伝儱
在周朝，很多职业只存在于贵族阶级，比如礼，士，侠等。
周朝没落，很多原来的贵族阶级没落了。为了求生，也或许为了自己的志向，没落的贵族阶级就开始给百姓传授这些知识，技能。所以就有了知识从上向下流动的运动。人在根本上的智力相差并不大，普通百姓以往是没有机会接触这些知识，所以在这样的知识运动驱动下，加上群众数量的基础，就爆发了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的繁荣。那个时候言论是极为自由的，而且普通百姓只要有见识是可以直接和君王对话的。这样的繁荣直到五四运动时才再次出现。两次繁荣都发生在祖国最混乱的时代，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呢？这不在本次话题范围内，暂且不论。
所以，实际上是：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平民教育的开始，而不是从孔子开始。那个时代有很多和孔子一样的“诸子百家”，都积极致力于教化普通百姓，传授自己所擅长的知识，技能，或许既为谋生又为志向。
而现在广泛的认知是从孔子开始，中国又尊孔子为天下师，一方面是因为孔子确实学富五车，有其丰富深邃的思想，也有很多学生，也在那个时代努力传播着自己的思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从汉代开始推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续各朝各代实际上也或多或少沿用了这种策略。
这么些年下来，中国人民的骨子里早就刻上了孔子思想的烙印，即使在现代孔子的思想仍然有其澎湃活力和价值！
叫苏格拉底的猪
谢谢来请！平民教育，从孔子开始就是，用于百姓学习机会，使用教程更好更多的贫困人也要学习文学，撑握文学，学而知也，知也求也，不学就不知，不能成长一个盲人，生于天下者，必有学而思，来至于民，取代于民。
田恒金542
孔子是“私学”的创始人。搞的是贵族式精英教育，“平民教育”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不是嘉会爱抬杠，要扫大家的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论语•为政》），恰是夫子最重要的治学态度。闕者，缺也，有怀疑、有危险的地方，一定要慎言慎行而留待察考。
嘉会认为，为人处世，境界、心态和执行力最重要，而多读多思夫子之书，能心胸天下、积极有为、修身齐德。黑格尔读过夫子书，斥为老生常谈、道德说教，嘉会怀疑他那个传教士翻译的洋本本绝对是垃圾。
孔子搞的是“贵族教育”，与“平民教育”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但其著述、行事却充满着“仁”的光辉，以至我们忘了孔学其实是当时贵族治国平天下的大学问
所谓“私学”，或称“私塾”，是与官学相对而言的。民间教育可谓由来已久，主要形式就是师徒口耳相授，孔子本身就师从多人，只是“无常师”而已。但直到孔子才把师徒制搞到了学校的规模，司马迁说“弟子盖三千人，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七人”（《史记•孔子世家》）。接着说“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意思还不止三千。
出版于1958年的杨伯俊先生的《论语译注》，迄今仍是享誉中外的扛鼎之作。杨先生说“孔子弟子不过七十多人”，嘉会倒是认同司马迁的说法。孔子授徒近四十年，如颜回、曾参父子两代都师从孔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澹台灭明“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算上与亲传弟子同时的再传弟子，三千恐怕只少不多。
杨伯俊先生认为“学费又非常低廉，只是十条干肉”，其实《论语•述而》“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中的“十条干肉（束脩）”，只是古代士、大夫通行的见面礼，是不能视为学费的。
猪是春秋时大夫的宴饗和士族的祭牲，是士大夫以上的专享，嘉会曾经考证过，包括汉初的集市还主要是狗屠、供应狗肉的，十条干肉的见面礼在春秋那种奴隶社会，也不是普通平民能轻易拿得出来的。高祖刘邦过鲁，祀孔以太牢，是以诸侯之礼待孔夫子的，故天下儒生归汉！孔子本身是上卿的地位，对弟子也有严格的要求，成为孔门弟子还是有门槛的。
“平民教育”的说法不符实。从夫子的教学目的、弟子构成、弟子去向来看，无不证实这一点。
孔子是个理想主义者，但又很务实、严谨，五十而知天命，他开门收徒也是实现政治抱负的手段。孔门师徒实际是个政治派别
《史记•孔子世家》说，楚昭王率师救陈，军于城父，礼聘孔子，陈、蔡大夫围困孔子师徒，子贡告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令尹子西谏阻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
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王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后世考证恐怕是司马迁引用了齐鲁间鄙儒的自吹材料，子西作为攘吴复楚、争霸中原的头号功臣，连前太子建之子白公胜也敢召回，怎会是小肚鸡肠之辈呢？但对话的确可以证明孔子师徒政治实力不可小觑。
再来看孔子的教学目的，以樊迟学稼、学圃碰壁为例：
樊迟请学稼，孔子曰：“吾不如老农。”请求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不用情（实）。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之学，在于礼、义、信，无不立足于为政，那是“致四方之民”的大学问，根本不是蓝翔挖机那种技术培训。
孔门弟子来自诸侯各国，有颜回那样的穷学生，但在奴隶制社会，他们最起码都属于破落士族子弟，有资格参与国家管理是没有疑问的
杨伯俊先生的《论语注释》出版于五十年代，我们要考察他的写作背景和时代局限。“孔子招收的学生，除鲁的南宫敬叔以外，如果司马牛果然是桓魋兄弟，仅他们两人出身高门，其余多出身贫贱”，这肯定是在迎合那个重阶级成分的时代，大师也是有苦衷的。
孟懿子、南宫敬叔兄弟学礼于孔子，他们是鲁囯公族孟氏，是孔子最早的弟子。颜回虽居陋巷，箪食瓢饮，死后尚有棺，而孔子的爱子伯鱼在孔子七十名满天下死时，也不过如此。杨先生说曾點、曾参夫子很穷，但曾参做过小吏，搁今天算是公务员。原宪是在孔子卒后隐居于卫国“草泽中”，所以子贡拜相后结驷连骑前往辞别，原宪故意穿戴破衣冠，讥讽子贡“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
秦商，据《左传》其父秦堇父与孔子父陬人纥同为鲁国勇士。孔子师徒赴卫，住在子路妻兄颜浊邹家。过匡，颜刻驾车，其曾与鲁将阳虎暴虐过匡人，并且因夫子与阳虎一样魁梧，所以匡人围攻孔子。司马子牛的哥哥是宋司马恒魋，就是砍大树扬言要杀孔子的那个货，所以以司马为氏。高柴字子羔，他是齐国高氏之别族，这个《孔氏家语》有说。高瞿年三十八无子，其母要为其再娶妻室。公治长无罪被囚，家里没地位怎么可能成孔子的乘龙快婿呢？南宫括，孔子把侄女嫁给他，也绝非门户不高之辈。孔子过蒲，赶上蒲人反叛，包围了夫子的车队。弟子陈国人公良孺，用自家五辆兵车沿途保护着游学队伍，立即挺剑挥众力战，吓得蒲人放大家出城。
孔门弟子以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鲁为界，大体分为前后两批。前批的学生多从政，那时孔子在鲁的政治地位逐渐上升，孔子教学以时务为主，孔子的名声、德性和人脉也是弟子们从政的有力保障。所以政治精英多出在前批：子贡常使各国，在夫子逝后常相鲁卫，经商富可敌国；子路为季桓子宰、蒲大夫，不听子羔劝阻，死于卫庄公之乱；冉求为季康子宰，与樊迟曾大败齐师于郎，劝说季康子礼迎夫子归鲁……故夫子说：
孔子去鲁，不得志于列国十五年，“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废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主要完成了《尚书》、《诗经》、《礼记》、《易经》、《春秋》的编撰，正韶武雅颂之音，以文、行、忠、信四科教授弟子。故后批学生以子游、子夏、子张、曾参最著，他们不求官，以教授夫子学问为业。子夏居西河，为魏文侯师，从而形成西河学派，为魏国兴起储备了人才。段干木、李悝出其门下。曾参作《孝经》，吴起岀其门下。
孔子最大的贡献：一是编定五经，成为继往开来的中国文化的巨人；二是创立了以仁、礼为核心的中国伦理秩序，因而铸就了中华文化的软实力
学习文献，离开孔门不行。《淮南子•要略篇》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商鞅受李悝《法经》相秦；孟子、荀卿继孔，荀子之礼被韩非、李斯变通为天下统一的理论。中国古代的两个黄金时代两汉、隋唐，其实是五经的时代。即使五胡入中国、衣冠南渡，天下统一仍不可逆转，胜出者必然是尊崇孔子而尚武的那一方。宋限定四书，中囯读书人弃武坠入科考歧路，不是夫子的错，而是君主专制对读书人的愚弄。
说孔子是中国“平民教育”的开创造是错的。他搞的不是“义务教育”，而是“精英教育”，“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其五经之义，其剑之气，其琴之音，并非“朽木”“粪土之墙”可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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