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國遠比你想象的更開放。
文｜何必
鴉片戰爭一聲炮響，轟開了大清朝閉關鎖國的大門，中國從此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
這個觀點深深地烙在中國人頭腦裡，以至於成為了集體潛意識。
現實又很弔詭：故宮鐘錶館裡陳列著當時歐洲最先進的機械鐘錶，廣州的中國工匠仿製品也絲毫不遜色；林則徐還曾以切斷茶葉貿易威脅英國人不要輕舉妄動。這都表明，清朝並非緊閉國門不聞世事。
大清真的「閉關鎖國」麼？1840 年前中外如何交往？
廣州：東方貿易中心
珠江，通稱為省河……其時（1825 年） 河面上擠滿本地船隻……當時它們航行於中國南北各口岸、西里伯斯島、婆羅洲、爪哇、新加坡，以及馬尼拉等。
美國少年威廉·亨特首次踏上廣州的土地時，面對的是一個繁華的國際貿易口岸。英、美、荷、西各國上官鱗次櫛比，行商、通事、買辦服務周到，海關官員們只需要幾盒火柴就可以輕鬆放行，這一切的便利造就了廣州東南亞貿易中心的地位。
▍直到上海開埠前，廣州一直是東南亞的貿易中心，西方哪個國家都在這裡設立商行
這不是一個封閉的世界，無論在事實還是政策上，十九世紀前期的大清都不是閉關鎖國。
十八到十九世紀的世界貿易格局，存在著兩個重要的中心：一是圍繞歐洲宗主國和美洲、非洲殖民地的三角貿易，一是以南海為中心的中國、歐洲、東南亞、日本的貿易圈。這其中，廣州作為中國最大的外貿港口，是東南亞貿易圈的中心。
▍十七世紀荷蘭的世界貿易路線，這張圖可以明確的看到兩個貿易活躍區域：大西洋和東南亞
廣州對歐洲輸出的主要是生絲及絲織品、茶葉和瓷器。就整個西歐而言，茶葉貿易由 1700 年的 9 萬磅增至 1800 年的 4500 萬磅，增長了五百倍。同樣，作為理想壓倉貨的瓷器也是遠銷歐洲，景德鎮青花瓷和德化窯白瓷充斥十八世紀歐洲各個階層的家庭之中。
歐洲商人帶到中國的主要是棉毛紡織品，但銷路狹窄。高檔鐘錶則是皇帝的喜愛之物，清宮造辦處不但每年在廣州採買歐洲鐘錶，廣州本地工匠也逐漸學會鐘錶製作並向宮中進貢。如今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鐘表中有一大批是從廣州進口或者廣州生產的。
▍故宮藏英國鍍金象拉戰車鍾
當然，為了彌補巨大的價差，歐洲商人運入中國的主要是白銀。東印度公司的船從倫敦出發時，有時裝載的貨物九成都是白銀。1775-1795 這二十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貿易赤字達 2510 萬兩白銀。
▍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輸出貨值比例表：表明至 1749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輸入中國貨物中白銀佔比 9 成以上
活躍在南中國海上的不止有歐洲商人，中國和東南亞商人也頻繁出海。這其中比較重要的是中國與東南亞的大米貿易。
清代雍、乾兩朝，全國人口暴增，東南沿海也不例外，福建人口從 1700 年的約 200 萬漲至 1761 年的約 800 萬。然而沿海耕地貧乏，同時人口借商貿之利大量轉入手工業生產，柑橘、荔枝、烤煙、桑麻等經濟作物也擠佔了糧食作物的耕地。這導致東南沿海嚴重的米不敷食的問題，搶米案件時有發生，閩浙總督上書雍正道：「米穀一節，最為福省第一緊要之事。」
而同時期的東南亞三十餘國，地廣人稀，米豐價賤。特別是暹羅，米價特別低廉，二三錢銀子即可買一擔，這在福建則需要一兩二三錢銀子。
於是清廷下令鼓勵暹羅大米進口。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康熙即諭令暹羅商人運米三十萬石分赴廣州、廈門、寧波，免其進口稅。雍正二年（1724 年），雍正下令全面准許暹羅商人輸入米糧，且隨帶貨物一體免稅以資鼓勵。
乾隆時，暹羅大米進口達到頂峰，不但暹羅商人免稅，其他外洋貨船但凡帶米進口，均按量階梯減免船稅。經營這條大米線路的暹羅商人，也大多是在暹羅的華僑，可以說這一時期華人基本壟斷東南亞的大米貿易。
▍泰國吞武裡王朝開國國王鄭信，其父鄭鏞即是廣東潮州來暹羅經商的華僑
廣州的貿易中心地位深刻地改變了當地的社會結構，其文化開放程度也是後人難以想象的。
發達的外貿首先帶動的是行商階層，即「廣州十三行」。行商本質是牙商和特許經銷商的混合體，基本的經濟職能是協調不同國家的度量衡、代辦報關繳稅、為外商提供擔保、與外商直接交易。由於清朝外政體制所限，行商還實際起到外商與中國官府中間溝通者的角色。
此外，受僱於外商的通事、買辦也是和外國人交往緊密的群體，前者負責翻譯溝通、代填各種表格單據、傳達法規命令；後者則實際管理外國商館的內部經濟、僱傭商館各類雜役，甚至管理商行的銀庫。
▍十九世紀上半期廣州怡和行行商伍秉鑑
可以說，作為東南亞貿易中心的廣州具備了一個國際化交往的諸多條件，在這裡難以感受到一個天朝上國閉關封閉的狀態。
外貿也有基本法
既然大清國並非完全與世隔絕，那麼「閉關鎖國」又從何而來？
最直接的原因是明清兩代的海禁政策，「寸板不許下海」「沿海遷界三十里」，讓後世認為明清兩代就是一個封閉的老大帝國。
但細考起來並非如此。
明朝的海禁政策起於防範倭寇。早在洪武三年（1370 年），朱元璋即下令「罷太倉、黃渡市舶司」，此後又在洪武七年、十四年、二十三年連續下令，嚴禁閩、浙、粵三地民間海外貿易，嚴禁濱海民人私通外國，直至洪武三十年徹底禁絕中國人的海外貿易。
永樂以後，歷代明朝皇帝均嚴格執行海禁政策。特別是倭患最重的嘉靖朝，海禁政策也達到了高峰。
▍嘉靖倭患
然而，嚴格的海禁政策即不能阻止海民私自貿易也不能杜絕倭患。嘉靖後期倭患逐漸肅清，明廷籌海之議漸起。隆慶元年（1567 年）朱載垕即位，推行新政，福建巡撫涂澤民乘機上書請求在漳州月港開港，允許民間出海貿易。朝廷批准後遂正式開港。
儘管「隆慶開關」仍帶有嚴格管理的意圖，但暗湧已久東南沿海貿易由此一發不可收拾，後世國家再也不能憑政治命令禁絕。
▍明穆宗朱載垕
相比而言，清朝的海禁政策實行時間短，更有針對性。
順治十二年（1655 年），為遏制臺灣鄭氏集團反清，清廷在東南沿海實行「禁海」，杜絕大陸與臺灣的貿易交往；順治十八年（1661 年），清廷又下令「遷海」，閩、浙、粵、蘇、魯、直六省沿海居民內遷三十至五十里，沿海人為製造一條無人地帶。這樣既可以杜絕沿海居民下海，也為了防止鄭氏集團掠奪沿海獲取資源。
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清廷平定臺灣，即「嚴飭開洋貿易」，沿海各省居民除夾帶違禁貨物照例治罪外，商民欲出洋貿易，只需向地方官登記，出具擔保，即可憑領執照。
次年，戶部又分設江海關（駐松江）、浙海關（寧波）、閩海關（泉州）、粵海關（廣州），監管貨物出入和收取關稅，這表明請政府正式承認民間出洋自由貿易。此外，清廷還允許歐洲各國在東南沿海指定地點設立商館。
▍梁廷枏撰《粵海關志》，該書記錄了 1838 年以前粵海關的沿革、通商情況及行政制度
「朝貢體系」的誤會
最終讓大清國戴上「閉關鎖國」帽子的，是海外中國研究的誤解。
美國漢學家費正清在其成名作《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1842-1854 年通商口岸的開埠》中，提出「朝貢體系論」的觀點，即東亞地區傳統的國際關係乃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貿易體系。這其中關鍵的一環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後，中國的海路貿易被限制於廣州一港，並以「公行」壟斷，形成封閉的「廣州體制」。
▍費正清與《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清廷始終沒有將海外貿易限制於廣州一港。戶部的江浙閩粵四海關及其下屬各口岸始終維持著運轉。產生這一誤解源於乾隆二十二年英國東印度公司代表洪任輝（James Flint）嘗試申請前往寧波港貿易，並亂闖非外貿口岸天津，震動朝廷，乾隆遂下令嚴格限制英國商人只能在廣州貿易。
實際上，清政府從未想利用公行壟斷貿易。清政府的管理思路是，並不直接干涉民間海外貿易，只要能收稅即可。故而將港口貿易等諸多技術性事務委託給公行。作為牙商的公行有著極高的專業屬性，而當時寧波港沒有接納英國商船的牙行，徵稅稅則也蕩然無存。
乾隆本想依照英國願望整頓寧波港，但考慮到「粵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藉洋船謀生」，故仍將英國限制在廣州貿易。相比而言，廈門的閩海關一直接納西班牙（呂宋）、暹羅、爪哇、蘇祿等國商船，並且有配套的牙行服務。
此外就對外貿易而言，清廷允許的口岸種類多樣，不僅有分為外商入境口岸（陸路、海路）、民商出境口岸（陸路、海路），各口岸對應國家也不盡相同。
當然，不可忽視的是，這些口岸在中外貿易總體中的佔比並不均衡。就海陸貿易而言，東南四省的貿易總額佔比最大，而在諸海關中，又以粵海關為最。
到了十九世紀初期，粵海關所經理的西洋諸國貿易中，又以英國最大，美國其次。至 1825 年，由於歐洲大陸爆發的法國革命戰爭與拿破崙戰爭，法國的貿易中斷了三十年，瑞典、丹麥、奧地利的商貿則完全停止，葡萄牙只經營和澳門有關的業務。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後人常把英國的遭遇當作中外交往的全部，而英國保留的完整檔案進一步限制了人們的研究視野。
可以說，幾十年來歷史教育中的大清國形象，都是開拓世界市場碰了壁的英國人描繪的。
參考文獻：
威廉·亨特，《廣州番鬼錄·舊中國雜記》，馮鐵樹、沈正邦譯，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廖敏淑，《清代通商與外政制度》，王建朗、黃克武編《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晚清卷（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趙軼峰，《清前期的有限開放——以貿易關係為中心》，《故宮博物院院刊》2015 年第 6 期
吳建雍，《18 世紀的中西貿易》，《清史研究》1995 年第 1 期
金峰，《鴉片戰爭前清代外貿口岸體系研究》，《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6 年第 1 期
蘭雪花，《略論清前期中暹大米貿易的作用及其影響》，《黔南民族師範學院學報》2008 年第 5 期
閱讀更多 大象公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