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素白
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商人這一群體一直處於一種比較尷尬的地位。傳統儒家思想中，“士農工商”四者中商人的社會地位是最低的。農民從事糧食生產以維持社會基本的穩定，手工業者製造手工藝品滿足社會生活的需要。而商人唯獨不用從事生產，只用交換他人的產品便可以獲得豐厚的利潤。而且他們的貿易行為造成社會奢侈的風氣，導致農民偏離本業。小農是社會的基礎，一旦商人的行為逾越了統治者設立的“紅線”，他們的神經必然會緊張起來，尋求打擊商人的方法。
然而，政府提倡重農主義從而貶低商人是與社會現實相矛盾的。在孔子著書立說，廣收弟子，創立儒家的時候，也正是商人勢力興起向既有的貴族體系發起挑戰的時候。因此，向來以“克己復禮”為己任的孔子對於這樣的挑戰行為是充滿了蔑視與不滿的。但是正如美國著名漢學家魏斐德所說的;“他對商業的輕蔑意在垂範未來，而非描述現實。”即商人低下的社會地位僅僅是就名義上而言的，農民和手工業者，甚至是“士”都羨慕商人富有的生活。尤其是在明清以後，商人在國家經濟中擔任著非常關鍵的角色。不僅是富商巨賈，就普通的商人也被視作具有社會價值的成員。
然而傳統農業社會長期以來形成的對商人的偏見，仍然會影響到政府做出不利於商業發展的決策。而喜好空議的文人清流之流，仍然把“士農工商”的腐舊秩序掛在嘴邊，這成為明末以後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大阻礙。
自宋朝以後，商業持續發展。明朝的大一統又建立了全國性的市場。跨區域的貿易交易新路線由私人部門進行開闢，甚至大運河這一類為公共運輸的河道也會運輸私人貨物。只要有足夠的需求，比如長江三角洲對於關中地區的棉花的需求量足夠大，就會有私人團體提供的運輸工具出現。
除了運輸困難的問題得到緩解之外，明朝商業持續發展另一個原因則是勞動力增加，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係越來越弱。同時朝廷也會維持傳承祖業的手工業團體，鼓勵對能工巧匠的培養。在晚明之際，朝廷放鬆了對這些工匠的管控，從而使得他們能夠走向社會，在市場機制的影響下，擺脫朝廷的直接控制，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私人手工業者。
勞動力的解放，市場的規模化，共同促進了賦稅方式從實物向貨幣的轉變。我國很多經濟史學家很贊同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改革促進了明末的“資本主義萌芽”發展。因為如果直接用現銀繳納賦稅，農民勢必會種植更多的經濟作物，地主也向城市進軍，從而加大了手工藝品的需求量，商人也開始了資本的積累。
伴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是新一輪的城市化。宋朝時僅有百分之十的人居住在城市，而且主要集中在以汴京，揚州、杭州這樣的超級城市。但是明朝的城市化浪潮主要是介於大城市和鄉村的中型城市數量激增，之前承擔臨時或定期交易的集市，發展成為永久性的城鎮，尤其是長江下游地區，這樣的市鎮網絡四通八達，支撐起了整個地區的繁榮貿易。城市化形成了新的消費習慣，戲曲、歌舞等等業餘生活也開始豐富起來。
繁榮的城市生活刺激了對金屬貨幣（白銀）的需求，雖然明後期中國出產的白銀已經無法滿足市場流通的要求，但是通過海外貿易，來自美洲的白銀源源不斷通過馬尼拉的大帆船運送到中國，18世紀，以西班牙銀幣為交換貨幣的貿易風靡整個中國。
充足的貨幣流通量又促進了區域貿易的發展。比如很多商人將安徽的金屬工具運送到東南沿海，用銷售獲得的利潤投資福建的茶葉，再將其販賣到淮河流域。除了長途貿易，家庭手工業也有了長足的發展。在南宋時期，只有大城市中的能工巧匠才具備紡織精美綢緞的技藝，可是到了16世紀明中葉的時候，一些農家巧婦也具備相同的技藝，棉織品成為了一種常規的服裝，一些沒有土地的農民，通過從牙商手中購得棉花，通過手工紡織來維持生活。
傅衣凌在《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一書中的研究表明：“在江南地區有許許多多的織工，後來通過購進織布機，僱傭幾個工人，直到能維持一個作坊規模為止的織布廠為止”。由此觀之，在兩三代人的積累之後，這些小紡織廠主便有資本能夠成為在諸如南京、揚州一類的大城市擁有幾家綢緞店鋪的商賈。
但是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遲遲沒有發展成為英國的工業革命。儘管紡織業發達，但是在技術上沒有取得本質的進步，沒有出現類似英國的飛梭或者珍妮紡紗機。期間原因有很多，魏斐德將其歸結為原材料有限，而勞動力又過剩。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紡織廠主自然不會有通過發明機器來節省成本這樣的想法出現。基於此，商人滿足於市場機制和價格調整所帶來的豐厚利潤，沒有提升技術的意識。因此，中國的商人能夠成為富甲一方的大賈，但是永遠成為不了西方的大資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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