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莉苇
在中国，地形测绘很古老，先秦时期已经发明了测量工具“规”与“矩”并进行地形测量与方位测量。汉代，天文定位法被引入方位测量，十字线网格测量距离的原理也得到应用。说起地图绘制，当古罗马人还在绘制道路里程图时，晋代的裴秀（公元223-271年）就发展出一套绘制地图的理论并据此绘制《禹贡地域图》，他的理论可以概括为“制图六体”，即制图时要考虑的六方面因素：分率（比例尺）、准望（方位）、道里（道路里程）、高下（地势高低）、方邪（角度）、迂直（弯曲度）。有了这些考虑之后，可以确定各地标的空间关系，但如何将这些关系呈现在一张平面图上呢？这便衍生出“计里画方”之法，是为使地图图形正确缩小尺寸而设计的按比例绘格网的方法。先在图上布满方格，方格边长代表实地里数；然后按方格之框定绘制地图内容。
“制图六体”成为中国传统制图理论的重要依据，计里画方之法则是基本操作法，双双沿用1500余年，历代著名地图都少不了计里画方。裴秀之后，还有唐代贾耽的《海内华夷图》、北宋沈括的《天下州县图》以及元代朱思本的《舆地图》。历朝所改良处主要在纬度及里程测量的精准度以及折算的比例。宋朝普遍使用“水平”（水准仪）、“望尺”（照板）、“干尺”（度干）等仪器来测量地势的高低，沈括又以“互同”取代“道里”，可能就是现代的等高线标记。
《广舆图》是中国400多年前的第一本刻本地图集。其绘制年代可能是明嘉靖二十年前后，计有地图45幅，附图68幅，总共113幅。其总图、两直隶和十三布政司图，主要根据朱思本《舆地图》并参考了一些其他地图，用“计里画方”法缩编而成
元代郭守敬虽然能够准确测量各地纬度，却无人将此成果运用于地图绘制，而此时期地图的最高成就为朱思本的《舆地图》。其长处在于，因朱思本勤于实地考察，山脉、湖泊、河流的位置、形状与距离绘制较为准确。明代罗洪先（1504-1564年）改进《舆地图》而成《广舆图》，罗洪先开创了系统使用图例的方法，并全面采用“计里画方”法，比例尺的设立依地图之范围大小而异，如《舆地总图》以每方为500里，分省图每方百里，其他专题地图分别采用每方40里、100里、200里、400里、500里不等。以计里画方法绘制地图的技术至此臻于成熟，也就在这时，利玛窦带着欧洲的“现代”地图来到了中国。
计里画方法沿用1500年无所替代，放在如今技术迭代日新月异的环境下固然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古代，既然能满足地图使用者的需要，也没有什么动力促使它非被取代不可。客观地讲，计里画方法未考虑到地球曲率，除中心部分较准确外，愈往四周变形愈大。然而，当外来的技术革新摆在眼前足以成为一种动力之时，当欧洲的现代地图技术及其所承载的世界观念与中国发生交汇之时，当中国本可以吸收这种技术使自己更快参与到现代地图的发展进程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之时，中国却在皇权的一意孤行之下放弃这个机会，这就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晚明时期，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被官员、士人当作奇巧之物，却没听说有人着意于此地图的技术内涵（除了有人尝试将投影法和几何透视法运用于图画绘制）。盛清时期，康熙皇帝出于知识好奇心和了解其统治疆域以便更有力控制的意图而雇用欧洲人以最新测绘技术绘制中国地图，却根本无意推广现代制图技术，反而将《皇舆全览图》锁入深宫，不许随便观看。乾隆时期又请耶稣会士傅作霖和高慎思补充测绘方才平定的准噶尔、新疆和额鲁特蒙古地区，并由耶稣会士蒋友仁主笔补入《皇舆全览图》，是为《大清一统舆图》，1769年完工，然而也是深锁高阁。
利玛窦，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神父、传教士、学者。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年）来到中国居住
清代中叶问世的著名地图、李兆洛编绘的《皇朝一统舆图》仍是采用计里画方之法。20世纪初的耶稣会士传记作家费赖之提到，1863年湖广总督于武昌刻《皇朝中外一统舆图》三十一卷，似本蒋友仁原图。这份《皇朝中外一统舆图》便是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期间请邹世诒、晏启镇绘制的《大清一统舆图》，但胡林翼1861年去世，由继任严树森主持刊刻。按中国地图史家的分析，这份地图吸收了《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舆图》（即蒋友仁地图）以及李兆洛《皇朝一统舆图》的绘法，将经纬网与计里画方融于一图。这说明什么呢？
耶稣会士以当时最先进的制图法绘制的中国地图在一个半世纪以后才得以被中国制图家参考，而此时欧洲的地图与海图绘制早已达到更高精确度。这么晚才发生中国制图体系与现代制图体系的交汇，一个衰落的系统面对一个生气勃勃的系统，其结果自然就是众所周知的、一如社会的其他面向，无论多么痛苦，都必须直接采纳欧洲体系或称现代体系，然而仅能被动地吞咽却缺少一个可以互动参与、协同共进的从容过程，此种状况又难免滋生消化不良和情感梗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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