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沈從文忌日，這位曾經在文學史上被輕視的作家，直到上世紀 80 年代才和張愛玲、錢鍾書等人一起重新回到大眾讀者的視野。他描繪的那個充滿牧歌情調的邊城已經廣為人知，但他對世界和整個人類的“有情”，對“真的歷史是一條長河”的理解或許更值得玩味。
《單讀 09 · 耐心》收錄了單讀作者燕舞對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新穎的訪談，如果你還不是很瞭解這個兩次進入諾獎終審名單的中國作家，那麼在這篇中應該會有所收穫。張新穎教授一直從事沈從文研究，對沈從文前半生的文學世界和轉向文物研究的後半生都有很深的理解。他認為，沈從文的獨特性就是，在不太可能創造安身立命事業的時代和境遇中，掙扎著要創造安身立命的事業。
湘西鳳凰縣（邊城）
歷史沒有給沈從文機會
文 | 燕舞
“爸爸，人家說什麼你是中國托爾斯太（泰）。世界上讀書人十個中就有一個知道托爾斯太（泰），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 1948 年 7 月——離北平“和平解放”還有半年， 46 歲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沈從文偕次子虎雛在頤和園霽清軒消夏—— 7 月 30 日夜，虎雛一邊喝著檸檬水一邊讀著《湘行散記》，童言無忌地“激勵”自己的作家爸爸—— 1934 年就出版了自傳和《邊城》的大作家。
“是的。我不如這個人。我因為結了婚，有個好太太，接著你們又來了，接著戰爭也來了，這十多年我都為生活不曾寫什麼東西。成績不大好。比不上。”從文喏喏。兒子又激勵道：“那要趕趕才行。”“是的，一定要努力。我正和姆媽商量，要好好的來寫些。寫個一二十本。”從文允諾。
然而，時代和歷史並沒有給沈從文太多機會。
青年時期的沈從文
（以下為關於“沈從文為何在後半生轉向文物研究”部分的訪談節選）
外在壓力是沈從文“改行”的最大原因
《單讀》：當解放軍正包圍北平城時，沈的舊識、時任南京政府青年部次長的陳雪屏“搶運學者赴臺灣”的名單裡本來有沈先生的名字的，他是怎麼做出放棄全家南飛的決定的？
《單讀》： 2002 年出齊的 32 卷本《沈從文全集》中書信就有 9 卷——“每卷大概 40 萬字，總共有 1500 封左右，其中 1949 年以前寫的只有一卷， 1949 年到 1988 年期間寫的有八卷，也就是說，他在這個時間段寫的書信至少在 300 萬字以上，從數量上講接近他創作的文學作品的總量”，在沈從文後半生的研究中“輕視”卷帙浩繁的書信，主要是因為“文學（體）觀念”上對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的過度崇拜麼？
張新穎：我們的文學觀念早就有些板結了，一說文學就是小說、詩歌、散文，還有就是文學是“創作”，而且是有意識地“創作”，沈從文自己當初沒有當作文學來寫的那些書信要讓現在的研究者看成是文學，確實有點困難，不知道放到哪裡，怎麼放，怎麼解釋。
《湘行書簡》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單讀》：即使在同代作家中，沈從文也是寫信較多的吧？他為什麼如此倚重這種文體？它們對這部傳記的寫作有怎樣的幫助？
張新穎：沈從文不僅是同代作家中書信寫得多的，而且是寫得好的——如果我個人化一點，會說是寫得最好的。他本來就喜歡寫信， 1949 年以後的長期孤獨之中，寫信成了最重要的與人溝通的方式之一，越孤獨，寫得越多。我讀這些書信的成果就是我寫的這本書，假如沒有這些書信，這本書是不可想象的。沒有這些書信或許也可以寫沈從文後半生的傳記，但寫出來會是另外一個樣子。
《單讀》：在《三個階段，三種形象》的舊文中，您將沈從文的一生分為文學家、思想者、實踐者三個階段和形象。如果這一“三段論”成立，那麼沈從文在 1949 年後假設能繼續自由寫作，他還能寫出《邊城》《長河》這樣的高峰作品嗎？
張新穎：三個階段的劃分只是為了方便、清晰，大致上可以這麼說，仔細說起來會複雜一些。假設沈從文能繼續自由寫作，會產生什麼樣的作品，這個問題是回答不出的。歷史沒法假設，個人才能的發揮和實現更難假設。
湘西沈從文故居
《單讀》：在因不堪政治壓力而自殺又自殺未遂之後，沈先生其實也曾嘗試著跟上當時的政治形勢，只不過《老同志》和另外的小說創作計劃失敗了？
張新穎：不是嘗試跟上政治形勢，而是嘗試在政治形勢許可的範圍內，是否還能保持自己的用筆特色。他選擇寫“老同志”這樣的一個人物，其實著眼點還是他以前文學的著眼點，但要跟新的形勢結合，他是失敗了，也只能失敗。
《單讀》：較之於聚焦沈從文前半生的那幾部傳記，尊著一大新穎之處，就在於突破了既往關於沈從文 1949 年之後“改行”原因的“政治壓力”說這一單向度論述模式，闡明瞭湘西少年歲月及短暫從軍時期所積累的藝術興趣、審美素養以及《史記》、《舊約》所形塑的深刻歷史感、“有情”觀念的深遠影響。可是，他在文物研究專業領域內的貢獻似乎仍然存在不小的爭議？那又怎麼解釋他 1970 年曾試圖通過寫舊體詩完成“第三次新的試驗”呢？
張新穎：外在的壓力當然是“改行”的最大原因，這一點必須明確。在這個最大的原因之下，他“改行”，為什麼不是去幹別的行當，而是文物研究？我要講清楚這個選擇的來由。後來他又寫舊體詩，那是連他“改行”之後從事的事業也不能進行下去的時候，其實是絕境了，在絕境中還想幹點事，別的都幹不了，所以才寫舊體詩。這一改再改，其實是見出這個生命的強韌這個生命的掙扎的。
如何評價沈從文的文物研究，我在這個專業領域之外，也很希望看到他們專業領域之內的更多更充分的討論。我是門外漢，只能做門外談，我寫過一篇《“聯接歷史溝通人我”而長久活在歷史中——門外談沈從文的雜文物研究》。
《沈從文的後半生》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單讀》：沈先生早年相熟的是胡適、徐志摩這些海歸學者，但他為什麼一直不補習英語？這個缺陷似乎又並不太妨礙他晚年三個半月美國之行中的各地觀摩？
張新穎：沈從文 1920 年代末確實曾經有過學習英文的打算，他甚至還向在美國的王際真探問是否可能到美國去用英文創作，但這不過是一閃而過的想法，實在太不現實，那時候他連給王際真寄信都得王際真寫好信封從美國寄來。他晚年的美國之行，有親人、學生陪伴，不會有語言上的問題。
《單讀》：與昆明時期結識的那些西南聯大老學生的重逢，對沈先生的美國之行也是極大安慰？
張新穎：他的美國之行，特別動人的就是走到哪裡都會碰到過去的學生，會有學生大老遠來看老師，這真是做一個好老師的安慰。
沈從文的文學傳統歷經劫難而不死
張新穎：張兆和在政治上不可能為沈從文提供保護，但這個家庭確實沒有張兆和不行。張兆和性格堅強也好強，樸素、單純，習慣於吃苦耐勞，這對於一個處在風雨飄搖中的家庭來說，太重要了。張兆和對沈從文的作用，簡單地說，沒有張兆和的話沈從文早就垮了。張兆和晚年能寫出那樣的話，真是了不起，她勇於承認對沈從文不完全理解，這可不是誰都說得出的；而且正是因為後來理解了，才明白先前的不理解，所以她說的不理解、理解、懂得，都是很重、很切身的話，不是隨便說說的。
1935 年，沈從文、張兆和與長子沈龍朱，旁邊為沈從文的九妹嶽萌
《單讀》：大哥沈雲麓（ 1897 — 1970 ）“是沈從文心中最理解他的親人，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交流者”，他是沈從文與故鄉保持密切聯繫的一個精神紐帶？
張新穎：沈雲麓這個人很奇特，黃永玉的散文裡描述過。沈從文的父親 1930 年就病逝了，沈雲麓這個大哥就不僅僅是大哥，還是老家的象徵，沈從文對老家、對故鄉的感情就還有個去處。這個大哥太重要了，沒有他的話沈從文後半生漫長的孤獨中會少掉重要的說話對象。對今天的研究者來說，沈雲麓保存了沈從文的大量資料，現存最早的沈從文書信，就是 1927 年寫給大哥的。如果沒有沈雲麓保存下來的東西，沈從文研究的完整性是會受損的。
《單讀》： 1922 年在筸軍統領官陳渠珍身邊擔任書記的半年時光，除了為沈從文提供“學歷史的地方”——為其晚年“改行”埋下決定性的伏筆之外，其實也讓此後的沈從文對軍事保持著終生的敏感？
張新穎：倒不一定是對軍事敏感，比這個重要的，是對軍人的感情。沈從文不僅出身軍人世家，他自己也是少年當兵。你看《邊城》題記，一開始就說：“對於農人與兵士，懷了不可言說的溫愛，這點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隨處都可以看出。我從不隱諱這點感情。”
沅水
《單讀》：新書中，您也提到美籍華裔數學家鍾開萊、陳省身和丘成桐、王浩等與沈先生或深或淺的交情。大數學家們何以與沈先生有這麼多交集？
張新穎：沈從文對“抽象”之美有強烈的嚮往和熱愛，用他的話說是“向虛空凝眸”，這個“抽象”、“虛空”，是排除了亂七八糟的現實的干擾的。表達這樣的東西，他多次說過，文字不如繪畫，繪畫不如數學，數學不如音樂。在一般的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他不懂音樂，可他是真正的愛樂者；我們也可以說他大概不懂數學，但這不妨礙他對數學的嚮往式感情。
另外一方面，你說的這幾個大數學家，他們的人文修養也不是表面功夫。丘成桐是鍾開萊介紹給沈從文的，他在這幾個人裡面年紀最輕，和沈從文的交往大概也最淺，他2005年在浙江省圖書館做了一個《數學和中國文學的比較》的演講，說數學家以其對大自然感受的深刻、膚淺來決定研究的方向；人文知識也致力於描述心靈對大自然的感受，除了通“古今之變”，也“究天人之際”。你看看他談自然與數學、與文學的關係，就大略能明白他為什麼要拜見沈從文了。
《單讀》：“老來走紅”（林斤瀾語）的汪曾祺生前經常酒後以“沈從文的嫡傳弟子”自居；我也注意到青年學者楊早在《讀豐三題》中有一個說法，即“至今，我仍略帶偏執地認為，豐子愷這篇《懷李叔同先生》，與蕭紅的《回憶魯迅先生》，是中國現代散文中回憶恩師的雙壁，筆端那別樣的溫情與崇仰，那真摯到近乎軟弱的愛敬，一直要到汪曾祺追念沈從文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出現，才有了第三篇。”您同意楊早這個說法嗎？汪曾祺在多大程度上繼承了沈先生的文學衣缽？林斤瀾呢？
張新穎：楊早說的三篇文章確實好，我也都非常喜歡。沈從文、汪曾祺這對師生之間的傳承賡續，是 20 世紀中國文學史上難得的佳話，其間脈絡的顯隱曲折、氣象的同異通變，意蘊深厚意味深長。但是，你說的這三個人還是不一樣，簡單說，沈從文野，汪曾祺文，林斤瀾澀。
沈從文與汪曾祺合影
說到沈從文的文學傳統在當代文學的迴響，可說的其實挺多的。比如，最近黃永玉出了三大本《無愁河的浪蕩漢子》，在我看來，這個作品一定程度上是沈從文“召喚”出來的；再往下幾代作家的作品看，我曾經寫文章討論過餘華的《活著》、賈平凹的《秦腔》、王安憶的《天香》與沈從文傳統中不同部分的對話關係。
如果我們把眼光從文學略偏開一點，偏到與文學關係密切的電影，可以確證地說，侯孝賢受沈從文影響不可謂小，這一點他本人也多次談起過；臺灣的侯孝賢影響到大陸的賈樟柯，賈樟柯不僅受侯孝賢電影的影響，而且由侯孝賢的電影追到沈從文的文學，從中獲得的教益不是枝枝節節，而事關藝術創作的基本性原則。這一條曲折的路徑，描述出山重水復、柳暗花明。
侯孝賢電影《悲情城市》劇照
我要說的意思是，沈從文的文學傳統不能說多麼強大，更談不上顯赫，但歷經劫難而不死，還活在今天，活在當下的文學身上，也就不能不感嘆它生命力的頑強和持久。這個生命力，還不僅僅是說它自身的生命力，更是說它具有生育、滋養的能力，施之於別的生命。
一昧跟著時代跑，總不是那麼回事
《單讀》：在評價沈從文早期小說《會明》時，夏志清提到了他“對道家淳樸生活的嚮往”，這種道家式生存智慧是不是也可以用來解釋沈先生 1949 年之後的“改行”，特別是他在愛徒汪曾祺和長子沈龍朱 1957 年都被打成“右派”後居然還能逃過這一劫。
張新穎：我不太會用“道家”或“道家式生存智慧”來解釋沈從文的選擇。“反右”前的“大鳴大放”沈從文不說話，不寫文章，有偶然的因素，也有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沈從文不喜歡這種群眾性的、響應號召式的“鳴放”，他本能地牴觸，他還根深蒂固地認為這種發言、表態，不解決實際問題，比如創作不會因此而好。
其實這是他一貫的認識，比如更早些時候大規模批《武訓傳》，他就說，把武訓批得再臭再厲害，還是不能對當前的創作有用。也碰巧，找他“鳴放”的幾次，都讓他不怎麼愉快。一次是北大學生拿來的介紹信，讓他惱火；還有一次是蕭乾請他給《文藝報》寫文章，他和蕭乾的隔閡那個時候已經有了，自然也不會寫。到“文革”那個極端時期，不管是想說話還是不想說話的，都沒有說話的機會，他當然更不能說話，要說，也是受逼迫檢討、交待。
其實從 1950 年以後，他滿腦子就是花花朵朵、罈罈罐罐，雜文物的“雜貨鋪”，老是著急做這些事，發牢騷也是為做這些事遇到各種各樣的阻礙和困難。他就是一個要做事的人。
《單讀》：沈先生“文革”初期曾告訴其同事史樹青：“臺灣罵我是反動文人、無聊文人、附和共產黨，共產黨說我是反共老手，我是有家難歸，我往哪去呢？我怎麼活呢？”這種“左右為難”，也反過來證明了沈從文在同代知識分子中的獨特性？
張新穎：這個其實不算獨特。國民黨到臺灣後，凡是留在大陸的作家的書都是禁書；另一方面，這些作家在“文革”中也大都遭受磨難。沈從文的獨特性，是在不太可能創造安身立命事業的時代和境遇中，掙扎著要創造安身立命的事業。
抗戰前夕沈從文攝於北平
《單讀》：您寫道， 1975 年，沈先生在王亞蓉協助下推進《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研究工作時，“他在體力和精神上，有了一種非同一般的體驗——‘返老還童’的‘奇蹟’”； 1976 年為避“唐山大地震”而南下的上海之行中，“詩人辛笛陪他在福州路舊書店買了不少書，還稱讚他‘鶴髮童顏’”。您怎樣體會沈先生“赤子”的一面以及其晚年的“返老還童”？
張新穎：1975 年以後的一段時間，沈從文在體力和精神上，有特別充沛的體驗，常常一天只睡兩三個小時，不感到疲倦，心情也很輕快。他找了些書來看，分析自己這種“奇蹟”是怎麼回事。他的分析讓我們看上去也許會覺得是天方夜譚，但很可能有道理，他是很認真的。他說人這種東西，千萬年發展下來，把聰明才智多用在對付人的得失競爭上，紛爭不已，顧此失彼，把原始人的嗅覺、視覺、聽覺，甚至於綜合分析能力，都壓抑下去了。可以設法恢復已失去的能力，人有極大的潛力可以發掘。他從人類的進化/退化來反思，從個人的退出——從人事紛爭的發展習慣上退出——來實踐，以“忘我”來恢復“潛伏能力”，聽起來似乎無比迂闊，事實上在他個人卻是生命更上一層的親證和體驗。
這個很有意思，從人類的發展來反思，已經超越了我們通常所說的指向某個個人的“赤子之心”。過去他還把“忘我”的工作當作“麻醉”痛苦、抵抗煩惱的方式，現在，“忘我”激活了生命內在的能量，他在自覺的意義上體會到了生命深層的愉悅。倘若我們不能理解沈從文這種無法從社會人事層面來言說的愉悅的生命體會，就只能把他“忘我”的工作看成是完全消耗性的、受虐式的持續行為；其實，工作和生命是互相支撐著往前行，互相激發著往上走。
《沈從文說文物》系列書籍
《單讀》：您的核心關懷在 1997 年那篇《論沈從文：從 1949 年起》中就已經有初具雛形的表述，“沈從文恰恰找到了一個角落的位置，而且並不是在這個角落裡苟延殘喘，卻是安身立命。這個角落與時代的關係，多少就像黃浦江上小船裡撈蝦子的人和外白渡橋上喧鬧的‘五一’節遊行隊伍之間的關係。處於時代洪流之外的人也並非絕無僅有，可是其中多數是逃避了時代洪流，自己也無所作為的。沈從文卻是要在滔滔的洪流之外做實事的人。” 那麼，與您所置身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以及當代文學批評界，甚至與更廣闊的當下社會，您傾向於建立一種什麼樣的恰當關係？
張新穎：每個人與時代的關係不一樣，應該有各種各樣的關係。對於知識者來說，多少應該具有自覺的意識、反省的意識，得知道自己是誰、能做什麼，做了有什麼意義。喪失了自己，一味地跟著時代跑，總不是那麼回事。我自己能做的事有限，就用心、盡力把有限的事做好，做個好的老師、好的研究者。
……
（文章系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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