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的历史定位

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系统中各有悠久而独立的始源、并行生长、生存和发展, 并互相交 错 影 响 和 相 互 融 汇 的 两 支 主 体 文化。长江文化作为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文化体系, 主要由上游的巴蜀文化、中游的楚湘文化和下游的吴越文化三支主要文化构成。过去学术界对于长江文化, 由于受到资料的限制而缺乏重视和关注。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长江流域从下游的良渚文化到上游的三星堆文化等一系列新的重大考古发现, 以新的资料和新的视角大大拓展了长江文化研究的视野。特别是巴蜀地区, 由于宝墩古城文明的发现以及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商业街战国开明王族独木棺船棺葬遗址等重大发现, 以新的面貌大大刷新了有关巴蜀文献的历史纪录, 遂使得原有老一代学者的一个个学术结论需要重新修改, 对巴蜀文明在长江文明体系中的历史定位需要作新的探索。

巴郡

巴 蜀 文 化 是 指 以 巴 蜀 地 区 为 依托 , 北 及 天 水 、汉 中 区 域 , 南 涉 滇东、黔西, 生存和发展于长江上游流域, 具有从古及今的历史延续性和连续表现形式的区域性文化。早在人类起源时代, 就有巫山人和资阳人的先后出现, 这是传说的“巴蜀同囿, 肇于人皇”的时代, 可见其始源就具有悠久性和独特性。到新石器时代, 特别是晚期由文化积累到文明诞生的时代 , 巴 蜀 经 历 了 独 特 的灰 陶 文 化 时代,玉器文化时代和青铜文明时代。距今4500年前成都平原六座古城遗址为代表的宝墩文化, 昭示着聚落的集聚终于诞生出初期的城市文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衍变起来的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为代表的殷商西周时期古蜀文化, 展示了玉器时代的独放异彩和青铜文明的不同凡响。成都商业街战国早期船棺葬和新都马家大墓的发现, 证实了古蜀开明王氏的存在不再是子虚乌有。古蜀国传说五祖从蚕丛、柏灌、鱼凫到杜宇、开明, 这些不同时代的蜀族的生息和发展, 就植根在考古发现的这一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上。成都平原是当时长江上游古文明发展的中心, 是长江文明的结穴处和生长点, 这就是整个先秦时期巴蜀文化的历史定位。

灰陶

秦汉时期, 巴蜀以“水利殖国”为特征的农耕文明发展起来, 到汉唐时期一直保持着“天府之国, 秀冠华夏”的记录。直到宋代, 天府农业文明 尚 达 于 鼎 盛 , 正 如 文 天 祥 所 说 :“蜀自秦以来, 更千年无大兵革, 至于 本 朝 , 侈 繁 巨 丽 , 遂 甲 于 天 下 。”(《衡州上元记》) 两汉和唐宋时期, 是巴蜀生态和文化发展均居于全国乃至世界前列的时期, 出现了巴蜀文化的两次鼎盛。当时的巴蜀人创造了世界漆器制造中心、世界天然气发现始源地、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世界纸币“交子”的产生地等几十项世界第一和中国第一的历史文化纪录, 对大一统的中华民族文化作出了值得骄傲的奉献。

在文化世界, 巴蜀文化创造者向以善于体认超越自我、贡献新质文化因素著称。虽然从汉以来, 巴蜀历史上出的人才, 其总量不及长江下游的江、浙、沪, 但其所产“精英”, 即《华阳国志》 所说: “英曜炳灵”的文化巨人则秀冠全国。从司马相如、扬 雄 到 陈 子 昂 、李 白 、苏 轼 、 张 问陶、李调元和郭沫若, 都是“文章冠天下”的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在他们身上, 渊源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奇诡浪漫思维背景的巴蜀人球型思维和发散型思维特征最为鲜明。直到“五四 ”时 期 , 第 一 个 喊 出 “ 打 倒 孔 家店”的是四川新繁人吴虞, 体现了蜀人勇于开拓、不畏权势和习惯势力的精神。

两千年来巴蜀文化的不断积累、变异和发展, 为我们留下了神奇的自然世界、神秘的文化世界和神妙的心灵世界三方面的不可多得的独特的历史遗产, 丰富的延展了长江文化的内涵, 铭刻着长江文化突破传统、突破自我、探索创新的精神。在长江文化体系中, 巴蜀文化具有独特的璀璨多采的历史地位。

巴蜀文化的历史特征

纵观巴蜀文化的历史地位, 它具有如下三大特征, 值得我们在实施西部开发, 构建四川特色文化中加以重视。

第一个特征是它的开放性。早在巴蜀文明的初生时期, 它就是 一 个 善 于 容 纳 和 集 结 的 开 放 性 体系。“禹兴于西羌”, 夏禹文化兴于西蜀而流播于中原及至东部吴越。三星堆文化一二期出土的铜牌饰与二里头夏文化相同, 表明夏禹文化的西兴东浙是个历史过程。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玉琮、牙璋与东方的良渚文化相似, 表明东西部不同区域文化的特征交流和集结很早。三星堆青铜文明的诡异特色, 主要表现在具有地方性的礼器和神器上, 而其尊、罍等酒器和食器则和中原殷墟是一致的, 这说明它善于在创造自己地方性特色的基础上, 特别是在创造体现精神和心灵世界的神器的基础上, 吸纳中原文化并与之交流。良渚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均以精美玉器为其特征, 表明长江文化很早就具有一致性, 这是彼此开放交流的结果。

三星堆青铜器

从历史的进程看, 巴蜀文化北与中原文化相融汇, 西与秦陇文化交融, 南与楚文化相遇, 并影响及于滇黔文化。正如四川的地形一样,崇山峻岭屏闭盆地, 使之易于形成为相对独立、自具特色的文化区域; 同时, 盆地又犹如聚宝盆, 使巴蜀文化易于成为南北文化特征交汇和集结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它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很早就与外域文化相交流。它是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传输的集散中心, 三星堆遗址的海贝、金杖, 表明与中亚、西亚及海洋文明有联系; 新都画像砖上的翼形兽、雅安高颐阙前有翼的石狮形象, 明显是安息艺术的影响。欧洲的罗柯柯艺术,同巴蜀唐宋时期的瓷器艺术也有着一定的关系。汉代的蜀郡漆器曾在蒙古的诺音乌拉和朝鲜的乐浪郡出土。唐代不少印度僧人流寓西蜀, 带来佛教文化。“西川印子”和龙爪蜀刻曾流播于日本、高句丽。波斯人李 家族世居成都, 人谑称“李波斯”。这类文化交流例证可谓数不胜数。

西南丝绸之路

作为农耕文明的典型, 巴蜀文化自然 有 其 封 闭 板 结 和 落 后 保 守 的 一面 , 这 是 自 然 经 济 带 来 的 必 然 的 特征; 但它确实又含有渊源于古典工商城市生活方式的极具开拓、开放性因素 的 另 一 面 。巴 蜀 虽 为 盆 地 , 虽 为“内陆 大 省 ”, 但 它 有 很 早 就 发 达 的“货贿山积”的工商业城市和充满向外扩张活力的水文化, 努力冲破盆地的束缚, 尝试突破传统、变异自我、超越自我。正是这种静态的农业社会的小农生活方式与动态的工商社会的古典城市生活方式的矛盾运动, 构成了巴蜀文化既善于交流和开放, 又善于长期保持稳定和安定的多采画面,引起了思想领域和思维方式的相应变化。掌握这一矛盾运动的特征, 充分利用其开拓性、开放性因素的精华,对于推动今天四川城市化进程, 无疑是有益的经验。

巴蜀远古农业文明复原图

第二个特征是它的整体性。巴蜀文化从其诞生时期开始, 即开始了向大一统的中原文化凝聚和集结, 实现“最广泛的文化认同” (美国学者亨廷顿语) 的历史进程。一方面, 从文化认同角度看, 其特质和内涵从秦汉以后即融入中原文化之中,成为汉族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从区域特色的延续性角度看, 它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 以蜀人自身的思维方式, 努力实践其区域性文化个性的更 新 与 崛 起 。从 数 千 年 的 历 史 进 程看, 巴蜀文化始源独立发展的时期相对甚短, 而其与汉文化融合融汇的时期则较长, 表明巴蜀人历代对于母体文化体系有最广泛的文化认同的整体观念和大局观念。在巴蜀文化体系下, 巴文化和蜀文化本是两支各具个性特色的文化。古语说: “巴人出将, 蜀人出相”。四川所出四大元帅, 三个是巴人。而四川的著名文人则多数出于西蜀。这表明巴人和蜀人的文化性格是不同的。蜀人自古即柔弱褊 , 狡黠多智, 而巴人则历来强悍劲勇, 朴直率真。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 巴人和蜀人都能将迥不相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品味整合、融铸在一起, 相反而又相成,形成巴蜀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的整体性, 整合为有别于其它区域性文化的巴蜀文明统一性。而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各自地方特色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我们仍然可以细致区分出: 重庆人开拓进取性强, 成都人思维细腻、追求完美。重庆人善于创业, 成都人善于守业, 二者又常常在生产、生活各方面能融洽地加以整合, 显出四川人共同的个性来。这种整体性特征产生的社会根基在于巴文化和蜀文化虽是两支始原独立 (一起源于岷江流域, 一起源于汉水清江流域) 的文化, 但它们又是亲缘相近、演变的动力机制相近、具有共 同 性 的 生 活 结 构 体 系 的 文 化 。所以, 从西晋裴度的 《图经》 到唐代杜甫的蜀中纪行诗, 直到19世纪末法国人古德尔孟的 《四川游记》 都一致认为巴蜀是“异俗差可怪”的“另一世界”, 其文化心理结构, 包括内隐的心态和价值系统具有巴蜀的个性。

这种整体性的文化内涵说明巴蜀人善于将不同因素加以整合, 善于恰当地将矛盾的因素融汇整合为突破传统、锲而不舍、奋发进取的积极力量, 这对我们当前调整经济结构, 整合不同心态, 将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刘茂才先生

刘茂才，原全国政协委员, 四川省社科院原院长、研究员。

谭继和先生

谭继和，四川省政协文史委原副主任, 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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