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管仲秉持的是“盐铁专营，促进贸易，以商止战，以利胜敌”的治国理念，那么，与之相对，商鞅走的就是“消灭贸易，奖励耕战，以战止战，以强胜敌”的完全不同的道路。
商鞅其人，列位看官都很熟悉，本是卫国一名书生，在魏国求官不仕，做了多年的中庶子，秦孝公遍寻天下才士，得以遇之，遂如金风玉露一相逢，鱼水久别得重聚。才士明君两相和，弱国重现新生机的故事按下不表，这里给大家探讨一下商鞅的经济理念。
商鞅入秦之时年方三十，其时秦孝公年仅二十二岁，青年人改革起来总是不惮采取激进的做法，他们的强国之道第一要义是打仗，商鞅认为战争既能检验改革的成果，也可以促进改革的实施。他曾说过：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意思是国家贫穷就要去打仗，可以把不好的东西输送到敌人那里，没有像文士、商人那样的国害，国家一定会强大。国家富足而不发动战争，就会懒惰懈怠，出现儒生、商人那样的国害，一定会羸弱下去。
而为了支撑战争机器的运转，商鞅设计了一套专门的制度，其经济观从这套制度中可见一斑。
一 农业国改造
商鞅通过三年的时间，将秦国改造为了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具体做法包括：
废井田开阡陌。作为一种古老的公社制度，井田制起源于商代，指的是私田各家单养，公田各户同耕，春种秋收，守望相助。井田制在起源之初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社会生产模型。可是进入战国时代，人口激增，井田制事实上已经败坏，土地兼并大行其道，儒家学者也据此认为“礼崩乐坏”。秦国却还保留着古老的井田制度，使得生产力十分低下，商鞅有感于此，立法废井田开阡陌，允许民众开荒耕耘，买卖土地，刺激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国家的生产力水平。
抑制商业，鼓励农业。为了达到控制生产力的目的，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农业生产，商鞅立法堵住了生产力的其他出路。《商君书·垦令》载曰：“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农无得粜，则窳惰之农勉疾。商无得籴，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窳惰之农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意思就是，不让买卖粮食，商人也就不能囤积，就不能得利，就不愿行商，就像种地）“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意思就是加重赋税，农民就厌恶商业，商人也就不想干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商鞅采取了以下的办法：1.控制粮食买卖和矿山国有化 2.对工商业坚持重税政策 3.推行户籍政策，限制人口流动。 4.取缔货币，实行以物易物的制度。 正是采取了这些制度，使得秦国短短几十年间成为了一台不知疲倦运转的战争机器。
二 设计军爵制度
自楚国吴起变法将贵族爵位通过法律规定，无功者爵位只能延绵三代以后，商鞅制订了更为激进的改革制度，也开启了更为深彻的改革。
军爵制度的具体政策有两条：第一，“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收回贵族所有的爵秩，取消特权，重新分配，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才能够重配爵秩，列籍贵族；第二，“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只要有军功，无论贫贱都可以获得贵族的爵秩。商鞅设计了二十个等级的爵位，都以杀敌多少来封赐。
这一制度的设立彻底抹平了贵族和平民的界限，使得穷家蔽户也能产生高堂将相，贵胄旺门也会被剥爵削位，却将举国上下百姓的职能限制在了农民和军人两者之中，秦国百姓只能或富国或强兵，别无他路，。这样的制度为秦国横扫诸国一统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设郡县以分天下
变法进入第十个年头，改革越发深彻，民众中“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之风浓烈，商鞅在此时开启了他新一轮的改革——设郡县以分天下。
商鞅完善并推广了郡县制的地方管理体系。他把小乡、邑合聚为县，设立县令、县丞、县尉等职务，组成县署，后来每征伐下一块土地，就增设一县。与分封制最大的不同是，郡守和县令都由君王直接任免，不得世袭，各地方长官于每年秋冬向朝廷申报一年的治状，朝廷据此对其进行考核，奖功罚过。 郡县制成为秦国的治国基础。这一制度完全有别于之前的封建制，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是中国官僚制度的根本。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就说：“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当代史学家唐德刚从国家管理模式角度分析认为，中国三千年可分为部落制、封建制和郡县制三个阶段，商鞅之后，几无大变。甚至，一直到今天，中国的省市县治理模式仍然没有跳出其藩篱。
商鞅的模式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残酷最激进的一种强国模式，勒商业以控制生产力于农业，奖战功以刺激民众奋勇公战，设郡县来增强行政效率优化生产力的分配，不仅是商鞅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的集中体现，更是“命令型计划经济”体制的集大成之作。国家控制几乎所有的重要生产资料，排斥或部分地禁止商品贸易，压制或消灭自由的商人阶层，从而使国民经济完全地服务于国家的目标。
商鞅之道，富国强兵，在短短几十年间为秦国由山东诸国的砧上鱼肉变成谈之色变的虎狼之国奠定了基础。总的来说，商鞅的改革是切实完成了目标的。可是他严苛乃至变态的生产力分配模式，废除贵族改用军爵的吸纳人才的途径以及对社会生产力的分配方式却招致了普遍的批评以及争议，也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在后世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正统的很长的时期里，知识阶层以谈论商鞅为耻，连说到他的名字都会“口臭三日”。秦朝灭亡后，世人对之多有反思，其中最出名的是贾谊的《过秦论》，他将秦亡的原因归结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宋代王安石推行变法，反对派、当世文豪苏轼上书宋神宗，以商鞅为前车之鉴，认为“惟商鞅变法不顾人言，骤至富强，亦以召怨天下，虽得天下，旋踵灭亡”。这都是典型的儒家视角。
不过，有一位著名人物对商鞅却是极为推崇。早在1912年，就读于湖南省立一中的19岁少年毛润之写作《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这是他留存至今的最早文稿，在这篇500余字的作文中，他写道：“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他的国文教员柳潜读后赞其“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及至晚年，沉迷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主席对儒学嗤之以鼻，而独尊法家，他最欣赏的两位政治改革家，便是商鞅和王安石。1973年8月，毛主席创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将孔孟儒学贬为“秕糠”并公开替秦始皇“焚书坑儒”翻案，全诗曰：“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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