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音乐故乡是天津
资中筠
资中筠
一、当时的天津是音乐生活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
由于经常在各个城市里到处走，我基本上没有故乡观念。要求填表时，原籍是父亲的出生地湖南。我母亲的出生地是浙江的德清县，就是湖州。但是，我出生在上海，长在天津。我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就读于天津耀华学校。这就是我在天津待的时间。大学就到了北京，从此就在北京了，所以，绝大部分生活是在北京。假如有人问，你的故乡是哪儿？我好像说不出来。但是，现在讲到音乐生活，我想，我的音乐故乡应该算是在天津。因为我的学习，包括与钢琴结缘，都与天津分不开。在我小时和年轻时，天津是音乐生活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
我生于1930年。1935年父亲调到天津来工作，我们全家就搬到天津来。我在那一年上了耀华小学。我比一般孩子上学早一点。报名时他们嫌我小，不收我。由于在此之前，母亲已经教了我第一册课本内容，招生老师问了我几个问题，就收下了，从此在耀华学校念下去了。1939年天津发大水，我们全家避灾到上海，所以，我的五六年级是在上海念的。初中一年级又回到天津，直到高中毕业，然后到北京上大学。学音乐就是从上海回来之后，初中一年级开始，家里把我送到刘金定老师那里开始学琴。
五大道民园体育场
到北京后，很多年没有回过天津。第一次回来，是在“文革”期间，大约1967年或1968年，单位组织到天津来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天津有一个叫“三条石”的地方，有好多工厂，被认为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地方，因此我们来此进行阶级教育，有老工人诉苦，等等。后来，我才知道三条石有一个工业博物馆，记录了天津是中国机械工业发祥地之一。但在当时却作为阶级斗争教育基地。我记得，还有批判东亚毛纺厂为“文明监狱”，因为它对工人太好了。东亚在上世纪40年代就实行当时世界比较先进的现代化管理，工人的福利比较高，还开办了东亚小学，职工子弟可以免费上学，等等。但是根据那个年月的逻辑，这些“文明”的举措是瓦解工人的阶级斗志。我在中午休息时非常想看看母校和旧居，但是没敢去，像我这种人“怀旧”当然会是罪状一条。
再次回来，就是改革开放后了。到社会科学院工作后，我又回来过几次，有一次是耀华学校成立80周年纪念，我们老校友都回来了，我还在赵校长的雕像前留了影。有几次是参加南开大学历史系的一些学术活动。开始音乐活动，是从2012年，被靳老师“忽悠”来参加一个国际比赛。
与家人师友合影：右起二、三为父母，四为朱起芸；前排左起第四、五为妹妹华筠、民筠
二、从发展的现代化或西化的程度来说，那时天津是在前沿
为什么说，当时天津音乐活动很丰富呢？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后签订《北京条约》，清朝被迫开放了天津，很多国家在此设立了租界。天津是租界最多的一个地方，最多时有九个，但很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没有了，如德、奥租界，他们在战争中失败后就撤了。我在天津时，建设得比较好的租界主要是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和意租界，其中最好的是英租界，英国人最会管理。我20世纪60年代访问非洲时，发现西非法属殖民地和东非英属殖民地发达程度就很不一样。英国在东非建设要好得多。耀华学校原来是英国工部局（就是英租界的行政当局）建立的，后来中国人接管了，我读书的时候已经是中国的私立学校了。
1947年独奏会时的资中筠先生
当时的天津，对于全国来说，是仅次于上海的最先进、最开放、最发达的城市。当时，它比北平发达得多，北平只是一个文化古都。从发展的现代化或西化的程度来说，那时天津是在前沿。它在各方面对中国的现代化是有很大贡献的。首先是民族工商业非常发达。比如说，过去有很多东西都叫“洋”什么，比如洋火、洋灰、洋油等，都是外国进口。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民族工商业开始发展，一部分在上海、武汉有一些，一部分则在天津。举例来讲，范旭东先生建立了第一家自主造碱的化学工业企业——永利化工厂。再比如说启新洋灰公司，是中国最早的生产水泥的公司，我相信天津很多老人都会知道。洋灰是什么？就是洋人制造的灰，那时叫洋灰，现在叫水泥。还比如说，仁立地毯，这是1949年之后能够出口的最好的东西之一，至今还有。中国特有的工艺织出的花纹是立体的，不像波斯地毯是平面的。仁立地毯公司就在天津，后来北平有了分公司。还有东亚毛纺厂。我记得，小时候毛纺织品如呢子、毛料、毛线等都是英国进口的，毛线最有名的是英国蜜蜂牌的。民族企业家宋棐卿在天津建立了东亚毛纺厂，生产的毛线叫抵羊牌。商标图案是两个羊的角相对顶着。这个商标也有抵制洋货的意思，就是要跟英国人争市场，而且相当成功。到40年代末，抵羊牌毛线质量就赶上蜜蜂牌的了，1949年之前，已经占领了相当一部分市场。我记得小时候穿的毛衣都是抵羊牌毛线织的。还有纺织工业等更多例子，不胜枚举。刚才讲的三条石那个地方，实际上是最早的从简单到比较复杂的机械工业基地。
1947年独奏会后资中筠与刘金定老师合影
另外一方面，金融也很发达。除了当时的中国银行、中央银行等国立银行之外，私立银行一部分在上海，一部分就开到天津来了，而且上海的总行在天津开设分行，像浙江兴业银行、金城银行等。我父亲到天津来，就是被派来开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天津分行的。那么金融业是干什么的呢？金融业就是要支持民族工业的发展，所以小时候，我家里同仁立、东亚等企业的负责人或是职工都有关系，这是顺理成章的。而且家庭之间建立了友谊。卢沟桥事变以后，太平洋战争之前，日本侵略势力进不了英租界和法租界。在英法租界的保护之下，东亚毛纺厂等企业没有或者很少受到日本的干扰，发展得相当好。鲁迅时代的文人经常讲到上海的“孤岛时期”。所谓“孤岛时期”，也就是这个时候，虽然日本侵略势力已进入城市，却进不了租界，租界里的文化、新闻各方面就像在孤岛上发展。当时天津也是这样的情况。
南开大学
除了民族工商业，大学、中学教育也很有名，如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在此背景之下，音乐开始发展。文化、工商业的发展造就了一批中产阶层，虽然不是特别富，但在经济上有一定的实力，更重要的是代表了某种文化精英阶层，是文化意义上的中产阶层，他们重视子女教育，追求文化生活。另外，天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北洋军阀的下野政客，很多在天津造房居住，像袁世凯、曹汝霖等。还有溥仪，被赶出故宫之后，就跑到天津来了。后来，他们本人已经不在了，但后代也进入了这样的一个阶层。我记得，在当时的耀华学校里，有很多像袁世凯的孙女、曹汝霖的外孙女等没落官僚的后代。这些阶层家里的孩子常常会学一些乐器，女孩子学钢琴的比较多。
天津大学
那时教琴、音乐、外语、舞蹈等的私人老师，都是什么样的人呢？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白俄人，是十月革命以后流亡到中国来的俄国贵族后裔；一种是德国犹太人，是受希特勒压迫流亡出来的。这两种人文化水平较高。他们能够利用他们的文化来谋生。调琴师也是外国人，到我家来调琴的就是一个很老的白俄老头。后来我意识到，这些不幸者客观上搭建了文化艺术的桥梁，把西方比较优秀的艺术和文化带到了中国。当然，中国有外国租界也从不幸的遭遇开始，但是客观上成为接受了外国优秀文化的场所。还有另外一些人把文化带入中国，像司徒雷登这样非常热爱中国的教育家。他创办了燕京大学，燕京大学有音乐系，我的老师刘金定就是燕京大学音乐系毕业的，所以，我间接受益于燕京大学，当然，我也上了一年燕京大学，但是我没上音乐系，后来我转到了清华。我认为，一方面是这些不幸的俄国人和德国人，把文化带到了中国来；另外一方面，也有热心的外国教育家把文化带到中国来。那时候专门有音乐系的大学，除了燕京大学，可能上海还有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师范院校里的音乐专业等。我们知道的，曾经在天津生活或者活动的音乐名人，比如赵元任先生，写过《回忆天津的情况》，还有李叔同，即弘一法师，音乐也是他的一项才华，他也曾在天津生活过。
三、我碰到一个好老师
现在就讲到了我的老师刘金定先生。刘金定先生与张肖虎先生是中国人中最早的私人钢琴老师，并且教得很有成绩，很有口碑。当时中国的家长一般比较相信外国老师。我很幸运，母亲不崇洋，经人介绍把我带到刘金定先生那里，而且中国老师的学费比外国老师稍微低一点。我跟刘金定先生学了六年琴，从初中一直到高中，得益非常之多。我从来不认为自己具有音乐天赋的，从未想过音乐可以作为专业，父母也没想要把我培养成一个音乐家，也不是逼着我去学，就是将音乐作为一种修养，而且，我也挺喜欢。不像现在有一些家长逼着孩子学琴，他不愿意也得学。我碰到了一个好老师，她循循善诱，把我的兴趣一点一点培养了出来，而且事半功倍。我练琴时间很少，不像有些小孩一天练好几个小时。我放学回来练一个钟头，甚至不到，一个钟头做家庭作业。一个礼拜回一次琴，留一些曲目回来练，然后再回琴，就这么过了六年。
资中筠
刘先生的口碑越来越好，学生越来越多。现场在座的靳凯华老师也是她的学生，她比我小一些。刘先生特别会教课。那时没有考级这类的事情，作为一种激励的机制，隔一年，她就把学生们组织起来开一个小型音乐会，不管是什么程度的，从初学到比较深的都有。找家长借一个稍微大一点房子的客厅作为演奏会地点，把家长都请来，每个人都得上去表演。既然是上去表演，就得弹好，不能出错。大家很有兴趣。有时，刘先生和张肖虎先生的学生一起开音乐会。张肖虎先生和刘金定先生当时在中国人里，是比较有名的，大家都愿意来。
刘先生教学生排得很满很满。她住在小白楼，我从家里骑车去学琴。我在客厅里等前面的学生出来了再进去，然后又有学生等着了。刘先生家是美国老华侨，生在美国。她父亲被美国的公司派到中国来做高管。什么公司呢？就是米高梅电影公司，所以我们常常会去平安电影院蹭电影看。但是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美国跟日本打起来了，这里跟美国的经济关系断了，她父亲的工资汇不过来，家里没有了经济收入。于是，全家生活就靠先生教琴。大弟弟虽然工作了，但收入不是太高。下面还有一个二弟和一对双胞胎弟妹，都上耀华，跟我同年级，不过，耀华男女不同课堂。小弟刘畅标也上了燕京大学音乐系，后来支边去了西安，成为西安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我很佩服刘先生，她靠教琴一个人担负了全家的生活，把三个弟妹都供到考上大学，而且跟学生家长的关系都非常好。
四、在音乐方面，天津很出人才
在天津，来表演的名家很多，比如，我听过的，沈湘、张权等。我不知道年轻人知不知道这些名家。上世纪80年代，张权还出来过，与天津的李光曦一起唱《茶花女》。我记得，张权来演出时海报贴到我们校园里，说是花腔女高音，我第一次知道原来高音还有叫花腔的，还有同学看错了，说是花脸女高音，这对我印象很深。那时候觉得她唱得棒极了，还有弹钢琴的吴乐懿。吴乐懿先生比周广仁先生还要早一点。吴乐懿先生弹《弄臣》，我觉得棒极了，手指飞舞，好听极了。我就觉得我永远达不到这样的水平，更不敢拿音乐作为专业了。
天津文化中心
我见过幼年的刘诗昆。刘诗昆的父亲是音乐爱好者，竭力培养他。而刘诗昆的确非常有天赋。他的启蒙老师也是刘金定先生。记得第一次见他，是在刘先生学生的聚会上，他最小，大概只有四岁。有人把他抱到琴凳上，他不识谱，完全凭耳朵，听过几遍就能够弹出来。他当时弹的曲子不是特别难，但也不是最简单的。他没弹完，回头说姑姑我忘了，就自己下来了。他管刘金定先生叫姑姑。他耳朵很好。在这边弹一个和弦，不让他看到，让他站到门口去听，他回来就能找到而且摁出来，我们都觉得他挺神的。这让我再次感觉到，耳朵是有天赋的。“文革”期间，他遭难被关在监狱里。那时大喇叭整天放的是殷承宗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他能够把它听会。没有琴，就在桌子上画琴键无声地练，出狱后马上就能弹出来，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天才就是天才。我没这个天赋。每次看到别人的天赋，我就觉得我不能学音乐。后来刘诗昆真的成为一个大钢琴家。
当时在天津的音乐气氛就是这样。我还想起一个例子来，“四人帮”打倒以后，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出生在天津的张志新烈士。我看到关于她的介绍说，她家三姐妹都拉小提琴。后来我认识了她的妹妹张志勤，她的丈夫在社会科学院工作，她还在拉琴。说明天津的音乐确实很发达，很多家庭中都有人学一点音乐，不一定搞音乐专业，都会一点，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当时天津学校的美育教育，也是比较发达的。比如说，我小学时，有美术课、音乐课等课内课程。三年级时音乐老师教唱歌就开始教五线谱了。所以，我还没有开始学琴就已经会五线谱了，就是在课堂上学的。美术教育除画画外，还有劳作，到中学时女生还学绣花呢！我觉得，那种美育教育是很重要的。现在的学校把美育都当成了课外的东西，想学就非得报课外班。今天学钢琴，明天学画画，一个班又一个班的，弄得小孩负担很重。那时，除了主要的课，比如说物理、化学、数学、国文（就是现在的语文）、外文、历史、地理等，另外必须要有美术和音乐。虽然不是主课，也要算分数，占百分比稍微少一点而已。课外活动中，谁有什么兴趣，就加入什么社团，如合唱团等。有人对生物特别感兴趣，专门有生物课教怎么解剖青蛙之类的。课外活动都不交费。所谓课外活动也就是放学以后，一个钟头之内可以做的事儿，或者唱歌，或者其他等。还有体育，耀华学校的体育是非常棒的，全市运动会上常常得冠军。不过我的体育非常糟糕。那时，我们打球，两队的队长选人，你选一个，我选一个，我总是最后一个被选的，因为实在没办法了，就剩我一个了，只好要了。哪队要我，哪队输。当时的学校教育是德、智、体、群、美全面培养。
天津音乐比较发达，还有一个证明。抗战以后，上海国立音专迁到内地了。天津的音乐学院一直存在。1949年以后，变成中央音乐学院。所以中央音乐学院有一段时期是在天津的，后来才搬到北京去。留下了一部分是现在的天津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最早的一批人是天津音乐学院过去的，其中有我的学长——朱起芸和刘培荫，她们都是刘金定先生的学生。刘先生号称有三大弟子，一个是刘培荫，比我高两班毕业；一个是朱起芸，比我高一班毕业；一个是我。我们仨都在高中毕业时开过独奏会，最早的是刘培荫。她们两人都上了燕京音乐系，都成了钢琴教授。学琴的最后一年，刘先生说，你们应该学一点乐理，就教我和朱起芸学和声和作曲。我们一起上课。我发现，她的耳朵比我好，她能够辨别和声，老师在上头弹琴，她在下面能把谱子记下来。我只能把单音谱记下来，和声却常常赶不上，所以，她搞专业也比我合适。毕业后她教视唱。我曾见到著名音乐家王立平先生，他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他就是87版《红楼梦》的作曲。他曾上过朱起芸老师的视唱课。他很佩服朱老师。他说，朱老师教得特别好。所以说，刘金定先生真教出来了一些学生，而且学生也不辜负先生。在音乐方面，天津还是很出人才的。
来源——《今晚报》2018.4.13副刊记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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