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的楊絳
“鍾書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裡去呢？我壓根兒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間，打掃現場，盡我應盡的責任。”
傳說中的“南沙溝”，離釣魚臺國賓館極近，小區門口有人站崗，裡面清一色三層舊式小樓，樓距很寬，中間是靜謐的喬木和草坪。
據說，這裡幾百戶人家中，沒有封閉陽臺也沒進行裝修的，如今只有這一家。楊絳拒絕封起陽臺：“為了坐在屋裡能夠看到一片藍天。”
1977年春，錢鍾書一家告別學部辦公室的蟄居生活，搬到此處新宅，這也是錢人生中的最後居所。三十多年來，這是一個略顯寂寞的地方，因為主人罕有的孤獨；但它也不斷迎來送往，因為主人稀世的分量。
楊絳：“我們覺得終於有了一個家。1981年攝於三里河寓所”
客廳即書房，中間安放著一張大寫字檯，錢鍾書過去坐這裡，他走後楊絳繼續在此伏案，堅韌地寫出《我們仨》、《走到人生邊上》等近作，年屆白壽的她如今仍天天讀書，筆耕不輟。
家裡一切都保持錢鍾書在世時的舊樣。西牆邊放著兩張沙發，專為接待客人；東、北兩排靠牆書櫃，實際僅一個書架，且多是工具書；南面一溜明亮的玻璃窗，映出主人的剔透。
錢楊是無錫同鄉，1932年相識，1935年喜結良緣，恩愛六十多年。夏志清稱，“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界再沒有一對像他倆這樣才華高而作品精、晚年同享盛名的幸福夫妻了。”
這十多年來，面對時間這位嚴酷的判官，楊絳彷彿大戰風車的“堂吉訶德”，越戰越驍勇：翻譯、寫作之外，她還一人攬下了整理錢鍾書學術遺物的工作，那是幾麻袋天書般的手稿與中外文筆記：除了2003年出版的3卷《容安館札記》，還包括178冊外文筆記（共3萬4千頁），今年6、7月，剛剛整理完的20卷《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也將面世，恐怕難以想象，一個老人居然能扛下如此超負荷的重擔。
如今，迎著即將到來的百歲生日，她微笑著，倔強著，還在孜孜矻矻地“打掃現場”……
艱難的抗戰時期，中共上海地下黨曾在文藝界組織了二十多個職業劇團開展戲劇救亡運動。剛從國外回滬的楊絳，在陳麟瑞（筆名石華父）、李健吾等人的鼓動下，業餘創作了四幕劇《稱心如意》。此劇在金都大戲院上演，由黃佐臨執導，李健吾也粉墨登場扮演劇中一位老翁。楊絳雖是劇壇新手，但“出手不凡，功底深厚，初出茅廬便一鳴驚人，《稱心如意》引來陣陣喝彩聲”。看過此劇的趙景深在《文壇憶舊》中評議道：“此劇刻畫世故人情入微，非女性寫不出，而又寫得那樣細膩周至，不禁大為稱讚。”
楊絳在中關園宿舍
此後，楊絳又創作了喜劇《弄假成真》、《遊戲人間》及悲劇《風絮》，延續英式戲劇傳統，諷刺人性的弱點，幽默人生的悲歡，柯靈贊她“解剖的鋒芒含而不露，婉而多諷”。
1945年，夏衍看了楊絳的劇作，頓覺耳目一新——“你們都捧錢鍾書，我卻要捧楊絳！”
清華讀研時，楊絳已和錢鍾書確立戀愛關係。一次葉請她到家裡吃飯，飯後拿出一本英文刊物，讓楊譯出其中一篇政論《共產主義是不可避免的嗎？》，說《新月》要發表此篇譯文。她當時心想：葉先生是要考考錢鍾書的未婚妻吧？只好迎接“考試”。此前她從未學過、做過翻譯，雖在政治系畢業，但對政論一向無興趣。別說翻譯，對她這個姑娘家而言，讀這樣的文章，難度也可想而知。然而，她硬著頭皮交稿時，葉公超卻說“很好”。不久，《新月》就發表了她的這篇“處女譯文”。
抗戰勝利後，楊絳譯自哥爾德斯密（1730-1774）的散文《世界公民》的一段，題為《隨鐵大少回家》，受到翻譯名家傅雷的稱賞。解放後她譯的47萬字的法國小說《吉爾·布拉斯》，又受到朱光潛的稱讚：我國散文（小說）翻譯“楊絳最好”。
溫文爾雅與剛強不屈
“文革”初期，別人被鬥得狼狽不堪，錢鍾書卻頂著活無常式的高帽子，胸前掛著名字上打叉的大牌子昂首闊步，任憑街上的孩子鬨鬧取笑，既不畏縮也不惶悚。
在暴虐橫行、風聲鶴唳的年代，瘦弱的楊絳還有過“壯舉”。
正在大寫論文，後被批為“毒草”的楊絳
“楊先生是非常較真的，‘文革’初清洗廁所，汙垢重重的女廁所被她擦得煥然一新，把我嚇了一跳，也頓生敬重之心；她給錢先生改大字報的事，若是我們肯定說不要貼，但她就會打著電筒去找去修改。”1970年7月，初下幹校的張佩芬和楊絳同被分在河南息縣，在四人間的“乾打壘”小屋中有過半年“聯床之誼”，張的印象中，楊絳在幹校時少言、自制，相熟後會用她特有的方式“讓我們開朗起來”，例如坐在小馬紮上輕聲敘說家人趣事。
1969年11月，年近花甲的錢鍾書告別妻女先下了五七幹校，學問通透的他，侍弄煤、鍋爐卻是外行，水總是燒不開，被大家笑稱“錢不開”。半年後，楊絳也來到幹校，兩人不在一個連，但能偶爾相聚。
據葉廷芳回憶：“兩連在地界上是毗鄰的，差距一里左右。我和楊絳都在‘菜園班’，她當時也快六十了，白天由她看管菜園，她就利用這個時間，坐在小馬紮上，用膝蓋當寫字檯，看書或寫東西。錢鍾書擔負送信工作，每天下午四五點左右，他去‘公社’取件時，總要繞道百十來步到我們這裡看他的妻子，我們看到她把寫的東西遞給他，他一般就站在那兒也不坐下來，拆下來看看，聊幾句就走了。”
在信陽的日子，楊絳依然寡言。據葉說，她和別人不同，似乎總是“笑嘻嘻的”，“我們當時都叫她楊老太（因為當時有個歌），全所的群眾會上，她發言也不多，你看不出她憂鬱或悲憤，總是笑嘻嘻的，說‘文革’對我最大的教育就是與群眾打成一片。”
只是有一次，“我們大家都在勞動，鑿井、種菜、澆菜……菜地旁邊突然起了個墳堆，我就聽到她說，死的人多冷啊，墳地裡草都沒有……當時是夏天，我還奇怪她怎麼會想到冷”。事實上，那時候的楊絳剛剛遭遇喪婿之痛，他們的女婿王德一，批鬥中不堪受辱自殺了。
1980年，《幹校六記》出版，錢鍾書寫了一段意義深遠的“小引”，“我覺得她漏寫了一篇，篇名不妨暫定為《運動記愧》”，“一般群眾”都得“記愧”，“或者慚愧自己是糊塗蟲，沒看清‘假案’、‘錯案’，一味隨著大夥兒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慚愧自己是懦怯鬼，覺得這裡面有冤屈，卻沒有膽氣出頭抗議，至多隻敢對運動不很積極參加……”
待《六記》出版後，葉廷芳才恍然大悟：“原來她當時不光是在那兒寫信，我本以為她在寫內心的痛苦和獨白，但是書裡沒一個字關於階級鬥爭，而且也沒寫我們這些人的名字。”
楊絳手跡 資料提供 / 李文俊
“她就是這麼的含蓄，沒有一點complain（抱怨），反而更感人，因為沒有一句protest（抗議），真是個高貴高尚的靈魂。”採訪中說起《六記》，傅聰感慨無限，“79年我第一次回來去北京看他們，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楊絳先生老是嘀咕嘀咕地說‘至少勿要害人’（滬語），她這話重複了很多次，幾乎是喃喃自語，裡面包含多少辛酸、多少折磨啊！那時‘文革’剛結束，可見在她心裡有多深的創傷。”
“楊先生的筆彷彿既是放大鏡，又是望遠鏡，在洞察那個不幸時代的歷史進程，在審視那個荒唐時期的艱難人生。”從鄭土生日後的文字中可見其感恩之情，“在她溫文爾雅，慈眉善目的外表下，有一顆剛強不屈的心；她有主持正義，不顧自己安危，救人於危難之中的膽略和氣概。”
為默存而“默存”
風裡孤蓬不自由，住應無益況難留。匆匆得晤先憂別，汲汲為歡轉兼愁。雪被冰床仍永夜，雲階月地忽新秋。此情徐甲憑傳語，成骨成灰恐未休！
錢鍾書的《代擬無題七首》當年是為楊絳的小說人物而作的，據楊說，他原本還不願意，楊嗔怪道，自己為他《圍城》寫了白話“歪詩”（蘇文紈的雕花沉香骨扇上有首情詩，即楊代筆之作），而今自己的小說要幾首典雅情詩，為何不得？“默存無以對，苦思冥搜者匝月，得詩七首擲於餘前”，楊一看，“韻味無窮，低徊不已。絕妙好辭，何需小說框架？”為此，她打消了創作念頭，“得此空中樓閣，臆測情節，更耐尋味”。
顯然，楊絳在讀這些情詩時，發現已不是什麼“代擬詩”，而是錢鍾書對自己的再度表白，所以也捨不得勻給小說人物了。
楊絳：“鍾書和我互相理髮，我能用電推子，他會用剪刀”
1932年，春，清華古月堂門口，楊絳與錢鍾書初見。
這個書生瘦瘦的，“青布大褂，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鏡”，眉宇間“蔚然而深秀”。
沒多久，錢就給楊寫了信，“約在工字廳見面”。他開口第一句話是：“我沒有訂婚。”她接口道：“我也並非費孝通的女友。”兩下釋然。
就像她母親所說的：“阿季的腳下拴著月下老人的紅絲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華。”
錢楊兩人此後開始通信，“我們只是互相介紹書，通信用英文。那時清華園內有郵筒，信投入郵筒，立刻送入宿舍，通信極便。他的信很勤，越寫越勤，一天一封。”
學期終了，錢鍾書希望楊絳考清華研究院，這樣兩人便可再同學一年。“他放假就回家了。他走了，我很難受，難受了好多時。冷靜下來，覺得不好，這是fall in love了。”
錢畢業離開後，寫了許多信給她，又作了許多情詩，其中有詩句寫道：“依娘小妹劇關心，髫辮多情一往深。別後經時無隻字，居然惜墨抵兼金。”錢的舊體詩寫得文辭典雅，情深意切，可惜楊的回信並不多，她說自己不愛寫信，為此他略有抱怨，後來寫《圍城》，他還念念不忘此事，《圍城》裡的唐曉芙也不愛寫信。
大約是錢鍾書寫信寫得太勤，其父錢基博看出了端倪，有一回，老先生擅自拆了楊絳的回信，從而對其大加欣賞。大意是，錢鍾書形容他一位朋友和女友通信時，每句開頭總是“朋友呀”。楊絳不贊成交這種朋友，回信道：“‘毋友不如己者’，我的朋友個個比我強。”老夫子覺得此言“實獲我心”，便給楊絳回信，誇她明理懂事，並鄭重其事把兒子“託付”給她。
這以後，錢鍾書便由父親領著，上門正式求親，兩家舉辦訂婚宴，那晚錢穆也在座。兩人雖系自由戀愛，結合倒是沿著“父母之名，媒妁之言”老老實實走了一遍程序，1935年7月13日，結婚儀式在蘇州廟堂巷楊府舉行，婚禮新舊參半：楊家新式，錢家舊式。
婚後的楊絳，為默存而“默存”，甘於犧牲自己的才學、時間、精力，成就錢鍾書的治學和創作。對於痴氣十足的錢鍾書，她體貼關愛，攬下生活裡的一切擔子，檯燈弄壞了，“不要緊”；墨水打翻了，“不要緊”，她的“不要緊”伴隨了錢一生。錢鍾書的母親誇她“筆桿搖得，鍋鏟握得，在傢什麼粗活都幹，真是上得廳堂，下得廚房，入水能遊，出水能跳，鍾書痴人痴福”。
錢鍾書對她也戀慕至極，將《寫在人生邊上》“贈予季康”。短篇小說集《人·獸·鬼》出版後，在兩人“仝存”的樣書上，錢又寫下浪漫痴語：“贈予楊季康，絕無僅有的結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對於從小嗣出的錢而言，這份博大的“三位一體”的情感中或許還包含著一份母性關懷。有一次，楊絳要捐掉她為錢鍾書織的一件毛衣，錢抱住不放，說：“慈母手中線。”
兩人相濡以沫63載，共同營造了最純淨的婚姻，錢鍾書曾如是總結：“我見到她之前，從未想到要結婚；我娶了她幾十年，從未後悔娶她；也未想過要娶別的女人。”
“鍾書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顧人，男不如女。我盡力保養自己，爭求‘夫在先，妻在後’，錯了次序就糟糕了。”錢鍾書纏綿病榻的日子，全靠楊絳一人悉心照料。丁偉志回憶道：“錢先生當時不能進食，只能靠鼻飼，每個菜都是楊先生親自給他做，菜都做成糊狀，魚要做成粥，一個小刺都不能有，都是楊先生一根一根剔掉的。”
1938年回國途中，攝於Athos II船上
今年2月23日，張佩芬突然接到楊絳一個電話。
“因為她只懂英文和法文，不通德語，偶爾也會找我幫忙，她把字母念出來，我記下來查，查好後我給她回信，她收到後第二天馬上就電話回我道謝。”
“她有說在寫什麼嗎？”
“我不敢問她，之前問過，她會不高興的。《走到人生邊上》出版前一兩個月，問她寫什麼，她說還忙著，還在寫，不肯說寫什麼，後來就出版了。”
“那她請教您的德文是什麼內容呢？”
“像繞口令似的，沒什麼意義，拆成單獨的詞語就是單獨的意思，猜測不出來；也許她還在翻譯，可能是她翻譯的書裡面碰到的德文詞；也可能是她在整理錢先生的筆記。”
“挺好的。”那通電話中，提及近況，楊絳也只說了這仨字；她的耳朵幾乎聽不見了，“即使帶著助聽器也聽不見”；小輩們笑稱，跟她打電話就是她的“一言堂”，別人問什麼她也“答非所問”，所以只能在《走到人生邊上》寫下“一連串的自問自答”。
據張佩芬回憶，楊絳所尋德語共18個字母，一口氣讀完，好似一個拗口的遊戲，倘若加以分割，便是3個獨立的單詞——給予，贈與了，已經離開了。
（參考：《楊絳文集》《聽楊絳談往事》《我們仨》《錢鍾書集》《錢鍾書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等。感謝：葉廷芳、張佩芬、李文俊、丁偉志、傅聰、董衡巽等接受專訪；吳學昭提供幫助；實習生王楊卡佳、鬱琳參與錄音整理）轉自南方人物週刊
《市場觀察》雜誌｜中國營商風向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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