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碩 攝影/王學民 統籌/劉姝蓉】“延安五老”之一的謝覺哉是橫跨三個時代的人，21歲中舉成為末代秀才，41歲加入共產黨。比毛澤東大9歲的他，1933至1934年期間擔任毛澤東秘書，主持起草了中國最早的《勞動法》、《土地法》、《婚姻條例》等一系列法例。新中國成立後，他成為首任內務部部長、第三任最高法院院長。
近日，謝覺哉之子、著名導演謝飛接受了大白新聞專訪。謝飛在採訪中回憶道，他與父親相差五十八歲，可謂是“忘年父子”，但令他印象最深的便是父親教導他要把語文學到“頂好”，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據悉，謝飛在北京電影學院先後任導演系主任、副院長等職。對於當下流行的社交軟件抖音及自媒體內容，他認為，要允許批判與喜歡的觀點同時存在，但如果涉嫌違法就要按法律予以制裁。
謝覺哉自我辨別選擇共產道路謝飛 （攝影/王學民）
謝飛認為，父親那代人的思想非常解放，願意接受新的事物，並且通過自我辨別，認為共產主義更適合中國的國情。1925年，41歲的謝覺哉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謝覺哉的自傳中，他寫道自己雖接受的是傳統思想文化教育，但對窮人受苦和一些官僚及地主資本家的不仁、不公的社會現實產生了厭惡。
父親曾告訴他們，他是由於對當時社會不公現象的不滿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也是通過自己的學習和辯解，根據自身的體驗和對中國社會的觀察選擇了共產主義道路。
據悉，謝覺哉於1933年4月到中央蘇區工作，先後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秘書長、內務部長等職，主持和參加起草中國紅色革命政權最早的《勞動法》、《土地法》、《婚姻條例》等一系列法令和條例。
抗日戰爭爆發後，謝覺哉擔任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院長不到兩個月，即被派往蘭州第十八集團軍駐甘辦事處，任中共中央代表，出色地開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
1938年9月，他回延安出席中共六屆六中全會，1939年2月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
為了克服經濟困難，他在發動員工開荒種地的同時，還自己動手參加修建大禮堂。1943年大禮堂落成時，毛澤東親筆題寫了“實事求是”的大幅匾額。
新中國成立後，謝覺哉成為中央人民政府首任內務部長。1959年，在第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教育兒女學好中國的語言文化謝飛 （攝影/王學民）
“在網上查詢，對父親的解釋一般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延安五老’、‘中國法制奠基人’等，所以我從小就被稱為‘高幹子弟’。”謝飛稱，在他的印象中，父親是一位很慈祥的老人，而且他是個高級幹部。當時父親有很多公務活動，但他正在上學，所以感覺距離比較遙遠。他對父親的瞭解主要是通過閱讀父親留下的日記與文章等。
“母親王定國二十九歲時生的我，所以父親與我的年齡差別是五十八歲，可謂‘忘年父子’。”謝飛稱，如果以二十或二十五年算一代人的話，他和父親生活的人生歲月，有著兩代多的巨大時代差距。
1942年8月，謝飛出生在陝西延安，身處於抗戰時期。6歲的他來到北京，1949年開始上小學。“我的父親雖然是紅軍，但他是政府幹部，所以並沒有按照軍隊的標準要求過我們。”謝飛講述稱，父親健在的時候，他們兄弟姐妹七人（五男二女）還多是學齡兒童、少年或青年，他是老三，父親對不同年齡的孩子，教育態度是不一樣的。對他們的要求就是好好學習，要掌握真本事。
在父親眼中，真本事就是學好中國的語言文化，要把中國字學好、寫好。謝覺哉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任教，當過多年教師。據謝飛回憶，他們兄妹與父親主要通過信件進行交流，父親會指出他們在信中存在的文理不通或語句不生動等問題。
謝飛說，父親在一封信裡提到過，讓他們把語文學到“頂好”，就是非常好的意思。從父親對待中文的學習態度，體現了老人家對他們的教育就是學有真本事，將來做有意義的工作。
在謝飛眼中，謝覺哉不僅是一位革命家，也是一位教育家。在他們年幼時，謝覺哉會在信中寫到誰聰明一些，誰不聰明一些。但是，謝覺哉認為，聰不聰明是天生的，但有沒有作為是後天的。謝飛說：“他不希望我們有很深的心機，而是希望我們做有用的人，這一點對我的影響很大。”
右手癱瘓的“頑強文人”用左手寫詩據謝飛講述，1954年，父親過70大壽時，他還在上小學。1964年，父親80歲時，他已在北京電影學院上學。1963年4月5日，父親突然中風，直至去世，一直在跟中風引起的癱瘓等病狀做抗爭。
謝飛是藝術創作者，他認為寫詩也是有趣的，因為這需要對生活和對自然有所感觸，同時發揮自己的藝術想象。所以父親病後，寫詩也成為可以靜心療養身體的重要方式之一。
106歲的母親是位出色的社會活動家2017年，謝飛的母親王定國在春晚現場度過了自己105歲的生日。1933年12月，王定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4年10月隨紅四方面軍參加了三過雪山草地的艱苦長征。新中國成立後，她任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機要秘書，最高人民法院黨委辦公室副主任等職，是第五至七屆全國政協委員。王定國是迄今仍健在的走過長征的女紅軍之一。
談起母親的生活狀態，謝飛稱，母親自去年11月住院至今，她已是106歲的高壽老人，所以近半年的身體不如以前硬朗。
謝飛的母親與父親有著不一樣的經歷，母親是在四川山區的窮苦家庭長大的。1937年，時年53歲的謝覺哉已離鄉十多年，被派到甘肅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做毛澤東代表。時年24歲的王定國也在蘭州辦事處工作。
1937年10月，經彭加倫介紹、毛澤東批准，王定國與謝覺哉結婚。此後，王定國與謝覺哉一起生活了34年。
謝飛稱，母親在與父親見面時，實際是個文盲，而父親是位末代秀才。由於革命戰爭形式與選擇的道路相同，同時二人相互理解，他們才走到了一起。謝覺哉曾讓她去辦公室拿《西北日報》，拿了三次都沒拿對，就奇怪地問：“怎麼回事？”王定國才難堪地說：“我不識字。”謝覺哉聽後說：“不用怕，我教你。”
在父親去世後，母親獲得領導支持將父親的事蹟與詩集整理出版，同時她自己也參與併發起與建立如保護長城、教育下一代、文物協會等社會活動及組織。謝飛認為，她的母親是一位很出色的社會活動家。
提高影視銷售標準，“抗日神劇”自會減少據瞭解，謝飛於1965年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後留校任教，先後任導演系主任、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同時擔任中國電影協會理事，中國電影評論學會理事。
5月2日，人民日報發文批判了近幾年“抗日神劇”雷人的橋段稱，發射出去的子彈能拐彎並輕易擊中敵人；背景明明是1937年，卻已經開始用紅外線激光檢查入侵者，用藍光認證活體……類似這樣的雷人橋段，不僅不合常理、不合史實，同時解構了嚴肅的抗戰記憶。
對此，謝飛認為，電視連續劇在中國的商業機制及銷售方式屬於播放集數越多越賣錢，由此造成了內容不精練。“手撕鬼子”等劇情的出現，主要是為了博取眼球，將劇情拉長，從而獲得更多收益。
此外，除了創作者、編導的審美外，解決這類問題的根本點在於經濟方式。像美國、韓國等一些國外的電視劇總集數普遍會短一些，內容也更精練，原因在於其銷售方式不一樣，美劇如果收視率不高很可能還沒播完就停播了。所以中國的編導並非不知道將無聊、羅嗦的內容剪掉，其中也包含投資方要求的因素存在。
謝飛建議，應當將銷售標準進行提高，如只讓內容更加嚴謹、有質量、有深度的電視劇賺到錢，那麼無聊、浮誇的劇情自然就會減少。
評抖音：應允許喜厭觀點同在而對於近日一些自媒體發佈侮辱英烈一事，謝飛認為，如果觸犯到法律就應當按照相關法律進行制裁。他看過少許現今流行的抖音、快手等短視頻，不過並沒有引起他的興趣。然而新的技術必然會帶來新事物、新思想，但不能全部稱之為低俗，因為有人認為低俗的內容，在有些人眼中並不是這樣。
謝飛還稱，他上學時，對武俠小說很感興趣，當時老師會批評他不要看這些小說，後來才知道鄧小平也愛看武俠小說。但我們不能稱之為不高雅，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今天亦是如此，既要允許大眾對某些內容進行批判，也要允許大眾喜歡該內容。但當法律經過反覆科學研究後，在一個時間段內，某些內容如果涉嫌違法，那就應該按照法律進行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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