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因為《燃燒》，李滄東又重回公眾視野，當然，這裡公眾的範圍要遠遠小於《寄生蟲》的“公眾”。也沒什麼憤慨的，就像你不能要求《燃燒》拍得像《寄生蟲》一樣。
在韓國諸多大師中，李滄東最具古典詩人氣質無疑。他不似金基德那般“嗜奇”，也不如奉俊昊這樣“平衡”。據說李滄東還是魯迅的崇拜者，在冷峻這點上他們確實挺像的。但李滄東的所謂社會批判似乎要走得更遠一些，總能抵達人性最幽暗的存在。
《薄荷糖》與其說是在講一次政治事件導致一個人的毀滅，不如是在哀嘆流逝的時間裡，一個人註定面目全非。《燃燒》與其說是在講述社會階層問題，不如說是對存在荒原上虛無的一次確認。《詩》在探討美能否拯救人生， 而接下來要探討的《密陽》則是對宗教發出了叩問。
申愛帶著兒子來到一個叫“密陽”的小城準備開始一段新生活，可非常不幸的是，她的兒子被人殺害了。申愛一度陷入絕望之中。後來在一群基督徒鄰居的勸導下，慢慢加入宗教。她去教堂，作禱告，唱頌詩，創傷慢慢癒合，甚至最後她決定去監獄看望那個殺害她兒子的兇手，按主的教導，原諒他。
然而，當她見到那個殺人兇手時，罪人沒有一絲愧疚不安，相反他滿面平和，提及此事時，他也心安理得地說：“自己不覺苦痛了，這事已經過去，上帝已經寬恕了我。”他的平靜宛如一個真正的信徒。
申愛頓時崩塌了，她痛苦地問道：“我還沒原諒你，上帝怎麼能先原諒你呢？”
至此，《密陽》展現出了它最深刻的一面。
這是一個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問題。在《卡拉瑪佐夫兄弟》中，虛無者伊萬就曾經因為那些小孩子無辜的眼淚而否定上帝。如果上帝真的存在，那些眼淚何以發生？上帝的救贖怎能如此隨便？難道所有的罪過就可因為一聲懺悔而抵消？
換一種語境，這種質問依然尖銳：
當然有無數的信徒和真正的虔誠者最後化解了這道難題。就如克倫凱郭爾所言，他們完成了“信仰的一躍”。尚在糾結此種問題，只能意味沒有真正放下。
申愛沒有完成這縱身一躍。李滄東也沒有繼續追問下去。
在影片結尾，彷彿度過一生的申愛在院落裡梳剪長髮，那個老實寬厚的宗燦又默默來到她身邊，什麼也沒問，只是幫她舉起了鏡子。宗燦是她來到密陽後認識的一個好人，可就像所有好人一樣，他沒什麼吸引力。宗燦在暗戀自己，申愛自始至終都知道。自己一無所有後，只有他來到了這個院落。此刻，該說些什麼呢？誰也不知道。天氣不錯，陽光落在一角，也落在了他們身上。
正是在這個處理上，李滄東是一個詩人。詩人不是結果，而是過程；詩人不是答案，而是懷疑；詩人不是心安理得，而是無所適從。他渴慕陽光，但又忍不住要問：“你們說的陽光究竟是什麼意思？”
詩人永遠要在“陽”字前面加一個“密”，那才是迷人之處。
有時候想想，也能理解李滄東為何喜歡魯迅。他們同樣是人到中年才開始有點名氣，此前只有漫無邊際的孤寂。他們同樣有《吶喊》社會的一面，又有《野草》那樣哲學的一面。最重要的是，無論貼了多少標籤，他們骨子裡到底是個有點深刻的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