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新網】（專欄作家 秦勇）摘要：特朗普讓世界為之震動，這隻代表“舊世界”利益格局受到衝擊，但衝擊有好有壞，一些對普世價值的攻訐讓知識階層充滿不安，但他的施政綱領很多觸動到了國內盤庚多年既得利益的僵局。對外關係上特朗普不是簡單的實用主義，實際上在當前以經濟為基礎的世界格局面前，他的伸張充滿了理想主義。理想主義者帶給當今世界的挑戰就是要一直應對他的訴求。帶有戰後撫平發達國家與落後國家關係性質的多邊機制在經濟關係中顯然是不對等的，而雙邊機制是尋求對等關係的必然選擇，對等的深層內涵是制度對等，歷史告訴我們封閉必然帶來後退，但開放並不意味著制度自然達到趨同。制度有根本區別的國家怎麼樣通過雙邊機制取得平衡是決定未來世界格局走向的關鍵。中興事件實際上給中國上了很好的一課，美國聯邦政府同樣對發展前沿的科學與技術有各種扶持，中國的扶持力度不會小，但何以美國是一個科技強國，中國卻通過反向技術成長為最大的製造業強國？中國需要審視自己的基本制度中自由市場和契約精神的基因。
理想主義的特朗普和中美貿易爭端
這一次中美貿易領域的衝突，我們應當反溯對於特朗普總統的認識過程，在修正了偏見以後，方能搞清楚美國的動機和訴求。
特朗普當選前被一致看作是最大的事件衝擊，但是特朗普當選後全球資本市場又很快經歷了所謂的“Trump Trade”。需要反思為什麼同樣的施政主張，資本市場會在當選前和當選後做出截然相反的反應？
這可以有很多解釋，比如墨菲定理應驗了，此時理性的做法是接受並做最好的打算。再比如，也是讓人略感詫異的是，特朗普競選綱領並不是完全放棄華爾街精英的，受到精英們一致詬病的都是他反傳統政客的放浪、過激的言行。但是華爾街精英們什麼時候把“正義感”看的比錢都重要了？比較合理的解釋是選舉前特朗普的一些產業政策短期內會對美國企業的全球生產佈局形成衝擊，這就觸動了實業的利益，實業才是華爾街背後真正的利益動機。特朗普正式當選後，華爾街精英們才開始具體地評估它的政策效果，至於兩個月後總統醫改提案國會受阻，市場又開始衡量總統的競選綱領落實的可能性。但是不管媒體充斥著怎麼樣對特朗普的冷嘲熱諷，特朗普的政策卻在艱難地推進。以稅改為例，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傳統上代表的是平民階層和精英階層，因此稅改之爭往往被刻畫為“劫貧濟富”或者“劫富濟貧”。但是這一次的稅改除了減檔提高起徵點，還主要從屬地徵稅原則和降低企業所得稅兩個方面吸引海外投資企業迴流國內。從直接受益角度講，稅改同時惠及中產和企業主，受益程度高低視海外資金迴流情況。但是如果同時考慮到海外投資迴歸後增加國內投資能夠創造就業，可能稅改的綜合效益更大。如果再從長遠看，美國從自身的角度也提出過“再工業化（2012）”，以應對其製造業內部空心化的局面，美國雖然依舊在航空航天、芯片製造等先進製造業領域佔據全球領先地位，然而要實現他所提出發展包括先進生產技術平臺、先進製造工藝及設計與數據基礎設施等先進數字化製造技術，通過信息技術來重塑工業格局，激活傳統產業的戰略必須為資本回流美國，進行本土投資做些改變。
我們都知道中國過去輝煌的二十年經濟發展史，最重要的一點是國家主導的投資型經濟，先是發展重工業建立起來了自己先進完備的工業體系，現在又想要通過“一帶一路”戰略向海外輸出自己先進的製造業，自始至終中國都抓住了製造業的根本，為什麼其他國家也開始把製造業放到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這是順應技術發展潮流的。
技術最開始誕生自生產過程，之後走進人的生活提供便利，但是更進一步的技術升級變遷要在生產過程中發生，進而更一步地解放勞動力。
再回到最近的貿易爭端，中國方面比較強烈的對抗聲音包括：
1.特朗普主要是為了中期選舉，因為特朗普當選後的政策推進緩慢，因此必須藉助對中國強硬來吸引選票，因此不要屈服於他的紙老虎行為；
2.美國發起貿易戰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中國必定堅決反擊並贏得最終的勝利；
3.中國認真履行了入世協議，美國無端挑起貿易戰，違反了WTO關稅減讓的宗旨。
但是從特朗普的角度看，他的訴求是什麼？
1.看中期選舉，特朗普的貿易措施是受到國內強烈反對的，並且蒂勒森也因此遭到他解僱。我們知道他在過去對任何阻止他實現目標的人都毫不留情地清理出團隊，僅從競選技巧來看，這些舉動顯然只會進一步降低民眾對他的信任感，因此是不利於中期選舉的，正常的邏輯來看，在中期選舉前他似乎更應該採取保守策略，以求平穩過渡；
2.特朗普的政策一直得不到團隊成員的支持，這個狀況和他一路競選的媒體環境其實沒有大的變化。但媒體並不代表社會整體的聲音，競選結果是最有力的回應。不同的地方是團隊成員有可能和特朗普的分歧是觀念上不同，不難理解傳統晉升路徑上成長起來的人思維習慣多是“什麼是可行”，而非“什麼是應該的”，這一點讓來自離開團隊的人批評更加激烈也是有可能的；
3.特朗普在這場推特治外交中，一直圍繞“我們要達到什麼目標”，中國的語境則主要是充滿了“必勝的信心”類的對抗性語言。但作為棋逢對手的雙方，瞭解對方的意圖是能夠繼續對弈的前提。
那麼美國想要什麼？如果看特朗普的一攬子政治主張，他想要制度性消除持久和鉅額的中美貿易逆差，這也成為特朗普推特治國爭取國民輿論的重點，但是在301條款中對中國的指責主要是：
1.通過合資要求，外商投資限制和行政審查與審批程序強制或施壓美國企業進行技術轉讓；
2.中國政府引導或者促成投資與兼併，以實現大規模的技術轉讓。
由逆差而起的301審查能不能改善中美逆差呢？過去外資在華設立合資企業，產出再出口後自然計入經常賬戶出口項下，但中國取消一些領域的合資要求，外商獨資企業在境內設廠生產再出口，一樣是計入經常賬戶出口項下，只是歸入外商投資企業出口類中。因此301審查對中國政府的詬病實現不了美國想要收窄順差的目標。事實上IMF的莫里斯•奧布斯特費爾德撰文指出通過雙邊貿易途徑是無法平衡一國的經常賬戶的，他把之比喻為“打地鼠”，因為短期內受到影響的中美兩國的進出口只會轉移到其他國家，但美國的總體貿易盈餘狀況不會改變。這隻說對了一半。如果是兩個完全開放的市場，那麼貿易盈餘將是國家間產業結構和總體貿易政策決定的，但是不完全開放的市場之間，就可能因為一方有比較優勢的領域受到非關稅壁壘限制，從而人為形成了壁壘國在比較優勢領域的大量順差和非比較優勢的產業保護。
中國實際上針對性地已經承諾開放金融服務業同時降低汽車業關稅，但是美方的應對顯示他們並不滿意，這有兩種可能：一是承諾並沒有明確的時間表，而貿易爭端一旦挑起，美國應該是想要看到一些實質性的成果的；二是美方的需求不止於此。如果是前者，那麼中國應當做好充分的準備，因為一方面要將承諾付諸實施，同時要應對由此帶來的國內經濟的衝擊；如果是後者，中國應當做好持續應戰的準備，因為美國的訴求可能是通過逐步試探而顯露，這有兩層含義：第一，美國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而且很大可能就是如此，這也是國家博弈中最常見的形式，通過對方的回應來試探可以爭取到的最大利益；第二，美國有一個明確的目標，但作為爭端手段不能馬上亮底牌，亮了底牌反而讓中國爭取到很好的談判位置，同時如果最終無法達到目標也將成為自己政治生涯的敗筆。
我們確實觀察到美國並沒有就此停止在中美關係上施加新的壓力，先是對中國高科技企業中興通訊實施七年的禁售，近來又傳出對華為也進行調查，這種美國出題，中國應答的回合被認為美國針對中國的組合拳。這期間中國政府通過輿論也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強硬態度，這不僅僅是通過官媒表決心，更有我們對美國的回應並沒有退讓的跡象，實際上我們承諾的汽車關稅減讓和開放金融服務業基本是既定選項，最多有加快進程的態度。
西方應該怎麼和中國打交道呢？鮑爾森出過一本書，書中高度讚揚了中國領導人的開放的態度，但是相對於開放之初的中國，現在的企業行為已經無法達到領導人的級別了。如果沒有制度性的保障，恐怕無法保證來華企業得到應有和對等的待遇。並且這個制度是國家的基礎制度，它不僅包括奠定兩國關係基礎的文字承諾，還應該包括大到一國法治環境、政策法規、市場結構，小到企業誠信、個人誠信的微環境，也就是說制度層面的融合和匹配程度決定了兩國在實際互通過程中的對等情況。具體到貿易領域，貿易協定是無法保證貿易雙方實質性對等待遇的，我們從兩個方面來看這個問題：第一，美國企業在中國沒有受到合資要求或者市場準入限制，在華的美資企業可能無法得到類似國內法律環境和政策規範的保護，在一定程度上這個可以是由文化差異引起的企業水土不服，但對於中國這樣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地位懸殊的市場結構來說，美國企業可能只是想獲得與國有企業同等的市場待遇；第二，中美雙方的進出口情況可以看出中國在製造業上優勢明顯，美國在服務上有比較優勢，但是中國的服務業開放進程十分緩慢，事實上中國一直在講大力發展服務業，可是教育、醫療和金融領域向私營經濟的開放都是十分有限的，甚至不乏有後退的地方，比如上海市的教育改革，可能讓民辦教育發生顯著的後退，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美國如何能夠確信中美的貿易差額能夠通過服務業的逐步開放部分實現平衡？更難期望在華的企業得到了對等待遇。
再來看看中國想要什麼？我們注意到習近平在博鰲論壇上宣稱會主動擴大進口，會放寬市場準入，會保護知識產權，會更加開放。實際上如果對應到市場規則的話，有很多方面基本可以對應到市場基本制度建設上，比如放寬市場準入，尤其是服務業，如果放開了對外資的准入，最多是國民待遇，那麼中國的民營企業也會得到更好的市場環境；再比如保護知識產權，這個在製造業、工業服務業和服務業都是保障市場創新力的基本制度內容。從中似乎可以看出中國在這場爭端中並沒有反訴求，只有保護自己的改革和開放步驟的態度？中方希望美國按照WTO協議來處理兩國貿易爭端，但是事實證明中國加入WTO的17年才出現了中美之間巨大的逆差現狀，恐怕很難期待在WTO的框架裡得到解決。另外，貿易逆差確實可能是美國的財政、產業等政策的結果，但可能同時也是中國的財政、產業等政策的結果。
綜上，雖然中國想把美國拉回到WTO的框架，同時另一方面指責美國把自己的財政和產業政策的惡果栽贓到其它國家身上，美國則已經表現得越來越不認同多邊框架解決問題的有效性，同時開展的301調查具體地把問題歸結到中國歧視性的政策讓美國企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並且它沒有指責中國的財政和產業政策，相對於這些國家自主權的範疇，美國更關注市場基本制度問題。
多邊機制的沒落和雙邊機制的崛起
美國霸權時代，在意識形態的武裝下世界陣營相對清晰，雖然有聯合國以及WTO這些多邊機制，多邊協調恰恰是在意識形態的對壘中實現了平穩運行，各方利益訴求先是在陣營內部達成統一，陣營之間有底線思維，這樣就能維持世界政治和經濟的長期間的穩定。
多邊機制本身有什麼問題？
首先，多邊機制必然要求內部再分化為陣營，我們知道西方講究的直選民主，實際操作中沒有哪一個國家是真正直選的，它都需要有一個意見歸集的過程。基於同樣的原因，多邊機制中國家集團分化為利益陣營或價值陣營最為有效，這其中價值陣營更為持久，單純建立在利益基礎之上的陣營也很容易因為利益基石變化而分崩離析。價值陣營事實上最為稀有，回顧人類歷史，即使是最至高無上的宗教價值，也並沒有在維護和平上起到多大的作用。而戰後美國主導的國際社會只有局部戰爭和相對長時期的世界經濟繁榮期。
那麼美國主導的價值陣營在倡導什麼價值？過去我們理解世界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抗，但是為什麼對抗的資本主義要主動緩和與社會主義的關係，要接納社會主義的中國進入到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實際上社會主義的誕生是在“萬惡的資本主義巢窟”中，從一定意義上講她本身是要和資本主義有所區別的，相反資本主義並不需要社會主義來界定自己，它伸張的自由市場和契約精神是可以突破制度範疇的。但是從社會主義發展至今，她也開始接受這些價值是發展經濟的基石，因此社會主義的中國才能夠越來越融入到世界經濟產業鏈中。發展至今，社會主義陣營中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自由市場和契約精神的國家，經濟都得到了發展，尤其以中國為代表取得了輝煌的經濟發展成就。反觀資本主義陣營出現了什麼問題？如果從靜態的角度，似乎資本主義陣營中歐盟面臨著凝聚力下降，美國特朗普當選後呈現出社會撕裂嚴重的表象，但我們對任何一種制度的考查不能以短期的一些具體現象為依據，好的表象可能是通過掩蓋了社會的矛盾為代價的，社會是人的有機構成，能夠釋放社會矛盾，又不會造成社會激烈動盪的有機體，才是一個可持續的有機體，無論是歐盟還是美國，矛盾的爆發、衝突的激化都是利益再平衡的前奏，所以我看的則是歐盟和美國都開始有勇氣面對自己的結構性、制度性問題，我們對此應該靜觀其變，並樂觀待之。
其次，價值陣營的旗手美國不願意再掌旗。除了資本主義價值主張本身並不具有排它性以外，中國加入WTO後自然加深了和世界上各主要經濟體的關係。隨著中國的發展壯大，世界的格局已經慢慢發生變化，雖然在大環境上，兩大陣營仍然在關鍵問題上能夠達成某種統一，但是世界的問題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長時期的和平突顯了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經濟關係本質上是雙邊關係，多邊框架實際上給了非對等的貿易關係留有了餘地。這一點如果再追溯一下歷史的話，現在重要的多邊國際組織UN和WTO，都有一定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角色，也正是這種多邊機制讓過去點火中的對立方能開展新的合作。但是隨著中國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各個國家與中國的雙邊關係成為主導，以中美為代表，如果雙方均能秉承自由市場和契約精神，那麼沒有必要在WTO框架下，因為WTO只提供了非常框架性的指導，具體的貿易協定仍然要看雙邊的磋商，並且也留給了主權國家以“國家安全”為名排除任何約束。如果雙方無法秉承自由市場和契約精神，那麼WTO的約束機制幾乎沒有任何效力，雙邊對話在具體貿易問題上實際上已經是根本的解決途徑。
再次，多邊機制是不是真的從此破產了？我們看到，特朗普上臺以後，首先退出了TPP，TPP實際上是一個涵蓋了競爭政策、知識產權、政府採購、勞工、監管等很多制度層面的貿易協定，在這個意義上它想要把多邊貿易關係推到新的高度。但是為什麼有歐盟這樣一個前車之鑑的背景下，仍然要把環太平洋這些文化、經濟水平、制度都相差甚遠的國家統一到一個框架下？如果不是單純的為了孤立中國的話，只能說是一個遠大的抱負。結合上面我們對特朗普的認知，外界一直認為特朗普不願意加入TPP是因為條件沒有談攏，我們認為還有很大的可能是他認為這件事能做成的概率很小，如果要成功可能也達不到他所期望的美國利益最大化的目標。歐盟是一個失敗還是成功的例子呢？歐盟在制度層面做了很多國家一體化的嘗試，儘管如此最終仍然繞不過無法絕對平均，和結果上利益不均等的現實，即使在國家的層面，比如聯邦制國家就可以看作是一個制度層面深度融合的一體化組織，國家經濟整體陷入困境後，也會面臨著邦域分離的壓力，所以歐盟面臨的困境並不是這種制度一體化的困境，它可能是國家間關係親疏之間鐘擺的一極。
最後，雙邊機制天然的要求對等關係。多邊機制實際上已經發揮了它的歷史使命，WTO前身GATT主要針對貨物貿易，它的宗旨是通過削減關稅和其它貿易壁壘，削除國際貿易中的差別待遇。它從沒有正式生效，一直通過臨時議定書發揮作用，直到WTO取而待之。WTO的基本原則是通過實施市場開放、非歧視和公平貿易等原則，並且涵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以及知識產權貿易，在GATT期間全球出口總額年均複合增速達到10%，WTO成立後全球出口總額也保持了年均6%的增速。但是在WTO機制下貿易增長隨著全球經濟增速的回落也出現明顯回落，同時諸如GPA這樣深化新的貿易領域往來的談判又駐足不前，這肯定會加大成員國對於WTO機制的不滿。多邊機制下，由於最惠國待遇給予第三國同等待遇，讓“對等”訴求對一些國家變得十分困難，頻繁藉助WTO爭端解決機制，不僅在國際社會上樹立了保護主義和歧視霸權的負面形象，實際上也加深了各方對多邊機制的不信任。
雙邊機制在貿易關係中即有穩定也有不穩定的一面，不穩定的一面是雙邊貿易可能因為兩國政治關係變化出現劇烈波動，但即便是WTO的多邊機制內，進口國也可以以“國家安全”為最後堡壘採取極端的保護措施，本質上兩國貿易的意願最終是服從於政治關係的；穩定的一面是，雙邊的關係都是對等的，否則不對等一方一定能夠通過市場空間或其它方式得到相應補償。
綜上，如果多邊機制無法在制度層面取得更進一步的融合，那麼雙邊機制則是對這種制度原因造成的貿易不公平的有利補充。
中國從貿易爭端中應該學到什麼
美國對中興實施7年禁售後，國內比較統一的觀點是中國應該加大核心技術的研發。此觀點有兩個問題：
第一，任何一個國家在任何時候都應該加大技術的研究。根據索羅模型，一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來自三要素：技術、人口和資本，而科技被認為是現在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美國在戰後一直保持經濟第一大國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制度對人才的吸引力和科技一直保持著領先地位。普遍認為美國的技術發展純粹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力量，但實際上聯邦政府在自二戰起三個不同階段均對科技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階段，二戰期間是基礎科學研究經費的主要來源，並且由政府部門一些政要直接負責推動科技前沿的發展，通過開辦政府實驗室激勵科學家們和工程師們解決特定的科技難題，或者向私人領域以及大學的一些科技項目提供資金支持。
第二階段，冷戰早期1950年美國成立了國家科技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1957年蘇聯人造衛星發射後美國感受到自己科技方面的壓力，先後成立了NASA和國防部成立了DARPA（1985，國防高級研究項目專署），DARPA的就是從軍事科研經費中拿出一部分用於加快創新型技術的進步，這個機構大力支持了計算機科學部門，為美國60年代-70年代計算機行業的發展做了突出的貢獻。
第三階段，里根政府開始基於DARPA廣泛的推進和私營部門的合作。以1976年成立的Genetech（生物基因）公司為例，政府把高校背景的科學家力量集中起來並幫助轉化為新的商業機會。1984年通過了一個全面反壟斷豁免法案有利於私營企業開展合作研發，這成為從事商用前研究以資本和信息共享為目標的行業研發銀團的法律基礎。正是里根政府在1987年資助了SEMATECH——一個幫助美國半導體研究的研究合作組織，到了卡特政府時期開始大力推行這種分散式的科技扶持方式，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開始嘗試創立工業-大學研究中心，旨在有針對性的突破特定工業的科技難題。同時這種政府主導研發的模式在美國國內也是飽受非議，沃克-布什任內由商務部成立的ATP（先進技術項目）由於不像DARPA承擔了國防建設的任務，以及國家衛生保健機構承擔與疾病抗爭的責任，被認為是政府在實施產業政策，因此經費不斷受到消減，直到2007年被迫停止。
到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國家資助一些基礎性的研究是十分普遍的，也可以協助在科研和商業化之間建立橋樑。但是，首先，國家不應當選擇支持什麼樣的技術研發，政府不僅無法保證在創新者上做出正確選擇（Pick the Winner）更不要說在創新方向上做出正確的選擇。國家對科技的支持應當只體現在有條件的資金支持，並且支持機制應當是競爭性的、分階段跟進的。
對應到中國現在需要做的，可以發展“半導體芯片”產業，但應當從基礎研究的角度出發，不應當直接對商業應用的企業進行資助，事實上，我們根本無從得知芯片是“核心”技術，芯片的核心只體現在它是我們現有工業生產體系中不可缺失的一環；其次，相比美國政府對科研的資助，中國政府可能做的只有多不會少，這是我們計劃體制的遺產。但是我們過去的政府資助沒有產生世界領先的技術，而是通過逆向技術建立了發達的工業體系，因此我們更應該反思除了有政府資助以外我們體制中缺少了什麼，導致無法在技術上取得領先的地位。我們看到美國政府在主導研發的時候是小心翼翼的，研發與技術層面的東西完全是市場化的，市場化對研發的作用就在於找到真正有研發能力的創造性大腦（這不僅僅是在研究階段，在整個教育過程中也間接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給予研發人員以對等的回報與尊重、對知識產權形成強有利的保護。
中興事件和中美貿易摩擦兩件事折射出了同樣的問題，那就是對等待遇和對等處置。
對等處置意味著進入美國的中國企業要按照美國的法律開展業務，想要進入美國的企業則應當努力讓自己的業務開展符合美國的法律。對等待遇則是更深層次的對等，法律也許在具體細節上有差別，但是基本的原則可能是相同的，否則兩個國家之間的企業也很難做到對等處置，而對等待遇則是制度層面的要素在發揮作用，它包括法律和規則的執行意願、法律和規則的實際執行情況、市場化的程度、國家干預的意願、國家干預的手段等等。涉及制度層面的東西實際上是不在國家間關係的範疇之內的，它需要雙方自主地基於共識去實現，這就讓目前中美貿易摩擦將要走向何方變得更加迷霧重重。美國想在“對等關係”上取得突破，而中國沒有準備要從制度層面努力，相反意欲想漸近地在市場開放上做出妥協。
從這個角度看，對於和世界的關係，中國可能要重新進行一些長遠思考，多邊機制至少在短期無法處理中美的雙邊關係，日、歐是否會同樣要求回到雙邊機制中處理與中國的關係，一個合理的推測可能要看中美之間博弈的情況。
2016年在中國加入WTO超過15年後，歐盟首先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這並不代表歐盟不懼與中國貿易關係惡化，實際上這恰恰說明了歐盟願意繼續維持過去15年在WTO框架下兩個經濟體間的關係。歐盟這些年的表現可以理解為由於自身面臨著許多挑戰，近年來變得越來越實用主義，日本則歷來是一個實用主義的國家。因此要為中國與主要發達國家的關係集體划向雙邊機制的可能做準備。回顧冷戰，兩個陣營的對抗實際上是兩種制度的對抗，最後蘇聯由於封閉走向解體。當下中國已經是一個開放的經濟體，中國也承諾了會更加開放，但是開放並不自然地形成對等關係的制度基礎，一個合諧和持久的雙邊關係最終可能要求中國在制度上也能夠更“開放”。
最後，中國在發展科技，甚至在觸發自己決心大力發展科技的背景都充滿了國家間的對抗性，這種思維方式可能錯誤地主導了我們在應對世界時的決策。中國在和平崛起的過程中應該摒棄對抗性的思維，以真正的開放包容的心態去理解世界上其他的國家，其他的文明。一個既掌握核心技術，又擁有完美的工業體系，還有一個有待開發的消費市場的中國在世界上崛起，很容易引起其它國家的恐懼。全球化就是一個開放、互通、互補的國家集體，即便是美國也在國際產業鏈中只扮演了一環的角色，未來中國想要在全球化的國際分工中取得什麼樣的角色值得思考。■
作者為CF40青年論壇會員、太平洋壽險資產管理中心研究與配置部綜合策略分析高級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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