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韩愈——读《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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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韩愈

——读《马说》


此说非彼说——“说”其实是一种文体,通过发表议论或记述事物来说明某个道理。“杂家之义广,无所不包……议论而兼叙述者谓之杂说。”(《四库全书总目·杂家类一》)


一篇《马说》,牢骚满腹,不乏愤懑。与其说这是初入仕途的韩愈对个人前途的担忧,不如说这是早期的韩愈对官场黑暗的抨击。如果不了解韩愈成长道路的艰辛,那就不容易理解这篇文章中表现出来的复杂情绪。



韩愈出生于官宦世家,但其早年丧父,兄嫂抚养,不久兄长又去世,随寡嫂避居江南宣州,少年时代在困苦与颠沛流离中度过——一篇感人至深的《祭十二郎文》中就可以见出这段经历。正因为家境这样,韩愈自小便刻苦读书,无须督促。



自贞元三年(787年)取得乡贡资格后,韩愈连续三年参加科举介以失败告终,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终于登进士第。当历经挫折,怀揣梦想的韩愈步入仕途,遥想祖辈功业、父兄境遇,他心中施展抱负的渴望恐怕比一般人都来的更加强烈,但入仕很久都未得重用,曾三次上书宰相求擢用,都是“志不得通”。此中愤懑,可想而知。

这篇《马说》,开篇一句: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直接抒发了自己长久以来的愤懑之意,此中感慨,可谓深沉。



“策以其道、食尽其材、鸣通其意”——可以说,发出的是古往今来无数知识分子的夙愿。

韩愈之才,史有公论。文学成就自不必言: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为“千古文章四大家”,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还提出了“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句顺”等散文写作理论,为唐代文风的转变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



韩愈为文,针砭时弊,很有现实意义:他突破流俗之见,专作《讳辩》为时人污蔑李贺必须避父讳不得举进士而辩,其中有言: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作《师说》,讽刺不肯从师的时弊;作《进学解》——“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



韩愈文章的重要特点之一便是“发言真率、无所畏避”,也即是敢说真话,不畏权势,而这恰恰与其为人、为政特点相通。

政治上的他颇有建树。特别是在维护朝廷统一、关心百姓民生方面,韩愈一生付出许多,他敢讲敢干,颇为正直:803年,关中大旱,韩愈痛心于百姓饿殍满地,作《天旱人饥状》疏,反遭陷害贬为阳山令;822年,作为宣慰使,到达镇州,面临将士拔刀开弓之势,面不改色,严词批评并晓之以理,最终说服叛军归顺朝廷……



几经沉浮,也算是历经沧桑。好在结局还算圆满,韩愈的才能和为人为官最终被充分肯定,逝世之后被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韩文公”,后又被追赠昌黎伯,从祀孔庙。



《马说》是韩愈“杂说”四篇之一,其余三篇分别为《龙说》、《医说》、《崔山君传》。了解了相关背景之后,我们可以明白,这些篇章皆为托物寓意之作,其中感慨,不仅抒一己之愤,也是秉持公心,为天下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人物情怀,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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