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現代學術名著200種
第19種
將以餘所見，言春秋者，考索之精，去取之慎，蓋未有逾於此書者矣。
—— 呂思勉
童書業 (1908—1968)
童書業先生，字丕繩，號庸安，別名吳流、馮鴻、馮梅、章卷益、卷益、童疑、納齋，1908年5月26日生於安徽蕪湖，1968年元月8日卒于山東濟南。
童書業先生自幼體弱多病，無法堅持在新式學堂學習，因而經歷了與其同齡人不同的認知歷程，除在上海寰球小學、聖舫濟英文專修學校、北京京華美術學院等學校斷續讀過幾年書外，自四歲識字起，多系請先生在家教授經史書畫，甚至英語也是請人入室教授。由於兼具超常的記憶力和悟性，重要的先秦古籍，包括《尚書》這樣文字佶屈聱牙的典籍他至老都能背誦如流，這種生活方式為他以後的學術生涯打下了深厚的舊學根柢。
自學成才，師從顧頡剛先生
成為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1929年，童書業先生讀到《古史辨》，對顧頡剛先生大為敬佩。同年還讀到陳獨秀、郭沫若的著作，也深受影響。但他自幼所形成的傳統學養使他與古史、古籍考辨更為契合，他自認為顧頡剛先生的私淑弟子，以古史辨門徑開始治史。1930年著《論語解詁》，此為他治經史之始。1934年至杭州，以王修（季歡）之名發表於《浙江省立圖書館館刊》，此為他發表文章之始。他又將其1933年所著《虞書疏證》寄顧頡剛先生處請教。
顧頡剛先生極為欣賞童書業先生的才華，顧先生到杭州奔喪時，即順道訪談，並邀他到北平協助從事古史研究。1935年至1937年是童書業先生治學的黃金時期，也是他治學的第一個高峰。在這短短的兩年時間裡，他積蓄已久的學術生命力噴薄而出，寫就了大量古史古籍考辨的文章，同時開始了他對歷史地理、繪畫史的研究。
“七七事變”後，他離開北平輾轉到上海，幸遇呂思勉先生和楊寬先生，在他們的幫助下得以在上海立足。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童先生擔心留上海會被迫做文化漢奸，遂離開上海到宜興、常州一帶，輾轉謀生。1945年，童先生返回上海，至1949年8月，歷任上海博物館幹事、歷史部主任、總務部主任，並在復旦大學代課。在艱苦的生存環境中，他仍在學術研究中奮進，開始了古器物學，尤其是瓷器史、美學、心理學領域的研究，對唯物史觀的研究也在逐步加深。1949年8月，他應聘為山東大學歷史系教授兼文史研究所研究員。此後，歷任山東大學歷史系副主任、山東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青島市人民代表、山東省九三學社科學研究委員、山東省科學工作委員會委員、山東省政協委員。1968年1月8日，童書業先生以未滿甲子之年謝世。
童書業先生猝亡，其學術成果散在20世紀30年代至60年代各報刊、出版物、未刊文之中，極易被湮沒。其三女童教英自1977年起奔波於北京、上海、浙江各圖書館，將能蒐集到的文章及家中存稿分為七個領域進行整理，其分別為：古史和古籍考辨；古代地理研究；中國美術史研究；古代社會研究；古代經濟史研究；先秦思想史研究；心理學與精神病學研究。在零零碎碎出版一些書之後，中華書局將童先生七個學術領域之作分為11個分冊出版並將其文學、美學、教學、生平及後續又查到的一些佚文集中為第12分冊出版，最後將這12分冊結集為七卷本《童書業著作集》。童書業先生主要學術成果方得以保存。
童書業先生手跡
作為學術代表作的《春秋史》
《春秋史》是學界公認的童書業先生的代表作，它的寫作發端於1935年至1937年間，完成於1941年。本書分“正文”、“考證”兩部分，正文部分約16萬言，考證部分預定30萬言；正文用敘述體（必要處也參考證），文字以淺顯為主，除必不得已處，不引原文。考證部分擬仿崔東壁《考信錄》的體例，定名《春秋考信錄》（可作為《考信錄》的續編看），與正文可分可合。
《春秋史》是一部將正史體裁、紀年體、紀事體、政書及會要體、雜考體等體裁寫作之長融會而創的一種分章綜述的斷代史新體裁。它又是一部將極深奧繁複的考證化為極通俗淺顯的白話文寫出之作。文中甚而將古文古詩皆譯作白話文。呂思勉先生在此書序言中說：“鄞童君丕繩，篤學好古，於乙部書尤邃。年來專治春秋史，最其所得，成此一編。其體例極謹嚴，而文字極通俗。徵引古書，率多隱括其辭，出以己意，蓋今世史家之例然也 。”
《春秋史》從面世至今一直受到學術界的讚賞。書中所體現的學術理念及其研究成果，至今仍受到治史者的首肯，故而它多次再版。
童書業先生的學術淵源有二：一為考據，一為理論。推其考據學源，除自幼熟讀古籍，中國傳統文化學養在心胸中爛熟已久外，從其所撰《古文約編》及《桐城文選》二書之序言中，可知其深受桐城派影響。
在《春秋史》中，古史辨派那種對古史古籍懷疑、認為上古史是神話與傳說的特徵是很明顯的。童書業先生和顧頡剛先生一樣，認為中國民族是一個逐漸融合的複合體。他在《春秋史》第十七章總結春秋時期的歷史時說：
“春秋時諸夏民族住在中原，四邊和較僻野的地方都是給所謂蠻、夷、戎、狄等部族住著。諸夏想同化蠻族，蠻族也想征服諸夏；兩方勢力一經接觸，諸夏在武力上就不免吃了大虧。於是中原各國互相聯結，共同御外；在這樣情勢之下出現了伯主制度。一班伯主的中心事業便是“尊王”和“攘夷”。“尊王”是團結本族的手段，“攘夷”是抵禦外寇的口號。
那時蠻族中最強盛的，南方有楚，北方有狄，所以攘楚和御狄就成了當時中原伯主最注意的事情。結果狄族由被抗而分散，楚人由被攘而同化。到了春秋末年，北方的狄族盡被晉國併吞，東方的夷、戎等族也被齊、魯等國所征服，西方和中原的戎族早已衰微，被晉、秦、楚等國所瓜分，而南蠻的楚在這時也已率領南方諸族變成諸夏的一分子了。
東南方的蠻族吳和越從春秋中年起也漸漸加入諸夏的團體，經過了約百年間的相拒相迎，到了春秋之末，吳國和滅吳的越國竟變成了東夏的盟主了。楚、吳、越等國本來文化較高，他們很早就有文字，並不是真正的化外蠻民，所以受諸夏的同化也比較容易些。
上古的許多不同的種族，就是在春秋時代混合而成立了一個整個的“華夏民族”。”（第270頁）
童書業先生並不否認夏朝及夏朝以前中國文明的存在，只是因史料不足而對古籍所言這段歷史事蹟不敢肯定而已。 他在《春秋史》第一章《西周史略》注中說：
少康以前之古史，事蹟甚為詳盡，皆出神話傳說，不可信據，已詳拙編《古史辨》第七冊。少康以後之古史較近有史時代，或事蹟簡略，或說近情理，只可暫列之於存疑（第20頁）。
童書業先生和20世紀二三十年代古史辨派學者一起辨偽求真的功績在於：打破了以前作為信史的“三皇五帝”至夏的古史系統，將其迴歸至神話傳說時代。他們廓清的這一段歷史時空有待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努力求索，以歷史事實填實這段時空。由於有著這種求真的精神，童先生也在古史古籍、歷史地理、繪畫史、瓷器史諸領域，甚至馬克思、恩格斯原著中有不少發現，求得若干真相。他在各領域審慎求真所得出的結論，至今尚有不少為學者認同，甚而有的結論被考古發掘或收藏家之收藏所證實。
童書業先生在運用古史辨派治學方法的同時，注意吸收西方現代科學方法，並且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有所接觸和吸納。1929年，他讀了陳獨秀的著作，思想為之大變。同年“復讀郭沫若先生《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亦受其影響”（《知非簡譜》），該書是中國第一部運用唯物史觀解釋中國歷史的著作。童先生坦言“受其影響”，亦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他很早就對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歷史的關注和重視。但1945年至1949年，他在辨偽求真的理念下也曾對不注重考證史實、史籍真偽，教條主義式的所謂史觀派大加撻伐。1966年，他在回顧自己學術生涯時，即明言自己寫《春秋史》過程中已著意
嘗試用唯物史觀解釋歷史了。《春秋史》中確實有不少地方強調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強調經濟關係決定社會的一般過程，經濟的變化是社會一切變化的根本原因。童書業先生的學術淵源由考據和理論這兩部分組成。隨著他的學術研究的深入，其考據與理論不斷地有機結合，融會貫通，即理論研究都以考證出的歷史真相為基礎，考據時都以全方位客觀求真的理論為準繩，使考證出來的結論更符合歷史的真相，遂凝聚成他自己的學術特色：“會通”。《春秋史》是一部考據論著，也正體現了這種用功深湛、運理精審、融會貫通的學術特色。
童先生在《春秋史》序言中說：
我向來主張：凡著通史，每一件大事都應該詳其來龍去脈；每一個時代的前後關係，不可割斷。為貫徹這個原則，所以本書以春秋的歷史為中心，而附帶述及太古至西周（愈前愈略）的歷史（第一章定名為“西周史略”者，以西周史事較詳之故）。我本另撰有“戰國史略”一章附正文的最後，因友人楊寬正先生（寬）也正在替齊魯大學撰寫《戰國史》，體裁完全和這部《春秋史》相同，可以合成一書，故我把已寫成的“戰國史略”和附註約二萬餘言統統刪去，以免重複。
整部《春秋史》確實都貫穿著他的會通理念。從縱向而言，大至從太古直至戰國的發展變化，尤其是春秋時期242年間周及各主要封國的經濟、政治、社會、民族關係各方面的發展變化脈絡，小至某一具體現象的緣起、發展、結局，都梳理得清清楚楚。從橫向說，對春秋時期各個階段的周王朝和各封國，以及各封國與夾雜在封國間或周邊的少數民族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此消彼長的勢力，乃至各自內部微妙嬗變，無不一一交待明確。這梳理清晰的縱橫交錯的網絡，將我國動盪變化最激烈時期之一的春秋時期的各個方面動態地展示給讀者。
（編者附註：本文是童教英先生為《春秋史》2010年版撰寫的導讀《童書業和他的》。本書採用時做了一些修改和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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