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西西比三角洲曾是一片富饒的土地，這裡孕育出一望無際的棉田、曠鬱的藍調音樂，也充斥著種族歧視以及黑人的血淚。但在20世紀，他們中還有一個鮮被提及的群體：華裔美國人。
他們在白人與黑人的夾縫間求生存，上百年來，深深紮根於這片遙遠的南方農村腹地。
這裡曾是美國南部最有名的棉花種植園區，隨處可見一個個巨型的棉花包安靜地躺在地上，強烈的光線快要讓人眩目。
25歲的泰勒·龐靠在棉花包上，他在州農業部工作，生活在約有1500人口的城市馬克斯，是那裡僅剩的幾個華人居民之一。
近幾十年，工業機械化和經濟衰退使密西西比三角洲陷入困境，就業機會匱乏，越來越多的人選擇離開。據粗略統計，生活在三角洲的華人從上世紀70年代的幾千名已經減少到500名左右。
泰勒·龐家有一個農場，他和父親一起經營，種植棉花。“我是家裡的第四代農民，我想把這個傳統延續下去。但你要說哪裡有錢就去哪裡，我也能理解。”泰勒·龐認為，這裡確實沒什麼機會，仍留在密西西比三角洲的人不是農民，就是教師或從事醫療。
泰勒·龐並不覺得自己與中國血統有很強的聯繫，他形容自己是“被困在亞洲身體裡的白人”。
圖為一名黑人男子騎著自行車穿過格林維爾的街道
中國移民第一次來到三角洲是在美國內戰之後，他們在種植園勞作。但很快，華人便離開了種植園，開始自己創業經營雜貨店，並且靠薄利多銷和熱情服務贏得了黑人社區的歡迎。
在三角洲地區，四萬多的人口規模，華人開的雜貨店就多達50餘家。
圖為雷蒙德·黃在家裡，他如今任教於三角洲州立大學。
雷蒙德·黃就是在雜貨店裡長大的。他的父親15歲時從廣東移民過來，到這裡後跟其他華人一樣開始經營雜貨店。“我認識的每個（華）人，都是在雜貨店長大的。
圖為雷蒙德·黃在一家關門的雜貨店前。
在成長過程中，雷蒙德·黃時常會聽到種族性辱罵，但他都置之不理，直到他的家庭遭遇到一次最嚴重的種族歧視。
那時，他的父親看中一幢位於白人社區的房子，並決定購買。但社區的白人居民明確地宣稱：不讓中國人住這裡。當他們準備遷入時，居民們開始往車道上扔瓶子，到處都是玻璃碎片。
“我父母決定不搬家了，因為他們擔心我們會受傷。”黃家最後在自家雜貨店後建了一所住屋，一家六口就擠在這幾間房裡生活。
隨著時代變遷，連鎖超市逐漸成為新的商品採購選擇，很多華人經營的雜貨店都漸漸關閉，雷蒙德·黃家的雜貨店也轉讓給了別的華人繼續經營。
圖為傑羅姆·蘇展示他在業餘時間創作的木雕和雕塑的照片。
傑羅姆·蘇的MIN SANG雜貨店是格林維爾城裡為數不多還在繼續營業的雜貨店之一。這家店已經經營了60多年，早些年生意特別好，現在生意越來越淡。
傑羅姆·蘇的雜貨店給社區居民的日常生活帶來了方便，因此他很受尊重，當地人都稱他為“中國黑人”。傑羅姆·蘇曾經遭遇過搶劫，事後有顧客進來幫忙查看傷情，並給予他很多支持來尋找強盜。
在密西西比州格林維爾，萊恩·關（右）與肖恩·關兄弟倆的父母也靠開雜貨店賺錢。他們的父母是70年代從香港移民過來的。這個社區有許多人保留了他們家族的中國文化元素，在他們與家人朋友常有的聚會中，也往往有中國菜。
萊恩·關是德爾塔州立大學的學生，在成長的過程中，他遭遇了很多歧視。“我一直處於被孤立的狀態。為了交朋友，我不得不去迎合別人，沒辦法做真正的自己。 ”
萊恩想要重新找回丟失的那部分“中國遺產”，只要有機會，他就會為他的中國血統辯護，並努力讓其他人瞭解他的中國身份。
萊恩很希望家人能搬離三角洲，“中國人很容易成為目標，他們知道我們不會反擊。我的祖父就死於一次搶劫，他在交出錢後還是被槍斃了。”雖然萊恩對其他城市更感興趣，但他畢業後還是想留在家鄉，他覺得與家人在一起更重要。
肖恩是一名機械師，他很享受南方緩慢的生活節奏，也很欣賞密西西比的槍支文化，“我們可以公開攜帶槍支，而且允許隱藏攜帶。”這對肖恩來說很重要，因為他可以武裝起來保護家人。
肖恩並不喜歡提及他的中國血統，“我個人的看法是，中國人很優秀，總有一種常見的說法，‘哦，他能做到，因為他是中國人。’我更希望用行動來證明自己，而不是血統。”
正午，格林維爾的一幢幢房屋在烈日的照射下泛著夢幻的色彩。三角洲的地形平坦開闊, 到處都是這樣的獨棟建築。
弗裡達·管坐在家中院落的木椅子上，操著濃重的美國南方口音，頭髮花白，眼睛常眯成月牙。她是一名退休的圖書管理員，丈夫去世後，獨自一人生活在密西西比州奧利弗布朗奇。
弗裡達·管的兩個兒子分別住在田納西州的孟菲斯和喬治亞州的亞特蘭大。“在這裡沒有未來”。
密西西比州克拉克斯代爾，周瑞林和周春莉在家裡後院的一輛破車前合影。夫妻倆都在密西西比三角洲出生長大。退休後，他們選擇回到家鄉生活。
周瑞林曾在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工作，擔任月球任務的太空工程師。他身後牆上掛著的都是工作時獲得的各項獎章和榮譽。
和許多華人一樣，周瑞林和周春莉從小也是在父母開的雜貨店裡長大。“當你個子高到可以看到櫃檯的時候，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我們會坐進購物車裡，另外的孩子當司機，然後把購物車推到房子外面去玩；或者扮演交通警察，拿出黃色、綠色、紅色的果汁軟糖作為信號燈。這些回憶對我來說很有趣。”
周瑞林和周春莉都是基督教徒，在教會里非常活躍。上世紀40-50年代，在中國人還沒有完全融入當地社會時，教會為他們提供過很多幫助，比如開設英語課。
漸漸的，教會生活就成了華人社區的重要組成部分，許多人會去教堂做禮拜，或者一起打麻將。
圖為密西西比大學的操場上正在進行橄欖球訓練。在美國南部，橄欖球是一種重要的生活方式。
周瑞林夫婦很喜歡南方的生活，感覺非常自在。他們的很多親戚朋友也住在附近，閒暇時大家會一起聚會。
藝術家史蒂夫·易12歲時移民到美國。
“我1952年來到這裡，當時連一個英語單詞都不會說，只能呆在教室裡畫畫。球隊的大個子同學都不喜歡我，他們會往我的背上吐口水 。
但是等到我完成學業的時候，他們都來祝賀我，因為我贏得了所有的獎學金。”史蒂夫·易擅長水彩畫，曾贏得過幾十場繪畫比賽，繪畫作品在加利福尼亞和德克薩斯的畫廊中展出。
圖為拉克·榮站在他的紅色跑車前。他戴著一頂橄欖球帽，以示對密西西比大學橄欖球隊的支持。
在密西西比三角洲對華人具有種族偏見的幾十年歷史裡，有三位華人衝破藩籬成為城鎮的市長，被當地社會所接受。拉克·榮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密西西比州斯勒吉的第一位中國市長。他之所以競選市長，是因為這是解決他住的地方附近道路損壞的唯一辦法，他想獲得資金來修路。
拉克·榮是一個非常有公民意識的人，他會積極融入社區，主動和白人打交道，遭遇歧視時，他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上。
一百年間，華人在種族隔離的大環境下相依為命求生存，形成了緊密的社區關係。而在大城市，比如紐約、舊金山和洛杉磯等，華裔很多，社區數量密集，紐帶卻沒這麼明顯。
如今，當地的華裔群體已經步入老齡化，大部分高中生畢業後便定居別處。這是三角洲華人長久以來的寫照：努力工作，把孩子送到大學讀書，然後看著他們遠走高飛。
華裔的身份認同：到哪都遭遇歧視
23歲的美籍華裔鄭凱成（Victor Zheng）出生在美國的華盛頓特區，從小吃著美國菜、說著美式英語、受著美國文化薰陶而長大。
黑頭髮、黃皮膚的他，父輩都是來自中國的移民，這讓他對中華歷史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
可是，他怎麼都沒想到，他這輩子受過的最意想不到的白眼和“歧視”，竟然是來自遙遠的大洋彼岸，來自那群和他擁有相同血脈的人們。
2016年底，鄭凱成和美國朋友Dylan組建了樂隊“一堆老外”（Dylan and Vic），翻唱中國流行歌曲，其中用英文翻唱的《難忘今宵》在微博上獲得了將近400萬的播放量，大受歡迎。
他們卓越的才華和迅速積累的名氣也引起了國內一家大型音樂公司的注意，就在雙方即將簽訂合同時，鄭凱成卻突然表示，他們被“淘汰”了，理由是“我長著一張中國人的臉”。
雖然這個理由讓鄭凱成感到驚訝，但對方公司的解釋，卻讓他隱隱感覺到了背後的問題：
他們告訴我，如果我是個真正的中國人，中國觀眾會非常喜歡這樣一個能夠說流利英文的年輕人；又或者我是一個能說流利中文的純正“外國人”，亦會有相當大的市場。而“不倫不類”的鄭凱成，夾在這兩者之間，反而容易激起一些本土中國人的敵對情緒。
事實上，自從鄭凱成進駐中國一些自媒體平臺以來，“賣國賊”、“洋走狗”這樣的留言謾罵就時有出現，這讓他感到非常困惑。
自己明明是個華裔美國人，英語是他的母語，同時他也喜愛中國文化，希望留在中國發展。但他無法完全放棄自己的美國身份，偽裝成一個“純種”中國人，就像他無法否認自己體內的中華血脈一樣。
鄭凱成的經歷並非個例，澳大利亞華裔黃淑琳在中國尋找一份“面向外國人招聘”的英文教學工作時，就因自己的華人面孔而屢屢碰壁。
經過了三十幾個面試，在北京來回奔波了好幾個月，黃淑琳感到憤憤不平卻不得不放棄。
面試官委婉地拒絕她，說他們更願意招聘長著“非華人”面孔的英文外教。
在回家的出租車上，司機師傅還對著她大呼小叫：“你不覺得太對不起中國人嗎？你的中文太差了！”黃淑琳有著自己的困惑：“我是一箇中國人嗎?”
根據美國人口調查局2013年發佈的數據，美國共有1944萬亞裔人口，約佔總人口數的6%，其中華人數量為452萬，是亞裔群體中的“主流”。
在這四百多萬華人中，有三分之一都是完全在美國出生成長的二代移民。
他們雖然擁有中國血脈，卻是個地地道道的美國人。他們不僅在美國會被白人主流社會歧視，更為尷尬的是，他們當中有些人長大後回國尋根，希望看到的是一個開放、包容、多元化的“故鄉”，期待被理解、被認可，期待思想的碰撞。然而，來自中國人的偏見和歧視，卻是他們未曾料想的。
如果說中國人對華裔族群的歧視和憎惡確實存在，那麼這可能會出於怎樣的原因？知乎上一個相關的熱議問題似乎能給我們一些線索。
網友們的回答紛紛指向了一個方向——“明明是他們先瞧不起我們”。
在網友們的描繪中，ABC們是一群急著和中國人劃清界限的人，他們努力地想洗刷掉自己身上的“中國”印記，彰顯自身的“高貴”，以求更好地被美國社會接納和認可。
一個網友說，自己就碰到過一個拒絕承認會說中文的華裔，在和中國室友因為瑣事爭吵的時候，終於忍無可忍用流利的中文對罵了起來。
誠然，某些華裔或是急於和“低素質”中國人劃清界限，或是想擺脫美國人對自己亞洲身份的歧視和刻板印象，或是想證明自己可以是個“真正的美國人”，因而拒絕接納自身的中華印記。
這種“逃避”和“否認”讓民族自尊心很強的我們感到受傷。哪怕只是因為他們無法說出流利的中文，我們的憤怒情緒也會被無限挑起和放大，這反而殃及了無數渴望親近中國、擁抱中國的二代華裔。
2014年，杜克大學的學生採訪了40位亞裔美國人，並附上了他們一直以來都想對誤解他們的人說的一句話。這些圖片讓人震撼，雖然這一開始是希望引起人們對美國人歧視亞裔族群現象的重視，但放在如今的中國語境下，同樣也能夠引發我們的深思。他們是這麼說的——
“失去了我本來的語言讓我很難過。”
“我有時候會想家，
但又不知道我想的那個家在哪裡。”
“因為我的家庭不夠‘白’，
我在成長過程中一直感到很羞愧。”
“因為語言問題不能跟在中國的親戚交流，
這讓我很難過。”
“因為種族歧視，走到哪兒都有人恨我。”
交流、對話、求同存異…… 在紀錄片《我們的偏見：關於華裔與中國人》最後，受訪者們給出的關鍵詞似乎印證了某種互相融合的可能性。
其實，面對那些對中國抱有善意的華裔，我們不該讓盲目的偏見和憤恨遮蔽住眼睛。面對和我們“有點像又有點不像”的他們，一顆開放而包容的心，才是跨越隔閡與鴻溝的唯一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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