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休賽期開始之後，CBA的各大球隊都緊張有序的開始了休賽期操作。而休賽期剛剛開始不久，就已經有4支球隊確定了自己主教練的選擇。新疆飛虎隊準備用戈爾替代李秋平，四川金強隊用前德國、伊朗主帥鮑曼替代楊學增，江蘇同曦簽下了前立陶宛助教克拉皮卡斯上任，而江蘇肯帝亞隊則宣佈貝西洛維奇留任。而這樣一來，CBA外籍教練的人數增長到了7人，之前占人數絕對優勢的國產教練和外籍教練的人數已經接近平齊了。
而這樣的變化在CBA歷史上還真是一個重要的改變，因為CBA很長一段時間內其實都是國產教練的數量碾壓外籍主教練的。特別是像閔鹿蕾、郭士強、李春江、楊學增、王建軍、崔萬軍等一批中生代的教練在CBA崛起之後，很多球隊都發現了用國產教練的好處，與球員溝通方便、人脈廣、管理方便，所以在很多時候CBA的球隊都是非常願意使用國產教練的。但是為什麼到了2018年的休賽期這樣的情況卻發生了改變呢？
其實，這恐怕還是因為CBA優秀的國產教練太少的緣故。從郭士強、李春江這批教練開始，CBA對於年輕國產教練的培養進行得很不盡如人意。一方面國產教練業務水平低，而且培養週期過長，輿論壓力也普遍很大，所以使用國產教練風險非常大。另一方面，俱樂部本身用人的觀念趨向保守，不願意使用年輕教練，對其他國產教練也沒有耐心，所以CBA很多俱樂部開始越來越多的球隊開始聘用外教。
而這樣的情況顯然是對中國籃球非常不利的。因為從這幾個賽季以來外教的表現來看，其實大部分的外教都是風格非常保守的教練。CBA除了雅尼斯、貝西洛維奇之外，大部分的外教都表現出了不願意使用年輕球員，而且喜歡將球權集中在外援和老將手中的特徵。所以一般外教執教的球隊都非常容易產生依賴外援的情況，而這樣的現象是肯定對培養青年球員是不利的。而另一方面，由於國產教練的缺乏，像上次國家隊選帥就碰到了非常大的問題，因為在籃協的競聘公告發出去之後，整個中國籃壇居然只有杜鋒、李楠、戈爾、崔萬軍和一位大學教練遞了簡歷，這樣的情況一度讓整個CBA都尷尬不已。
好在當初姚明足夠的精明，在看到國產教練已經產生了斷檔情況之後，他沒有像俱樂部那樣穩妥去選戈爾和崔萬軍，而是選擇了杜鋒和李楠這兩位年輕教練來擔當國家隊主帥。而在青年隊，姚明也是在U17、U18國青隊選擇原園和張勁松來擔當主教練，雖然這樣的決定一年以來受盡了輿論的批評和指責，但是也正是這樣的決定，國家隊和CBA才終於有了四個像樣的國產主教練了。
其實對於一個國家的籃球運動來說，國產主教練還真是一個不能斷檔的位置。像當年對中國男籃貢獻最大的錢澄海先生，再到孫邦、蔣興權、宮魯鳴，中國男籃能夠開發出當年獨具一格的“小快靈”打法就是靠著這些國產教練一步一個腳印走出來的。而中國籃球在嘗試了將近20年的外教之後，大家其實也能感覺到，外籍教練雖然水平高，但是對於提高中國籃球的整體水平作用並不大，最終中國籃球想要騰飛還是要靠國產教練。所以當年姚明能夠選擇杜鋒和李楠還真是一個英明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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