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嬋
寫下這個標題的時候，頓覺俗不可耐，不過，實在想不出更好的表達方式，索性將就吧。接下來的故事，雖然與青春有關，卻與愛情無關。記得上大學時看完《致青春》，室友依依說：長得不好看的人是沒有青春的。我就屬於這類人，經歷過人生十七八，卻不曾經歷明媚而憂傷的青春。
十七歲那年夏天，母親把我送到縣城，給我租了筒子樓裡的一間小屋，然後帶我到新學校報到，就這樣，我開始了高中生活。學校高大的樓房，平整的操場，廁所可容納幾十人同時如廁，總之，比我農村母校高大上百倍。
我住的地方叫打米廠，納雍人都知道，它是計劃經濟時代管糧食的地方，有一個繁榮的過去。後來，國家實行市場經濟，打米廠的職工悉數下崗，曾經熱鬧的打米廠日漸冷清。
第一次到打米廠的時候，是一個烈日高照的午後。發黃的土磚和青黑的瓦礫、開了裂縫的水泥板，全被陽光炙烤得發熱發燙，就連路邊砂鍋裡栽種的農作物和花草也是蔫巴死垮的。
從太陽底下走進筒子樓，眼睛一時適應不過來，一片漆黑，像是進了山洞。我的房間在最裡面，面積不足10平米，房東準備的傢俱僅有一張木床，一張書桌，一張四方桌，一張椅子，這幾件傢俱擺放下來，屋裡已沒多少空地了。
到我房間，要經過十多米的走廊。走廊的兩邊住著兩家人，一家是一對中年夫妻帶著一對兒女，一家是一位獨居的老奶奶。
這樣一個地方，剛開始說不上喜不喜歡，都是母親提前打聽好的。房東是母親孃家那邊的人，按輩分，我叫他們舅舅舅媽。雖然屋子簡陋了些，但房租便宜，450元一年。房間安全係數不高，財產方面，就算小偷進屋也沒什麼可偷的；人身方面，只要人不亂，在哪裡都安全。
慢慢地，我對這個地方漸漸熟悉了。進入打米廠的路口處有一家小商店，賣些油鹽醬醋和蔬菜，再往裡走幾步，寬敞的院子被改造成廢品回收站，收廢品的老闆是個中年男子，打下手的是個年輕女人，每天都有人拿廢品來賣，有的用揹簍背，有的用板車拉。
老闆經常把收到的舊書處理，我去挑過幾次，一元一本。每次都以為能找到小說之類的，一看都是學習資料，很多還是嶄新的，連名字也沒寫。
學生時代就是這樣，大家總愛買許多輔導資料，結果一學期下來，有的資料連摸都沒摸過，很是可悲。更可悲的是，所有的書籍，無論看沒看過，最後都難逃被賣掉的下場。
有這麼一句話：學生時代，用一麻袋的錢，買了幾麻袋的書，畢業後，把所有的書賣了，所得的錢還不夠買一個麻袋。這大概就是終極的悲哀吧。
打米廠內有一座大房子，被改造成了蜂窩煤廠。在筒子樓的兩年間，我燒的蜂窩煤幾乎出自這個煤廠。
那時候，蜂窩煤才賣一角七分錢一個，不過這是出廠價，需要自己搬運。若是賣煤師傅送上門，就是兩角錢一個。為了省那三分錢的運費，我一向自己去搬煤。
煤廠老闆是個年輕大姐，為人熱情，也住在打米廠內，算半個鄰居。每次去買煤，她都會借給我挑煤球的擔子。我也不敢挑多，一次就50個，一邊擔子上堆25個。接著挑兩趟，滿100個才付錢。
由於小時候挑東西沒學會換肩膀，一直都是左肩挑，感覺右肩沒力氣。所以左肩挑累了就得停下來歇氣。從蜂窩煤廠到我住的房間有200米左右，我中途要歇一歇才能到。還好沒有樓梯，要不然我挑著擔子是上不去的。
門口那家男主人是山東的，他第一次看到我挑煤球的時候，用一口山東話說：“你這姑娘個子小小的，力氣還挺大哈。”我挑著煤，沒有多餘的力氣說話，只能對他微笑。
那時候，覺得什麼都好貴，一角七分錢一個煤球也是一樣的貴。所以，都捨得不浪費，做完飯就立即把火爐的蓋子蓋上。
周圍的住戶大都燒塊煤，租房住的學生都燒蜂窩煤，所以，結識一兩個學生很有必要，萬一爐子熄了好有個可以換煤球的地方。另外一棟房子裡住的女孩就經常來我這裡換煤球，她是另一箇中學的，我們甚至不知道對方的名字，只在換煤球那短短的時間裡有交流。
我房間的窗戶外是通往公廁的路。全打米廠幾十戶人上廁所都在這個公廁，窗外經常人來人往，所以，我的窗戶直接釘死，一年四季都不打開。
課餘時間，總有做不完的習題。每天回到出租屋，吃了飯就是做作業，儘管如此，那個年代少女喜歡的郭敬明、周杰倫等我也喜歡。所以，抽閒等空，我還是看完了《夢裡花落知多少》《幻城》，夜深人靜的時候，復讀機裡也播放《七里香》《千里之外》。所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有一代人喜歡的文藝。
我房間的後面是一個汽車修理廠，裡面每天會發出砰砰蹦蹦的聲音，午休總是不踏實。每到週末，附近租房的學生總愛邀約一起打羽毛球，一打就是一下午，直到大家都覺得累了，才各自回屋。
儘管筒子樓裡昏暗，逼仄，破舊，租住在這裡的學生依然陽光、自信，充滿活力。如今，他們有的成為教師、有的成為醫生、有的成了公務員，在各自的崗位運轉，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會想起住在筒子樓的歲月。於我而言，筒子樓已深深刻在腦海中，那裡的人、那裡的事，那裡的青蔥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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