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莉葦
在中國，地形測繪很古老，先秦時期已經發明瞭測量工具“規”與“矩”並進行地形測量與方位測量。漢代，天文定位法被引入方位測量，十字線網格測量距離的原理也得到應用。說起地圖繪製，當古羅馬人還在繪製道路里程圖時，晉代的裴秀（公元223-271年）就發展出一套繪製地圖的理論並據此繪製《禹貢地域圖》，他的理論可以概括為“製圖六體”，即製圖時要考慮的六方面因素：分率（比例尺）、準望（方位）、道里（道路里程）、高下（地勢高低）、方邪（角度）、迂直（彎曲度）。有了這些考慮之後，可以確定各地標的空間關係，但如何將這些關係呈現在一張平面圖上呢？這便衍生出“計裡畫方”之法，是為使地圖圖形正確縮小尺寸而設計的按比例繪格網的方法。先在圖上佈滿方格，方格邊長代表實地裡數；然後按方格之框定繪製地圖內容。
“製圖六體”成為中國傳統制圖理論的重要依據，計裡畫方之法則是基本操作法，雙雙沿用1500餘年，歷代著名地圖都少不了計裡畫方。裴秀之後，還有唐代賈耽的《海內華夷圖》、北宋沈括的《天下州縣圖》以及元代朱思本的《輿地圖》。歷朝所改良處主要在緯度及里程測量的精準度以及折算的比例。宋朝普遍使用“水平”（水準儀）、“望尺”（照板）、“幹尺”（度幹）等儀器來測量地勢的高低，沈括又以“互同”取代“道里”，可能就是現代的等高線標記。
《廣輿圖》是中國400多年前的第一本刻本地圖集。其繪製年代可能是明嘉靖二十年前後，計有地圖45幅，附圖68幅，總共113幅。其總圖、兩直隸和十三布政司圖，主要根據朱思本《輿地圖》並參考了一些其他地圖，用“計裡畫方”法縮編而成
元代郭守敬雖然能夠準確測量各地緯度，卻無人將此成果運用於地圖繪製，而此時期地圖的最高成就為朱思本的《輿地圖》。其長處在於，因朱思本勤於實地考察，山脈、湖泊、河流的位置、形狀與距離繪製較為準確。明代羅洪先（1504-1564年）改進《輿地圖》而成《廣輿圖》，羅洪先開創了系統使用圖例的方法，並全面採用“計裡畫方”法，比例尺的設立依地圖之範圍大小而異，如《輿地總圖》以每方為500裡，分省圖每方百里，其他專題地圖分別採用每方40裡、100裡、200裡、400裡、500裡不等。以計裡畫方法繪製地圖的技術至此臻於成熟，也就在這時，利瑪竇帶著歐洲的“現代”地圖來到了中國。
計裡畫方法沿用1500年無所替代，放在如今技術迭代日新月異的環境下固然覺得不可思議，但在古代，既然能滿足地圖使用者的需要，也沒有什麼動力促使它非被取代不可。客觀地講，計裡畫方法未考慮到地球曲率，除中心部分較準確外，愈往四周變形愈大。然而，當外來的技術革新擺在眼前足以成為一種動力之時，當歐洲的現代地圖技術及其所承載的世界觀念與中國發生交匯之時，當中國本可以吸收這種技術使自己更快參與到現代地圖的發展進程乃至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之時，中國卻在皇權的一意孤行之下放棄這個機會，這就不能不令人扼腕嘆息。
晚明時期，利瑪竇的世界地圖被官員、士人當作奇巧之物，卻沒聽說有人著意於此地圖的技術內涵（除了有人嘗試將投影法和幾何透視法運用於圖畫繪製）。盛清時期，康熙皇帝出於知識好奇心和了解其統治疆域以便更有力控制的意圖而僱用歐洲人以最新測繪技術繪製中國地圖，卻根本無意推廣現代製圖技術，反而將《皇輿全覽圖》鎖入深宮，不許隨便觀看。乾隆時期又請耶穌會士傅作霖和高慎思補充測繪方才平定的準噶爾、新疆和額魯特蒙古地區，並由耶穌會士蔣友仁主筆補入《皇輿全覽圖》，是為《大清一統輿圖》，1769年完工，然而也是深鎖高閣。
利瑪竇，天主教耶穌會意大利籍神父、傳教士、學者。明神宗萬曆十一年（1583年）來到中國居住
清代中葉問世的著名地圖、李兆洛編繪的《皇朝一統輿圖》仍是採用計裡畫方之法。20世紀初的耶穌會士傳記作家費賴之提到，1863年湖廣總督於武昌刻《皇朝中外一統輿圖》三十一卷，似本蔣友仁原圖。這份《皇朝中外一統輿圖》便是胡林翼任湖北巡撫期間請鄒世詒、晏啟鎮繪製的《大清一統輿圖》，但胡林翼1861年去世，由繼任嚴樹森主持刊刻。按中國地圖史家的分析，這份地圖吸收了《皇輿全覽圖》和《乾隆內府輿圖》（即蔣友仁地圖）以及李兆洛《皇朝一統輿圖》的繪法，將經緯網與計裡畫方融於一圖。這說明什麼呢？
耶穌會士以當時最先進的製圖法繪製的中國地圖在一個半世紀以後才得以被中國製圖家參考，而此時歐洲的地圖與海圖繪製早已達到更高精確度。這麼晚才發生中國製圖體系與現代製圖體系的交匯，一個衰落的系統面對一個生氣勃勃的系統，其結果自然就是眾所周知的、一如社會的其他面向，無論多麼痛苦，都必須直接採納歐洲體系或稱現代體系，然而僅能被動地吞嚥卻缺少一個可以互動參與、協同共進的從容過程，此種狀況又難免滋生消化不良和情感梗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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