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钿”是古代化妆技术中的一部分，这些眉间的小小图案形状缤纷复杂，颜色丰富多彩，制作材料也多种多样。正是由于这一特别的现象引发了对它不同方式的记载，如：古代绘画中盛唐仕女、敦煌壁画、诗歌等艺术作品都在不同程度地展现古代女性的爱美之心和装饰手法，而后人通过这种独特的视角中足以窥见当时的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状况。
关于“花钿”起源和发展中那些不得不说的细节
实际上“花钿妆”最广泛的说法是来自《太平御览》中关于南宋寿阳公主妆面的记载：宋武帝的女儿寿阳公主因卧榻在含章殿房檐下，因梅花落到额间印出形状，三日之后才被洗净。引得宫女们争相效仿，结果歪打正着引领了一时风潮，也就是为后人所知的“梅花妆”，也被冠名为“寿阳妆”。至此以后爱美的女性在此基础上加以衍生，从花色，形状，材质等方面不同程度的变化，又或者从额间点缀跨越到眉尾，眼尾，两腮，耳旁等处，形成了别具特色的装扮风格。
花钿的最初形态：辐射到远古社会的面部图绘和审美意识从“花钿”的装饰功能和本质我们可以追溯到早期人类社会，远古时期因为生产力不发达，一些偶然机会下奇特的物质被穿戴在了身上，并且出于自我保护和习惯，人们开始有描绘面部的行为；这一系列操作引发古人关于审美情趣的思考，这就是早期社会中关于“美”的意识，并逐渐将其拓宽为新的美学尝试。
从一些考古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彩陶图案上就有人面鱼纹的样式，这反映的便是早期审美观念；或者在一些少数民族身上也存在不同形式的面部描绘审美意识，如唐代《南夷志》当中提到的古代云南地区人们的面部特点：绣面蛮，生一月则以针刺面，青黛涂之，如绣状。也可以说这是早期的纹身样式，只不过是纹在了面部。除此之外现有的少数民族中对于祭祀和丧葬舞蹈，男子习惯裸体绘面纹身，身上的色彩鲜明，形象粗狂；而女子一到十二岁就开始纹面，同样起到装饰效果，象征美丽。
从这些纹面的状态来看，不仅限于中国，就连古代印度和美洲大陆的土著也不同程度的有“绘面”行为和本土化的审美意识。这些通过面部绘制的图案来达到美化的效果，其本质和“花钿”的装饰性目的一样，只不过手段和工具材质不同，所传达的视觉效果也不尽相同。
由于“花钿妆”的源头是魏晋南北时期的“梅花妆”，后来衍生盛行出各种玄理的女子妆容，最典型的就是《木兰诗》的一句记载：“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和《舞媚娘》中的“眉心浓黛直点，额色轻黄细安”，其中的“花黄”和眉心点缀均是花钿妆容不同程度的发展形态。由于这种行为是古代女子妆容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在不同时期的叫法和画法自然不尽相同，刚刚所提到的“额黄”实际算是六朝时期最广泛流传的样式。
众所周知南北朝时期佛教异常流行，举国之内大兴寺院，凿开石窟，塑立佛像，给佛身装扮上各种色彩和花样，于是绚丽的佛像给了爱美女性自我装饰新的启发。她们开始照着佛像的样子，或是在额间染色，或是直接采用额间朱砂点缀的方式。久而久之成为了一种风气和习俗，在南朝梁简文帝的《美女篇》中就有相关记载：“约黄能效月，裁金巧作心”，这个时候很典型的出现装饰材质的变化，用色彩涂染走向了将金色的纸片和其他材料剪成星星撞贴在额间和眉间，如色彩绘画的花钿一般耀眼。
由于佛教的盛行风气，一到了唐朝额黄也继续发挥它的魅力，在皮日休的《木兰后池三咏白莲》中写道：“半垂金粉如何似，静婉临溪照额黄”，诗中就是把吐着黄色花蕊的白莲比喻成了额间染上“额黄”的女子。这种清丽美资成为了唐朝诗词和绘画当中最盛行的赞誉风格，并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和宫廷女子的爱美风气。
花钿在盛唐时期最为风行，其流行程度到底有多深，从《物事纪原》中记载的情况就可观之：“远世妇人喜作粉靥，如月形，又或以朱若燕脂点者，唐人亦尚之。”
实际上关于唐朝花钿盛行的源头有两种观点，一是对南北朝时期以来的效仿，二却涉及到上官婉儿的一事：因为政治上的因素使得上官婉儿有“毁容”发生，为了遮盖疤痕故用“花钿”掩饰，竟惹来唐代宫廷和民间女子争相效仿。无巧不成拙地妆容技法中的重要步骤，这种原本仅有装饰功能性质的“花钿”，衍生出掩盖疤痕的实际功效。不可不称赞古代女子化腐朽为神奇的伟大创举。
加上唐朝时期胡风盛行，各种装饰都能够被社会容纳，于是除了花钿这种妆容外，还盛行着其他“奇妆”，如以金粉黄粉涂染的“额黄”、以朱砂胭脂点在面颊酒窝处的“妆靥”、以深红色描于脸颊两侧的“斜红”、还有贯穿整个唐代盛行的“胡妆”……种种斑斓的色彩都在唐代女子脸上得到呈现。因为这个时期的女子“为悦己者容”的对象不仅仅是异性，更多地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审美需要，一反常态地打破的传统女子装扮的含蓄，而是各种推陈出新和标新立异。
晚唐到五代时期，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虽然女子的服装制式变化逐渐趋于保守和矜持，不再是盛唐胡风盛行之下的“胆大妄为”。但是面饰的风气却一点没有消退，反倒是越加繁杂和缤纷。所以这个时期的“花钿”除了传统的圆点和梅花之外，还增加了鸟兽虫鱼等图案，夸张之人竟然贴的满脸都是，用现代的审美来看恐怕是眼花缭乱的，但是当时的世人都认为这种装扮方式是极美的。
唐朝灭亡以后经过五代十国的裂变，到了宋朝的建立，整个社会经济和风气远远不及唐代的宏大与包容。不仅从一些诗词的变化可以看出，在女性妆容状况也可以窥探到，这个朝代是推崇的是一种简单平淡婉约的韵味，所以在新式美学意识的影响下，女性的着装和面饰开始趋于简化。这个时期很难看到女子面部极其夸张的贴饰，她们摒弃了浓妆艳抹姿态崇尚淡雅风格，所以有关“花钿”的装饰仅仅是弱化的样式。
比如说宋代文人汪藻《醉话魄》中的描写：“小舟帘隙，佳人半露梅妆额，绿云低映花如刻”，还有宋徽宗笔下的“宫人思学寿阳妆”，都表示“花钿”和“额黄”还没有彻底退出舞台，而是用简易的珍珠或者鱼鳃骨来小面积贴饰，被称为“珍珠花钿妆”。
宋代“花钿妆”衰微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来自程朱理学的重新崛起，朱熹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道德原则使得整个社会风气走向保守和传统，尤其注意礼制思想。在这种学术潮流引领下，服饰开始简朴和回归传统，那么相应的妇女约束也逐渐增加，作为普通妇女不应该享受奢华的装饰，也不应该随便抛头露面，因此女性也不再那么可以的打扮自己，因为“女为悦己者容”的对象已经大大地缩减了。从宋到元的周期内，由于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强烈的漠北风情取代了花钿盛行的时代，女子的梳妆台上花钿的身影也逐渐淡出。
意义：花钿所表现的不只是女子妆容发展史，还折射整个社会风貌和精神状态
一颗颗小小的花钿虽然只是女性饰物中的一种，其地位和作用似乎不及一些重要文物，但是从流传的女子画像和壁画，还有诗词中传达的意境来看，意义也是极其明显的。
它最初的形态所代表的是原始民族和部落中的审美原则，面部装扮似乎成了全世界的约定俗成，随后走向有意识的传承装饰；到了魏晋南北时期、隋唐又受胡风和佛教多元文化英雄，社会的开放风气使得女子们不论在着装还是面部装饰上都大胆活泼，因此这个时期的花钿妆会出现各种形状，颜色和材质的表达，也是一种新式的美学思想传播；但是一走到宋元两代，收敛和含蓄风格取代了夸张表达，花钿变开始衰颓；
实际上“花钿妆”发展史，正是一部关于古代社会风貌的折射，后人常说中国历史是一部宏大的政治发展史，而西方更偏向于社会生活史，但是从“花钿”的生长演化发展历程看，恰恰让我们看到了微观世界下的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