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磊v
这与明清时期西安职能的分化有关。
以唐宋为界，西安失去昔日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降为陕西首府和西北区域政治中心，明太祖洪武二年 (1369)，改奉元路为西安府，取义“安定西北”，西安之名由此而来。为防范边外侵扰中原，明政府沿长城一线设九边镇，驻军把守，其中4镇在陕，陕西由内陆省份变为边疆省份。西安定位于“安定西北”的职能，提高了其戍边和军事存在的价值，淡化了其文化、教育和经济中心的职能，而这显然不利于经济发展和城市繁荣，因此，明代以后，西安逐渐转化成了一座仅有政治意义的军事城堡。
在这种职能定位转变后，随着陕西经济中心逐渐偏离西安，向周边转移，东西横向的龙驹寨、凤翔，南北纵向的延安、汉中均成为新的经济重心点，特别是泾阳-三原一带成为了“并驾齐驱的陕西经贸中心”。由于新的经济中心的形成，经济的繁荣就为科技文化的滋生提供了必要的土壤，在这种有利形势的催生下，水利工程、医学、力学机械在三原地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更为教育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形成了了以刘古愚为代表的影响较大的泾阳-三原教育学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陕西学政署、陕西学务公所都不在省城西安，而设在了三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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