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毓贤为何比贪官还招人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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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晴小说家刘鹗在谈及清官现象时,曾不无感慨地说道:“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个念头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见《老残游记》)。


刘鹗以上言论,是在见识到以“清官”自诩的毓贤、刚毅所犯暴行后所发的感慨,不失为公允。清官说话办事但凭着一股所谓的“正气”,而绝少去考虑是非曲直、权变通达,由此所造成的恶,有时比一般的贪官污吏还深。这种危害甚深的“清官”在历史上绝不在少数,远自西汉景帝时期的中尉郅都,在近代则有历任山东、山西两省巡抚的毓贤。那么,这个毓贤到底有多恶呢?他最终的结局如何?



毓贤是内务府汉军正黄旗人,捐监生出身,以捐纳同知府的身份被委派到山东,在苦熬十年后(1889年),才得到署理曹州知府的职位,此时的他已经47岁,仕途不是一般的蹉跎、坎坷。毓贤居官任事并无他能,唯一值得称许之处便是清廉,在各地任职数十载从不肯贪污一分银钱,而这也成为他借以傲人的资本。


毓贤年近半百才获得署理知府的职位,常常抱有时不我待的心态,很想尽快在政坛上建功立业,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唯有采取非常手段不可。所以等到毓贤甫一就任,便以“治盗”为名义,大量捕杀有“盗贼”嫌疑之人,试图以此来肃清境内,创造政绩。


毓贤在任四年间,以屠杀、虐待百姓为能事,由此获得“屠伯”的绰号。毓贤为逼迫嫌疑人招供,往往对他们施用酷刑,名目有“打杖条”、“打板子”、“轧杠子”、“跑铁链子”、“跪铁蒺藜”、“站铁鏊”、“气蛤蟆”等等,但最令人发指的则是“站木笼”。



“站木笼”又称立枷,木笼上端是枷,卡住嫌犯的脖子,使其悬在半空,逼仄的笼中则布满铁钉,然后在犯人脚下垫上几块砖,似踏非踏。嫌犯在笼中少有动弹,便会被铁钉刺的鲜血淋漓,此时又会抽去若干砖块,让犯人活生生地悬在半空,最终在历尽铁钉刺身的苦楚后,被活活吊死。毓贤为惩罚嫌犯,特地在府衙前设置12个大木笼,每天都有人惨死在里面,景象之残忍令人发指。


毓贤在曹州在任期间,曾创下3个月杀掉2000余人的记录,却也获得“善治盗”的名声(“光绪十四年,署曹州,善治盗,不惮斩戮。”见《清史稿•列传第二百二十五》),得到上司的青睐,其仕途由此也变得日渐顺利。1895年,毓贤升授山东兖沂曹济道,次年又补山东按察使,奉命镇压曹县、单县大刀会起义,同样也是流血满地、枕骸遍野。



当然毓贤的恶不止于此,他给中国带来最深重的祸患,莫过于在山东巡抚任上招抚拳民,将他们组建成“义和团”,到处烧教堂、杀教士,开“庚子拳乱”的源头。不仅如此,毓贤还鼓动慈禧太后及王公大臣,将“义和团”引入直隶、北京、天津等地,围攻使馆,肆意捕杀洋人及教民,由此导致八国联军侵华事件的发生,危害巨深。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将毓贤列为排外仇教的“罪首”,要求清廷严惩。1900年9月,毓贤被革职发配新疆,次年2月被清廷下令在兰州处斩,就此结束其祸国殃民一生。毓贤虽死,然其一条贱命怎换的回万千无辜遇害同胞的性命?怎换的回赔偿给列强的四亿五千万两白花花的银两?爱国贼之害国,从来如斯,所以李鸿章在弥留之际痛骂毓贤误国不止,正是因此。


据说毓贤死后,山西百姓因感激于他的清正廉洁,从不贪污一分银钱的“清白史”,竟然还特地为他建立祠堂,时时供奉,毫不怜惜死在这个“屠伯”刀下的万千冤魂。最终还是清政府勒令拆除这些祠堂,断了后世以毓贤为榜样的念想。


文史砖家

从毓贤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似乎应该被归入到酷吏的行列中去。执法严酷、视人命如草芥是酷吏的典型特征。不可否认,酷吏当中也有不畏权贵,敢于杀戮,致力于维护君王统治秩序的有胆魄之人,但这只是特例。在皇权一家独大,法律体系、监督体制形同虚设的时代,酷吏最好的生存策略就是看君主脸色行事--法律的公正,民众的福祉在酷吏看来只是一个幌子而已。

虽然毓贤死后家无余财--这似乎能说明他不是一个贪官,但“不贪”并不是衡量好官的唯一标准。毓贤在清末飘摇的政局、混乱而复杂的局势当中,左冲右突、大刀阔斧,很是有一番作为;但是他不问青红皂白,多行杀戮的处事手段被很多人批评,而且他的努力并没有改善甚至恶化了清政府的外交关系和国内局势。

既然是这样,还能指望人们对他有多爱戴呢?


孚比斯

世界观与方法论,毓贤的世界观是忠于朝廷,洋人对华都是不怀好意的,老百姓不严管重压就会匪化。所以他在曹州当知府就开始用残忍的方式蹂躏百姓,残忍是他的方法论。从知府一路升任山东巡抚,他干了件大事,招抚了义和拳为义和团,目的牵制胶州的洋人。这件事后他调到山西了,但后患导致了庚子国变,辛丑国辱。他只是个州县酷吏还不足为患,但牧守一方就是这后果。有几个人不算祸国也够误国了。


一叶小舟风雨渡

此人太残忍,其心如畜生一般,在山东用站桩残酷杀人,在山西,采用各种卑鄙的手段杀死妇孺,造成极坏的国际影响,难怪李鸿章说“毓贤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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