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的危机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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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年文学革命之后,在欧洲风靡和流行的现代主义文学,以“新浪漫派”的名义被介绍到国内,并对当时的“五四”作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鲁迅、郭沫若的小说中不乏象征、梦幻、意识流等现代小说技巧的体现。以施蛰存、穆时英为代表的海派小说家,在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下,开创了中国第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而张爱玲、钱钟书的长篇小说,无论从主题,还是形式上,都体现出浓厚的现代主义文学色彩。虽当时中国尚不具备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发展的文化条件与历史环境,但仍然参与到世界现代主义文学的潮流之中。半个多世纪以后,在思想解放的时代语境下,新时期作家再次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后,一些具有现代主义特征的先锋小说,曾一度成为文坛的主流。


鲁迅


  现代主义文学为20世纪的作家们,提供了夸张、变形、怪诞等多种艺术表现技巧。在20、30年代的法国,光怪陆离的大都市,在那些沉迷于潜意识和梦幻的作家笔下,成为了“超”现实,而在50、60年代,云波诡异的拉美,则成为了“魔幻”现实,无论是欧洲的超现实,还是拉美的魔幻现实。都是对现实的一种“表现”。与巴尔扎克和左拉时代的“模仿”不同,20世纪的社会现实和人类内心,远远要比19世纪更复杂、更混乱。“表现”取代“模仿”是文学发展的必然。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文学中,正是魔幻现实主义改变了欧洲文学长期占据世界文学中心的地位。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深深地影响到了中国先锋作家的创作。他们在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拉丁美洲作家的创作中,看到了一种移植现代主义的巨大可能性。但毕竟中国的古老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现实,与拉美的相似性远远大于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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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20世纪末的先锋作家们,对西方现代主义和拉美现实主义等多种文学流派,并未真正地理解和消化。就开始在创作中模仿和照搬相应的表现技巧,必然会导致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努力,成为昙花一现的短暂现象,仅仅留下一些似是而非的“伪”现代派作品。这种尝试失败之后,大多数先锋派作家失去进取的锋芒,回归到“前”现代的写作方式之中去。

  20世纪8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和亚洲的日本,早已步入后工业社会,曾经作为20世纪后半叶主流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此时业已走向衰落。而带有新历史、后殖民、种族主义和女权主义色彩的文学,正在取代消解深度意义和缺乏现实关切的文本游戏。中国的“现代派”文学与同时代的世界文学潮流相比,虽然在形式上很“先锋”,但是在内容上却相当“陈旧”。90年代之后先锋小说销声匿迹,意味着急功近利的“现代化”文学实验彻底失败。其结果是中国的小说创作,又重新回到“前现代”的“新写实”之中。中国与世界文学先进潮流,再一次拉开巨大的距离。


残雪


  无论中国80年代出现的“现代派”或“伪现代派”文学,是否真正意味着中国与世界先进文学潮流的接轨。但这种尝试本身,却表明中国的先锋作家们不甘落后于人,锐意进取的态度。同经济上的落后一样,文化上的落后同样成为中国在20世纪末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而后者,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文人作家来说,尤其地敏感。事实上,中国是否有“现代派”文学并不重要,关键的问题是,中国文学是否能成为世界文学主流的一部分。

  发源于欧美并逐渐影响整个世界文坛的现代主义文学,标志着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高峰。而中国文学未能在这一文学大潮中占领一席之地,是中国作家们耿耿于怀的主要原因。尽管20世纪末中国先锋作家向“现代派”文学的冲刺,因为底气不足而半途而废,但却为中国的读者带来了一次文学冒险。让更多的文学创作者和爱好者,对于西方现代文学不再陌生。对于“先锋”文学的探索总是少数作家的行为,他们往往是对文学本身非常执着的一群人。正是因为这些不甘平庸、锐意进取的探索者和冒险者,推动了文学艺术乃至人类文化不断地向前发展。尽管他们更多时候得到的不是成功和荣誉,而是失败和痛苦,并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但他们至少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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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初,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一些大城市逐渐具有国际化大都市的特征,而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大学高校的扩招,使刚步入校园的大学生们,在接受并同步构建网络文化的进程中,使文学书写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变化。以“80后”为代表的青春文学,在“新概念大赛”和“网络写作”,以及出版商的市场运作下异军突起,对于中国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占领了绝大多数青少年文学阅读群体,成为与传统主流文学分庭抗礼的一股新势力。“青春文学”从整体上说属于浪漫抒情文学,带有浓尽管带张扬自我和个性叛逆的色彩,却并不具有先锋文学的性质。这种带有世纪末犹豫和颓废风格的青春文学,与19世纪末的西方唯美和象征文学有一定的相似性。可是缺乏生命体验和文化反思的深度。这一方面与作者的年龄和生活经验、文化修养有关。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过于关注自我,缺乏对社会和历史的深刻认知。网络文学中的种种“大话”系列作品和“无厘头”写作,明显体现出消解历史、抹平深度的游戏性质。


余华


  “80后”文学曾一度成为国内外关注的文学热点和文化现象,其中一些领军人物与主流文坛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并在2006年以网络论战的方式进行了一次交锋。这次冲突暴露了中国文坛诸多的缺点和问题,参与论战的双方没有表现出文人应有的学养和风度,最后以相互谩骂的方式结束了这场文坛闹剧。“80后”文学在新世纪的崛起,与传统主流文学的逐渐衰落几乎是同步的。一些业已成名的中年作家,尽管推出了几部最近“力作”,但大多遭到批评界的质疑。而一些赞扬性的评价,却难免有“炒作”之嫌疑。余华的《兄弟》,是最典型的这类作品的代表。经过“韩白之争”后,中国主流文坛日益显示出保守性。对于“80后”作家采取拉拢和分化策略,甚至让一位屡次“抄袭”的青年作家进入中国作协。此后作协成员抄袭事件层出不穷,尽管文坛内外质疑和愤慨的呼声很高,但每次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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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在2006年之后,随着“80后”青春文学的降温而走向低迷。虽然以玄幻、武侠、穿越、宫闱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仍然占领大部分读者市场,但所谓的“纯文学”创作似乎一蹶不振。其原因除了作协内部拉帮结派、抄袭成风、封闭保守,导致其成员整体素质不断下滑之外。其所属期刊和杂志,迎合市场化的转型以及文学理念的陈旧落后也是重要原因。

  “80后”文学的危机同样来自其内部。作为“青春文学”代言人的“80后”作家,大多数是因为“新概念大赛”脱颖而出的,这使一些作家过于“早熟”。他们沉迷于对青春叙事的自我表达,而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作为其叙事资源的“青春”被耗尽之后,自然“江郎才尽”,渐渐淡出读者的视野。“80后”作家“出名”早,但文学创作生涯结束的也早。客观来说,从“新概念大赛”选拨出来的“80后”作家,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语言天赋和写作功底。但由于过早地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环境中,急功近利地生产作品,而不去夯实自身的写作根基,走长远的文学创作道路,最终出现“伤仲永”的悲剧。可谓成也“新概念”,败也“新概念”。


张悦然


  时至今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初,中国主流文坛也没有正式和明确承认“80后”作家的文学地位。这固然有“韩白之争”所带来的影响。但“80后”作家本身的文学成绩的不佳,也是重要的原因。中国文学在21世纪初,曾以“80后”的出现而暂露生机,但是由于中国主流文坛的保守落后和“80后”作者自身的局限性,而再度陷入沉寂。中国文坛从“韩白之争”后一片萧条,各种炒作难以掩饰中国文学走向历史低谷的事实。某一著名作家称“当前是中国文学最繁荣的时期”,立即招来一片骂声,足见任何粉饰都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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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背景下,“新千年文学”在2006年末悄悄地在中华大地上诞生了。“新千年文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其最初的创作主体是活跃在“北大中文论坛”上的一批青年文学创作者。虽然在年龄上属于“80后”或“70末”一代人,但是与那些通过“新概念大赛”或“萌芽”杂志推出的“青春写作”者不同,属于既疏离主流文坛又不合于大众通俗的边缘写作者。他们的创作具有先锋探索性,是“80后”文学创作者中“沉默的大多数”。在文坛主流与大众文学的夹缝中,坚持着自身的文学理想,进行孤独的艺术探索之路。自从2007年初北大中文论坛小说版实行改革以来,这批文学创作者开始逐渐聚集在“新千年文学”的旗帜下,形成了一个人数不断增加的创作团队。其发展的过程由“80后”中的“沉默的大多数”,逐渐扩展到包括60、70年代的一些持有相同文学理念的创作者。

  “新千年文学”思潮不同于中国新时期文学产生后出现的各种文学流派,强调在共同文学创作理念下的兼并包容,多元共存。因此,新千年文学的“思潮”意义,大于具体的“流派”意义。如果说2008年出版的“新千年文学”第一辑,重心在于以文学革命和先锋实验的方式,为充斥消遣娱乐和商业媚俗的中国文坛带来充满希望的曙光。那么,在2010年初出版的“新千年文学”第二辑,则明确地提出了思想启蒙的方向和文化复兴的使命。标志着中国文学和文化,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的世界文学格局,也将随之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