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周黎明
作為2020年最後一部登陸中國銀幕的影片，《送你一朵小紅花》（以下簡稱《小紅花》）有一種因緊扣當下而瀰漫出的無奈和希冀之情。影片中的絕症病人太不容易了，他們的家人和朋友太不容易了，這一年，我們所有人都太不容易了。
這，讓生活中無處不在的那一絲絲美好顯得更加溫暖人心，更值得我們珍惜。如果《小紅花》是疫情發生後構思拍攝的，我可能會說它略有雞賊，但它的情節跟疫情沒一毛錢關係，而傳遞的情緒卻絲絲入扣，無比契合當下的集體心緒，難怪在觀影時能引發大面積共鳴。
影片中的患病群體。
這是韓延導演第二次觸碰癌症題材，他又一次用“悲喜交加”化解了該題材自帶的煽情濃霧。中國民間有悲情家庭劇的傳統，能充分調動觀眾的道德感和情感。但在我們這個大量觀影的時代，光讓人哭是不夠的，也是不高級的，需要拿捏好分寸，需要時時刻刻銘記剋制的力量；而更為高級也更難做到的，是在悲劇當中穿插適當的喜劇，用笑聲來化解眼淚。
《滾蛋吧！腫瘤君》（以下簡稱《腫瘤君》）和《小紅花》都採用了這種調性，且十分自然妥帖。
悲來自題材本身，而喜則是設置的結果。
這兩部影片的人物設置都極具匠心，《腫瘤君》的主角熊頓是一個樂天派，她面對絕症的態度本身就帶有強烈的戲劇性。《小紅花》的男主角則相反，天生的低調性格和悲觀主義，加上少年叛逆，再大的好事他都能從中看到不好的一面。他的轉變是這部影片的主要敘事弧光，而這個過程是他跟父母以及女友進行碰撞而推進的。
朱媛媛高亞麟飾演的父母讓人印象深刻。
編導在這方面表現出相當強的功力。絕症患者跟家人的故事，國內外拍過非常多，佳作也不少，當年風靡全中國的山口百惠劇集《血疑》就是一個典型案例。這類設置很老派，很容易掉進悲情的陷阱。給主角增加一個戀愛對象，也是誰都能想到的情節，《血疑》便是這個套路，容易陷入偶像劇的俗套。
《小紅花》選擇了這條路，但它深知途中有哪些陷阱，因此，它不斷遊走於俗套的邊緣卻並未真正跌落。隨便舉個例子：韋江為了賺錢，瞞著家人去當滴滴司機，兒子韋一航偶然發現了，為了減輕父親的負擔，偷偷去當試藥員，這兩個點擱在傳統影視劇裡，都是自我犧牲的煽情點，起碼可以兩三個來回，撐上半個小時甚至更長，但在《小紅花》中，這兩個細節均未展開。戀愛戲中，韋一航因馬小遠私信他人而吃醋等情節，都是稍一露頭就被消解了。
《小紅花》沒有強烈的戲劇張力，它的吸引力來自大量的生動細節，這些細節，有些是編導深入調研及強大共情能力的結果，而有些則略帶魔幻色彩。
跟《腫瘤君》相比，《小紅花》對年輕男女的幻想做了緩緩遞進的設計，一開始的“土味周遊世界”在韋一航的鄙夷中展開，也是電影人的一種自我調侃（拍電影不就是這樣嗎）；到動物園牆外聆聽動物之聲，鏡頭始終不讓我們看到那些動物，平淡的畫面突然有了一種超凡脫俗，但你若知道這是韓延向自己的《動物世界》致敬，你就會莞爾一笑，無法嚴肅起來；最喜劇的魔幻場景，是這對少男少女加入廣場舞，提前體會了一把自己的老年，很簡單的設計，但蘊含了很大的感情後勁。
他倆一直談論的“遠方的湖”，在他模糊的腦海，在蒼蠅館子的牆上圖片，直至片尾才出現，且半幻半真。
《小紅花》中有非常多的生活日常場景。
最後聊聊兩位青年演員。易烊千璽和劉浩存分別在《少年的你》和《一秒鐘》驚豔大銀幕，此次他倆繼續主演現實主義作品，有著十分亮眼的表現。兩位的角色不同於前作，但表演依然細膩動人，而且雙人戲頗有CP感。
正如那幾個表演類綜藝節目所證實的，青年演員在現實題材作品中才更能夠打磨演技，提升演技，展現演技。當然，也需要他們付出更多，比如他倆的造型是去偶像化的，不僅需要剃光頭，而且外在瑕疵纖毫畢露。我不知道這樣的付出對於一個偶像來說是否有點超標，但在我心目中，這就是好演員的起點。
同理，我覺得現實主義悲情劇也會成為新主流商業動作大片之外的一大類型，從投資角度性價比更高，而且也更受影人的支持。從《親愛的》到《我不是藥神》，電影用它自己的手法告訴觀眾，生活不易，我們更應該抱團取暖，砥礪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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