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更是一個音樂的國度，我國的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就是古人的歌詞，人們根據樂調的不同將其分為風、雅、頌三類。 《詩經》是一部記錄上古時代的詩歌總集，實際上是收集了古人的歌詞，先秦時代稱為“詩”或“詩三百”。在當時，詩和歌的創作主要來自於民間，周朝派人到民間採集民歌民謠，經過整理，配上樂譜，編成了各類歌舞曲。後來，孔子對其加以整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大約五百多年的詩歌三百零五篇。漢武帝時期，他採納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尊“詩”為經典，將其定名為《詩經》。 《詩經》中的詩篇，就其原來性質而言，是歌曲的歌詞。《墨子公孟》說：“頌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意思也就是說，《詩》三百餘篇，都可以用來誦詠、用樂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記孔子世家》又說：“三五百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由此可以看出《詩經》在古代和音樂以及舞蹈有著密切的聯繫。 風雅頌 《詩經》共分風（160篇）、雅（105篇）、頌（40篇）三大部分，這是根據音樂性質的不同來劃分的。將不同聲調的《風》、《雅》、《頌》作適當配合，足以構成一大套樂。《風》、《雅》都以重複，即疊韻、疊章，為其曲式的特色。 “風”是不同地區的地方音樂，包括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十五國風，大部分為東周時期的作品，小部分作於西周後期，以民歌為主。“國風”的語言樸素、鮮明，富於形象性，多處用雙聲、疊韻、疊字等，表達準確優美。形式上多是四言成句，隔句用韻，富有節奏感和音樂感。同時多處出現章節的復疊，有一唱三嘆的藝術美感，是《詩經》的精華部分。 “雅”是周王朝直轄地區的音樂，即所謂正聲雅樂。《雅》詩是宮廷宴享或朝會時的樂歌，按音樂的不同又分為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雅》詩是周王朝直接統治地——王畿地區的作品，均為周代朝廷樂歌，多歌頌朝廷官吏。 “頌”是宗廟祭祀的舞曲歌辭，全部是貴族文人的作品。《頌》詩又分為《周頌》31篇，《魯頌》4篇，《商頌》5篇，共40篇。頌詩的內容多是歌頌周王朝祖先的“功德”，常在祭祀宗廟時演出。 《詩經》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間或雜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種句式。但雜言句式所佔比例很低。只有個別詩是以雜言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為主幹，可以由此推想當時演唱《詩經》的音樂旋律，是比較平穩和比較簡單的。 詩經與樂器 《詩經》本身不但是歌詞，更記載了很多古代樂器。先秦時期的樂器，見於文獻記載的有近70種，而在《詩經》一書中提及的樂器就有29種。打擊樂器有鍾、鼓、罄、鈴等，吹奏樂器有蕭、管、笙等，彈絃樂器有琴、瑟等。後來，由於樂器種類的增加，周朝便根據製作樂器的不同材料，產生了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八類樂器，稱作“八音”分類法。 《詩經》是民謠體，那些遙遠的樂響曾經演奏著相思、思鄉、悼亡等人生體驗和感悟。它們來自於最底層百姓的生活，質樸天真，自然剔透。《詩經》中的音樂形式，在今天的音樂創作中仍然被廣泛地使用著。 延伸閱讀 詩經“六義” 所謂《詩經》中的“六義”，即是指“風、雅、頌”三種詩歌形式與“賦、比、興”三種表現手法。按朱《詩集傳》中的說法，“賦者，敷也，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說，賦是直接鋪陳敘述。是最基本的表現手法。如“死生契闊，與子成悅。執子之手，與子老”，即是直接表達自己的感情。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即比喻，明喻和暗喻均屬此類。如《魏風碩鼠》、《風新臺》都是通篇用比的。“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即起興，用其他東西引出要說的內容。如“關關，在河之洲。淑女，君子好。”即是用鳥在河中叫起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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