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音樂故鄉是天津
資中筠
資中筠
一、當時的天津是音樂生活非常豐富的一個地方
由於經常在各個城市裡到處走，我基本上沒有故鄉觀念。要求填表時，原籍是父親的出生地湖南。我母親的出生地是浙江的德清縣，就是湖州。但是，我出生在上海，長在天津。我從小學到高中畢業，就讀於天津耀華學校。這就是我在天津待的時間。大學就到了北京，從此就在北京了，所以，絕大部分生活是在北京。假如有人問，你的故鄉是哪兒？我好像說不出來。但是，現在講到音樂生活，我想，我的音樂故鄉應該算是在天津。因為我的學習，包括與鋼琴結緣，都與天津分不開。在我小時和年輕時，天津是音樂生活非常豐富的一個地方。
我生於1930年。1935年父親調到天津來工作，我們全家就搬到天津來。我在那一年上了耀華小學。我比一般孩子上學早一點。報名時他們嫌我小，不收我。由於在此之前，母親已經教了我第一冊課本內容，招生老師問了我幾個問題，就收下了，從此在耀華學校念下去了。1939年天津發大水，我們全家避災到上海，所以，我的五六年級是在上海唸的。初中一年級又回到天津，直到高中畢業，然後到北京上大學。學音樂就是從上海回來之後，初中一年級開始，家裡把我送到劉金定老師那裡開始學琴。
五大道民園體育場
到北京後，很多年沒有回過天津。第一次回來，是在“文革”期間，大約1967年或1968年，單位組織到天津來進行“階級鬥爭教育”。天津有一個叫“三條石”的地方，有好多工廠，被認為是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地方，因此我們來此進行階級教育，有老工人訴苦，等等。後來，我才知道三條石有一個工業博物館，記錄了天津是中國機械工業發祥地之一。但在當時卻作為階級鬥爭教育基地。我記得，還有批判東亞毛紡廠為“文明監獄”，因為它對工人太好了。東亞在上世紀40年代就實行當時世界比較先進的現代化管理，工人的福利比較高，還開辦了東亞小學，職工子弟可以免費上學，等等。但是根據那個年月的邏輯，這些“文明”的舉措是瓦解工人的階級鬥志。我在中午休息時非常想看看母校和舊居，但是沒敢去，像我這種人“懷舊”當然會是罪狀一條。
再次回來，就是改革開放後了。到社會科學院工作後，我又回來過幾次，有一次是耀華學校成立80週年紀念，我們老校友都回來了，我還在趙校長的雕像前留了影。有幾次是參加南開大學歷史系的一些學術活動。開始音樂活動，是從2012年，被靳老師“忽悠”來參加一個國際比賽。
與家人師友合影：右起二、三為父母，四為朱起芸；前排左起第四、五為妹妹華筠、民筠
二、從發展的現代化或西化的程度來說，那時天津是在前沿
為什麼說，當時天津音樂活動很豐富呢？1860年，英法聯軍入侵後簽訂《北京條約》，清朝被迫開放了天津，很多國家在此設立了租界。天津是租界最多的一個地方，最多時有九個，但很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就沒有了，如德、奧租界，他們在戰爭中失敗後就撤了。我在天津時，建設得比較好的租界主要是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和意租界，其中最好的是英租界，英國人最會管理。我20世紀60年代訪問非洲時，發現西非法屬殖民地和東非英屬殖民地發達程度就很不一樣。英國在東非建設要好得多。耀華學校原來是英國工部局（就是英租界的行政當局）建立的，後來中國人接管了，我讀書的時候已經是中國的私立學校了。
1947年獨奏會時的資中筠先生
當時的天津，對於全國來說，是僅次於上海的最先進、最開放、最發達的城市。當時，它比北平發達得多，北平只是一個文化古都。從發展的現代化或西化的程度來說，那時天津是在前沿。它在各方面對中國的現代化是有很大貢獻的。首先是民族工商業非常發達。比如說，過去有很多東西都叫“洋”什麼，比如洋火、洋灰、洋油等，都是外國進口。從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民族工商業開始發展，一部分在上海、武漢有一些，一部分則在天津。舉例來講，範旭東先生建立了第一家自主造鹼的化學工業企業——永利化工廠。再比如說啟新洋灰公司，是中國最早的生產水泥的公司，我相信天津很多老人都會知道。洋灰是什麼？就是洋人制造的灰，那時叫洋灰，現在叫水泥。還比如說，仁立地毯，這是1949年之後能夠出口的最好的東西之一，至今還有。中國特有的工藝織出的花紋是立體的，不像波斯地毯是平面的。仁立地毯公司就在天津，後來北平有了分公司。還有東亞毛紡廠。我記得，小時候毛紡織品如呢子、毛料、毛線等都是英國進口的，毛線最有名的是英國蜜蜂牌的。民族企業家宋棐卿在天津建立了東亞毛紡廠，生產的毛線叫抵羊牌。商標圖案是兩個羊的角相對頂著。這個商標也有抵制洋貨的意思，就是要跟英國人爭市場，而且相當成功。到40年代末，抵羊牌毛線質量就趕上蜜蜂牌的了，1949年之前，已經佔領了相當一部分市場。我記得小時候穿的毛衣都是抵羊牌毛線織的。還有紡織工業等更多例子，不勝枚舉。剛才講的三條石那個地方，實際上是最早的從簡單到比較複雜的機械工業基地。
1947年獨奏會後資中筠與劉金定老師合影
另外一方面，金融也很發達。除了當時的中國銀行、中央銀行等國立銀行之外，私立銀行一部分在上海，一部分就開到天津來了，而且上海的總行在天津開設分行，像浙江興業銀行、金城銀行等。我父親到天津來，就是被派來開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天津分行的。那麼金融業是幹什麼的呢？金融業就是要支持民族工業的發展，所以小時候，我家裡同仁立、東亞等企業的負責人或是職工都有關係，這是順理成章的。而且家庭之間建立了友誼。盧溝橋事變以後，太平洋戰爭之前，日本侵略勢力進不了英租界和法租界。在英法租界的保護之下，東亞毛紡廠等企業沒有或者很少受到日本的干擾，發展得相當好。魯迅時代的文人經常講到上海的“孤島時期”。所謂“孤島時期”，也就是這個時候，雖然日本侵略勢力已進入城市，卻進不了租界，租界裡的文化、新聞各方面就像在孤島上發展。當時天津也是這樣的情況。
南開大學
除了民族工商業，大學、中學教育也很有名，如南開大學、北洋大學。在此背景之下，音樂開始發展。文化、工商業的發展造就了一批中產階層，雖然不是特別富，但在經濟上有一定的實力，更重要的是代表了某種文化精英階層，是文化意義上的中產階層，他們重視子女教育，追求文化生活。另外，天津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北洋軍閥的下野政客，很多在天津造房居住，像袁世凱、曹汝霖等。還有溥儀，被趕出故宮之後，就跑到天津來了。後來，他們本人已經不在了，但後代也進入了這樣的一個階層。我記得，在當時的耀華學校裡，有很多像袁世凱的孫女、曹汝霖的外孫女等沒落官僚的後代。這些階層家裡的孩子常常會學一些樂器，女孩子學鋼琴的比較多。
天津大學
那時教琴、音樂、外語、舞蹈等的私人老師，都是什麼樣的人呢？主要是兩種人，一種是白俄人，是十月革命以後流亡到中國來的俄國貴族後裔；一種是德國猶太人，是受希特勒壓迫流亡出來的。這兩種人文化水平較高。他們能夠利用他們的文化來謀生。調琴師也是外國人，到我家來調琴的就是一個很老的白俄老頭。後來我意識到，這些不幸者客觀上搭建了文化藝術的橋樑，把西方比較優秀的藝術和文化帶到了中國。當然，中國有外國租界也從不幸的遭遇開始，但是客觀上成為接受了外國優秀文化的場所。還有另外一些人把文化帶入中國，像司徒雷登這樣非常熱愛中國的教育家。他創辦了燕京大學，燕京大學有音樂系，我的老師劉金定就是燕京大學音樂系畢業的，所以，我間接受益於燕京大學，當然，我也上了一年燕京大學，但是我沒上音樂系，後來我轉到了清華。我認為，一方面是這些不幸的俄國人和德國人，把文化帶到了中國來；另外一方面，也有熱心的外國教育家把文化帶到中國來。那時候專門有音樂系的大學，除了燕京大學，可能上海還有一個學校，還有就是師範院校裡的音樂專業等。我們知道的，曾經在天津生活或者活動的音樂名人，比如趙元任先生，寫過《回憶天津的情況》，還有李叔同，即弘一法師，音樂也是他的一項才華，他也曾在天津生活過。
三、我碰到一個好老師
現在就講到了我的老師劉金定先生。劉金定先生與張肖虎先生是中國人中最早的私人鋼琴老師，並且教得很有成績，很有口碑。當時中國的家長一般比較相信外國老師。我很幸運，母親不崇洋，經人介紹把我帶到劉金定先生那裡，而且中國老師的學費比外國老師稍微低一點。我跟劉金定先生學了六年琴，從初中一直到高中，得益非常之多。我從來不認為自己具有音樂天賦的，從未想過音樂可以作為專業，父母也沒想要把我培養成一個音樂家，也不是逼著我去學，就是將音樂作為一種修養，而且，我也挺喜歡。不像現在有一些家長逼著孩子學琴，他不願意也得學。我碰到了一個好老師，她循循善誘，把我的興趣一點一點培養了出來，而且事半功倍。我練琴時間很少，不像有些小孩一天練好幾個小時。我放學回來練一個鐘頭，甚至不到，一個鐘頭做家庭作業。一個禮拜回一次琴，留一些曲目回來練，然後再回琴，就這麼過了六年。
資中筠
劉先生的口碑越來越好，學生越來越多。現場在座的靳凱華老師也是她的學生，她比我小一些。劉先生特別會教課。那時沒有考級這類的事情，作為一種激勵的機制，隔一年，她就把學生們組織起來開一個小型音樂會，不管是什麼程度的，從初學到比較深的都有。找家長借一個稍微大一點房子的客廳作為演奏會地點，把家長都請來，每個人都得上去表演。既然是上去表演，就得彈好，不能出錯。大家很有興趣。有時，劉先生和張肖虎先生的學生一起開音樂會。張肖虎先生和劉金定先生當時在中國人裡，是比較有名的，大家都願意來。
劉先生教學生排得很滿很滿。她住在小白樓，我從家裡騎車去學琴。我在客廳裡等前面的學生出來了再進去，然後又有學生等著了。劉先生家是美國老華僑，生在美國。她父親被美國的公司派到中國來做高管。什麼公司呢？就是米高梅電影公司，所以我們常常會去平安電影院蹭電影看。但是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之後，美國跟日本打起來了，這裡跟美國的經濟關係斷了，她父親的工資匯不過來，家裡沒有了經濟收入。於是，全家生活就靠先生教琴。大弟弟雖然工作了，但收入不是太高。下面還有一個二弟和一對雙胞胎弟妹，都上耀華，跟我同年級，不過，耀華男女不同課堂。小弟劉暢標也上了燕京大學音樂系，後來支邊去了西安，成為西安音樂學院鋼琴系主任。我很佩服劉先生，她靠教琴一個人擔負了全家的生活，把三個弟妹都供到考上大學，而且跟學生家長的關係都非常好。
四、在音樂方面，天津很出人才
在天津，來表演的名家很多，比如，我聽過的，沈湘、張權等。我不知道年輕人知不知道這些名家。上世紀80年代，張權還出來過，與天津的李光曦一起唱《茶花女》。我記得，張權來演出時海報貼到我們校園裡，說是花腔女高音，我第一次知道原來高音還有叫花腔的，還有同學看錯了，說是花臉女高音，這對我印象很深。那時候覺得她唱得棒極了，還有彈鋼琴的吳樂懿。吳樂懿先生比周廣仁先生還要早一點。吳樂懿先生彈《弄臣》，我覺得棒極了，手指飛舞，好聽極了。我就覺得我永遠達不到這樣的水平，更不敢拿音樂作為專業了。
天津文化中心
我見過幼年的劉詩昆。劉詩昆的父親是音樂愛好者，竭力培養他。而劉詩昆的確非常有天賦。他的啟蒙老師也是劉金定先生。記得第一次見他，是在劉先生學生的聚會上，他最小，大概只有四歲。有人把他抱到琴凳上，他不識譜，完全憑耳朵，聽過幾遍就能夠彈出來。他當時彈的曲子不是特別難，但也不是最簡單的。他沒彈完，回頭說姑姑我忘了，就自己下來了。他管劉金定先生叫姑姑。他耳朵很好。在這邊彈一個和絃，不讓他看到，讓他站到門口去聽，他回來就能找到而且摁出來，我們都覺得他挺神的。這讓我再次感覺到，耳朵是有天賦的。“文革”期間，他遭難被關在監獄裡。那時大喇叭整天放的是殷承宗的鋼琴協奏曲《黃河》，他能夠把它聽會。沒有琴，就在桌子上畫琴鍵無聲地練，出獄後馬上就能彈出來，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天才就是天才。我沒這個天賦。每次看到別人的天賦，我就覺得我不能學音樂。後來劉詩昆真的成為一個大鋼琴家。
當時在天津的音樂氣氛就是這樣。我還想起一個例子來，“四人幫”打倒以後，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出生在天津的張志新烈士。我看到關於她的介紹說，她家三姐妹都拉小提琴。後來我認識了她的妹妹張志勤，她的丈夫在社會科學院工作，她還在拉琴。說明天津的音樂確實很發達，很多家庭中都有人學一點音樂，不一定搞音樂專業，都會一點，這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當時天津學校的美育教育，也是比較發達的。比如說，我小學時，有美術課、音樂課等課內課程。三年級時音樂老師教唱歌就開始教五線譜了。所以，我還沒有開始學琴就已經會五線譜了，就是在課堂上學的。美術教育除畫畫外，還有勞作，到中學時女生還學繡花呢！我覺得，那種美育教育是很重要的。現在的學校把美育都當成了課外的東西，想學就非得報課外班。今天學鋼琴，明天學畫畫，一個班又一個班的，弄得小孩負擔很重。那時，除了主要的課，比如說物理、化學、數學、國文（就是現在的語文）、外文、歷史、地理等，另外必須要有美術和音樂。雖然不是主課，也要算分數，佔百分比稍微少一點而已。課外活動中，誰有什麼興趣，就加入什麼社團，如合唱團等。有人對生物特別感興趣，專門有生物課教怎麼解剖青蛙之類的。課外活動都不交費。所謂課外活動也就是放學以後，一個鐘頭之內可以做的事兒，或者唱歌，或者其他等。還有體育，耀華學校的體育是非常棒的，全市運動會上常常得冠軍。不過我的體育非常糟糕。那時，我們打球，兩隊的隊長選人，你選一個，我選一個，我總是最後一個被選的，因為實在沒辦法了，就剩我一個了，只好要了。哪隊要我，哪隊輸。當時的學校教育是德、智、體、群、美全面培養。
天津音樂比較發達，還有一個證明。抗戰以後，上海國立音專遷到內地了。天津的音樂學院一直存在。1949年以後，變成中央音樂學院。所以中央音樂學院有一段時期是在天津的，後來才搬到北京去。留下了一部分是現在的天津音樂學院。中央音樂學院最早的一批人是天津音樂學院過去的，其中有我的學長——朱起芸和劉培蔭，她們都是劉金定先生的學生。劉先生號稱有三大弟子，一個是劉培蔭，比我高兩班畢業；一個是朱起芸，比我高一班畢業；一個是我。我們仨都在高中畢業時開過獨奏會，最早的是劉培蔭。她們兩人都上了燕京音樂系，都成了鋼琴教授。學琴的最後一年，劉先生說，你們應該學一點樂理，就教我和朱起芸學和聲和作曲。我們一起上課。我發現，她的耳朵比我好，她能夠辨別和聲，老師在上頭彈琴，她在下面能把譜子記下來。我只能把單音譜記下來，和聲卻常常趕不上，所以，她搞專業也比我合適。畢業後她教視唱。我曾見到著名音樂家王立平先生，他是中央音樂學院畢業的，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他就是87版《紅樓夢》的作曲。他曾上過朱起芸老師的視唱課。他很佩服朱老師。他說，朱老師教得特別好。所以說，劉金定先生真教出來了一些學生，而且學生也不辜負先生。在音樂方面，天津還是很出人才的。
來源——《今晚報》2018.4.13副刊記憶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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