是意外。
25年前，海安人葛某经营一家橡胶厂，赊给广陵镇人张某价值5万元的皮鞋底。事实上，张某名下并无生产厂房，只有一家“皮包公司”，倒卖各种商品从中牟利。很快，张某的公司亏损倒闭，葛某多次向他讨要货款，他都称自己无力偿还，葛某无奈之下将张某起诉至法院。
法官毫无悬念地判决张某必须欠债还钱，但张某一副无赖相，一口咬定自己没钱，葛某要钱还得靠最后的一根稻草——法院强制执行。那时，执行案件只能靠两条腿，法官和申请执行人一起到被执行人住所查访，此时，张某已经远走他乡，只留下家中闲置的三间平房，账户上也没有任何存款。没钱可执行，这起案件便被搁置了下来，葛某以为，自己的5万元货款只能打水漂了。
转机出现在今年年初，在近日的一次网络查询中，法官发现，被执行人张某的银行账户上竟然有了一万余元存款，便立即将存款冻结。张某不久后通过银行了解到，这笔款项是被靖江市人民法院冻结的，便致电法院咨询。在法官的提醒下，他才想起自己25年前还欠着一笔债，最终在女儿的帮助下，他还清了这笔钱。
拿着5万元现金，葛某感慨万千：没想到现在法院执行这么“厉害”！缪建成介绍，25年前的案件得以结案，这得归功于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便利。
执行与审理如影随形
人民法院的工作千头万绪，但归根结底都是围绕审判、执行这两大核心任务展开的，审判是确定权利，执行是实现权利，确定权利是前提，实现权利是目的。
从法院诞生之初，就伴随着执行问题的存在。缪建成介绍，80年代初，法院审判的案件以刑事案件为主，民事案件多集中在婚姻、家庭等方面，经济纠纷较少，需要走执行程序的案件也很少。那时实行一人包案到底，如需走执行程序，则由审判法官负责到底。一名法官、一名书记员，拿着传票和记录本，骑着自行车走村串埭，找被执行人、找村干部、找邻居，不厌其烦地问、苦口婆心地劝，传统的执行是这副模样。
1986年，随着民事案件逐渐增多，法院成立执行庭，其他法庭执行不了的重大案件交由执行庭审结。从1991年开始，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执行案件越来越多。缪建成说，那时，他一年中至少有半年时间需要出差办理执行案件，寻访被执行人、查找被执行人财产。在他的印象中，从1991年至1997年间，他每年都要办理数十件执行案件，每件案件的涉案金额多在三万元至十万元之间，他每年要为申请执行人找回上百万元资产，最多的一起案件中，他为一家企业找回300万元资金。
“鸟枪换炮”助力解决“执行难”
对相关单位的奖惩机制、网络技术的发达给执行带来了曙光。2013年前后，政府部门出台政策，将配合司法部门开展调查作为机关单位的一项考核内容，并与房产管理、财产管理等相关单位形成联网，执行法官坐在办公室内，就能通过网络查询到被执行人的财产，不用再东奔西走耗费时间。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纳入征信系统相关工作操作规程，名单涵盖了社会各行各业的“老赖”。一系列的举措让老赖们无处遁形，对他们产生了极强的震慑力，“执行难”逐步得到破解。
2017年，执行局成立执行指挥中心，在中心系统中输入被执行人身份信息后，财产状况一目了然，法官可以立即申请冻结被执行人财产，让他们“动弹不得”。再加上失信名单及限制高消费等措施的“轰炸”，惩戒机制日益完善，有效助力了解决执行难问题，今年我市已经有200余名“老赖”坐不住了，主动到执行局履行了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